企业关注

厉以宁:国企欠民企钱是企业债务新特点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表示,当前企业欠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大企业欠小企业的钱。目前大企业和国有企业普遍走向零库存管理,小企业是大企业的供货单位,这些民企为了争得给国企配送零部件和原料的机会,必须增加储备、建设库房。但国有企业在得到零部件供应后,往往3个月甚至半年后才付款,因而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他认为,让中小企业用应收账款融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摘自:《中国证券报》2009年8月31日)

周小川:政府将松绑民企投资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透露,政府在分析抗击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后,发现民营企业是拉动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而服务业是吸收就业的一个更广阔天地,所以要逐渐放开民营企业对服务业的投资。他分析说,当前对民营企业的部分限制性规定,可能会导致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由于没有更广泛的选择,在允许的范围内一哄而上,导致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而在不允许投资的范围内,这样的限制可能造成企业缺乏活力,造成供给不足,使消费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限制还可能使企业产生强制储蓄的心理,或者选择换成外汇去海外投资,最终使得海外金融资产增加。因此,近期中央将出台相关的措施,放开民营企业投资的部分限制,以拉动民间投资。(摘自:《上海证券报》2009年7月18日)

梁小民:政府在企业重组问题上不应包办婚姻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发表文章指出,如今宏观经济政策中重要的内容是调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内容之一是通过企业合并或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合并重组与婚姻一样,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率提高等诸多好处,但并不是每次结婚都能带来好处,也不是每次企业合并重组都能带来效率,关键是看如何结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结果好的少;同样,“政府之命”包办的企业合并,结果好的也不多。美国民航业的企业合并重组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是市场主导的,属于“自由恋爱”。市场主导,企业合并重组在竞争中完成,优胜劣汰,谁的效率低,谁就被兼并,谁的效率高,谁就可以重组别人。当下我们正在进行的企业合并重组,则大多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的主导思想是要由国家对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实现绝对控制。这就决定了企业的合并与重组是由国有企业去兼并其他企业,而不管它的效率如何。或者说,重组的方针是国进民退。家长要包办婚姻是认为自己比子女高明,其动机是为了孩子幸福。政府在企业合并重组问题上“包办婚姻”同样是认为自己高明,其动机也是为了企业和国家好。但用包办的办法来实现善良的动机往往是适得其反。家长未见其比子女高明,政府也未见比企业高明。(摘自:中国新闻网2009年8月24日)

宋国青:让民企借外储炒周边股市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建议,鼓励民营企业“借外储”在周边资本市场做投资。宋国青认为,中国的投资需求将导致强劲的进口,中国年内可能由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每年约4000亿美元的直接拉动效果。”宋国青说,中国进口的增加,对周边经济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将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周边地区的贸易顺差上升。宋国青预计,在中国出台下一次宏观调控、抑制总需求前,全球股市和商品价格将持续上升,周边股市将首当其冲。据历史经验,在SARS后,亚洲股市和全球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其他主要股市也显著上升,一直到2004年4月中国进行宏观调控。在此背景下,他建议鼓励民营企业和个人“借外储”投资周边地区股市。具体操作办法是,扩大QDII规模,将募集的人民币资本抵押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向民营企业发放“许出不许进”的有抵押的外汇贷款,用于投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股市。(摘自:《东方早报》2009年7月27日)

周为民:中小企业的振兴比“产业振兴”更重要

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指出,民间从来不缺少创业的积极性,缺少的是创业的条件。有关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规定得都很好,但是就是缺乏相应的一些机制,包括反危机机制,我们有产业振兴计划,但实际上比产业振兴计划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的振兴计划。政府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规划来促进,不是仅仅从以空前的规划和力度推出政府投资推动国有企业来振兴所谓产业,而是真正把重点放在振兴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上,通过具体的政策来达成这样一个目标,这才是长久之计,而且才是真正的反危机之道。其实真正能够带动民间投资的决不是政府的投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所谓政府投资能够通过乘数作用,能够带动民间投资多少,没有真正的根据。(摘自:搜狐财经2009年8月1日)

梅新育:警惕隐性贸易壁垒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撰文指出,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一些国家以邻为壑的内在冲动大大加强。同时,在国际分工和全球经贸体制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其转嫁危机的道德风险也更加强化。保护主义必将推动世界堕入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进而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借保护主义向中国转嫁危机的作法却未停息。世贸组织秘书处5月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了73起和10起,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和71%,是世贸组织中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压力有增无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危机中,一些国家滥用表面上不违反世贸规则的贸易救济手段行保护主义之实。指望世贸组织启动新一轮广泛的条约谈判来堵塞规则的漏洞,是不现实的,起码也是缓不济急。何况,哪怕再“全面、严密”的经贸规则都不可能杜绝钻空子、玩弄规则的现象发生,对各种隐性贸易壁垒应保持清醒的认识。(摘自:《人民日报》2009年7月13日)

马红漫:开放民间投资领域要“口惠实至”

经济学博士马红漫撰文指出,为抵御金融风暴,在偏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社会流动资金日益充裕。然而,投放市场的资金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多数集中流向所谓的“铁公基”,即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其结果是,在总量经济数据得到明显优化的同时,多数民间投资实体的经营效益并未同步、同幅度地好转。其间,国有资本受到信贷资金的追捧,“国进民退”的一幕在许多领域上演。占据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却仍旧面临资金链紧绷的困境,而金融风暴的寒意更是让它们游走在生死边缘。财政扶持下的国有资本一旦在市场上拥有了政策“特权”,民间投资的“鲶鱼效应”将难有机会显现。国家有关部门此前就曾高调指出,将深化电信、铁路、民航等服务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国有资产重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然而若干年过去了,这一声音鲜见落实。可见,调控部门政策初衷的彰显,尚需倚仗具体的开放措施是否符合社会资本特征。否则,类似的政策将会流于形式。(摘自:《东方早报》2009年7月24日)

苏伟:实行碳关税将引发贸易战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表示,如果发达国家实行碳关税,会引起贸易战。中国反对借口应对气候变化,实施任何情况下的贸易保护。碳关税和边境调解税这一类的措施,是贸易保护的重要表现形式。苏伟称,希望发达国家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一旦采取这样的措施,我国只有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来应对,那么就会引起贸易战,这对世界经济整体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非常不利,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 他表示,实现京都议定书中所要求的量化和减排的目标,才是解决气候变化和贸易问题的正确渠道。“气候变化的问题,是发达国家200年发展过程中释放温室气体造成的,应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摘自:《每日经济新闻》2009年8月27日)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