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教育过度产业化

陈晨晨

近日，成都一所中学创建了旨在培养全球商业精英的“MBA少年班”。这个班级被喻为典型的“富二代”班，学费为每年7万元，12名学生的父母中包括煤老板、食品公司总裁、房产商。课程大纲是为这12名富家子弟特别设计的——语文课熟读四书五经，体育课练习长拳，劳动课研习烹饪。他们无需像中国无数十年寒窗磨刀霍霍的考生一样，把高考视为一场改变命运的战役，他们需要做的是安心接受“素质教育”，然后留学他乡。

教育在这个“富二代”班级，好比超市货架上的一件商品。你可以拿走你需要的，唯一要紧的是囊中钞票的厚度。也就是说，富甲一方的可以占有古奇、香奈儿、路易威登，而穷困潦倒的只能去减价的大筐里拣些粗制滥造的便宜货。这是纯商业化运作的必然后果。

2004年曾被喻为“教育产业化”神话的终结之年。那一年，一纸通知书开出10万天价的北航招生丑闻在公众中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否到了不得不终结的地步？2004年9月开学之初，彼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明确表态：“政府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是教育的毁灭。”

这一句话一度被媒体解读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风向标转变”。可惜的是，这一转变在其后几年中并未发生，而如今到了不得不转变的关头。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发展似乎一直奉行着两大标准：“发展优于改革”，“以单一的财政视角来评估发展”。在这一轮功利化的教育发展浪潮中，各所学校尽其所能把教育的“蛋糕”越做越大——建楼、招生、乱收费，办各种名目的“班”。成都的“MBA少年班”仅仅是诸多经营创收手段中的一种。

在强势的商业逻辑与经济话语的挤压之下，应有的教育规则与教育价值丢失了。换句话说，当教育资源的分配完全听从于市场的指挥棒，谁来保证教育公平？流传千年的“因材施教”荒谬地沦为“因财施教”。

在中国，经典的一幕是，富二代们在小班里麻木地接受“精英”教师“精英”观点的轰炸，而挤在破旧土房里的山娃们，跟着他们未达英语四级的年轻老师大声朗读中国式英语。有些孩子甚至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付不起几百元一年的学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层级的分裂，贫富差距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与不公。而教育产业化的过度发展，让贫富之间的裂痕延伸至校园。如果政府继续不作为，任凭市场的指挥棒继续操纵下去，教育这一块保障社会公平的最后净土，也将被商业化的浪潮吞没。▲（作者是本报英文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