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变商品，日本缘何最擅长

科技发明多出自欧美，将这些发明“物化”为新产品或试制品，也多出自欧美人之手。然而，将新产品或试制品最终变成值得批量生产的商品，并推向市场的“最终阶段”工作却大多是由日本人完成的。

有调查机构对20世纪世界的新发明数、新产品化数、新商品化数做了一次国际比较，其结果是：第一，出自美国的新发明数达29项，出自欧洲的新发明数达11项，而出自日本的新发明数为零；第二，出自美国的新产品数达30项之多，欧洲为6项，而出自日本的新产品数仅为两项；第三，出自发明最多美国的新商品数却只有6项，欧洲只有两项，而出自发明为零的日本的新商品数却多达24项。

这说明欧美人虽然擅长于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也擅长将发明“物化”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却往往未能将发明创造“进行到底”，真正实现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的全部内容，即开发新商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等。

事实表明，日本人善于接过他人发明创造的“中间成果”，将其商品化、批量生产化并推向市场。日本索尼公司的一位创始人曾说，如果技术上的发明需要一分努力的话，那么，应用开发就需要十分努力，而将其推向批量生产的水准则需要一百分的努力。这段话所使用的数字比喻有些勉强，因为从发明到应用开发，再到批量生产，科技创新的各个阶段所需的努力有着质的区别。然而，考虑到将一种试制品或新产品的构思推向商品化生产实践，牵涉到对市场风险的评估，还有包括技术、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其甘苦之深、之大恐怕是很多企业家的切身体会。正如日本经济学家金森久雄指出：“即使有了划时代的新发明、新发现、新技术，仅仅凭借这些，也无法与生产活动相连。如果没有具备真正的人的血性和胆识的企业家凭借出众的才智和进取精神，以尚未市场化的新技术为基础，将其在经营现场获得的知识动员起来，致力于商品开发，就不可能诞生新的生产物。”

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曾经将技术引进作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任务，到了60年代以后，日本许多大企业兴起了建立企业内部研究机构的热潮，拥有了一批专门从事短、中、长期的研究开发活动的专业人员。日本企业仍然继续贯彻把科技创新进行到底的精神，持续根据需要将一流的科技工作者派遣到生产现场。例如京都陶瓷公司某研究所的人数有时多达170-180人，有时却只有70-80人。其人数经常大幅度增减的原因是，研究人员在完成某项技术或产品的研发任务之后，就带着研发成果深入生产现场，与生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一起投入呕心沥血的商品化努力，待实现稳定生产之后，再返回研究所投入新的任务。欧美人往往在研发取得成果之际就觉得自己作为研究者的目标达到了，不再进行下去，其结果却被日本人拣了便宜。

当然，日本企业能把科技创新进行到底，与数不胜数能倾力钻研某一狭窄技术领域或技能（比如如何制造极薄、极坚硬的刀片）的中小企业分不开。正是这些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推出的新商品提供高质量的零部件，以及为试制新商品所必需的复杂的加工服务，从而有力地支撑了大企业的科技创新。

笔者多次听到日本经济学家赞扬说，那些在车、铣、铇、磨、数控机床操作等基础技术领域身怀绝技的中小企业是日本的“国宝”；那些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钻研某项专门技术的中小企业经营者和技术者给年轻人提供的不仅是技术、诀窍和中间产品，而且是一部部以默默无闻为社会做贡献的无名英雄为荣、为人生价值所在的、极富教育意义的“人生教科书”。▲(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冯昭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