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外交思想述评

【摘 要】 本文研究分析了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认为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外交观点: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顶住了两方大国的制裁和压力;大力发展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国际争端;呼吁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

【关键词】 江泽民;外交思想;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在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经受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压力,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在妥善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阐述了我国外交的方针政策,并且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外交观点,在指导实践中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一

1989年,国际风云剧变,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联合施加的制裁和压力。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外交方针。根据这些方针,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经受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并且因势利导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一时期,江泽民对我国外交问题作了许多重要的论述,从实践的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从1989年至1994年。这一阶段,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依据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党中央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顶住西方大国的制裁和压力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以后,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加紧对中国施以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和平演变的矛头直指中国。

对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冷静判断形势,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江泽民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种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总格局没有改变。我们有可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但是,必须看到世界并不太平,仍然存在诸多矛盾斗争和不稳定因素。“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1]江泽民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正是从这里找到了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他强调,“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2]

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和经济制裁,江泽民庄严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独立自主,不屈服外来压力的浩然气节。他说,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表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企图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是注定要失败的。正常的国家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人民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人民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自己进行历史选择的神圣权利。我们必须在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尊严。他强调,“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3]

2、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亚太地区的任何风云变幻,都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的时期,创造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尤为重要。党中央敏锐地抓住这一问题,以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1989年9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打破外国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和挑衅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加重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坚持对外开放,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4]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要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5]199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进一步强调,要“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保持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6]由此,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在阐述我国的外交政策时,也强调“我国政府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以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7]

1989年以来,我国积极务实地在周边国家开展外交工作,形成了建国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最好的时期。1989年11月,中国领导人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北京政治风波后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不仅达到增进友谊、扩大合作的目的,而且打破了西方国家制裁和孤立中国的企图,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1990年8月,中国领导人对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对泰国进行了工作访问,这是196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西亚,随后中国与印尼恢复了外交关系。中国与新加坡还就建交谈判达成一致。同年12月,中国领导人还出访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斯里兰卡等国家,在亚洲舞台掀起一股中国外交的旋风。“由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仍然有不少有利因素和较大回旋余地。在目前世界形势一片混乱之中,我们中国还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地位。”[8]至1993年,“亚太地区形势保持了相对稳定,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日趋紧密,原有的热点问题已经或正在实现政治解决。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9]

3、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同志在阐述“一国两制”的方针时,提出解决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的观点。江泽民等中央领导把这个思路延伸到处理国际问题。主张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双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国际争端。江泽民指出,“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各国互不干涉内政,每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都应受到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享有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思想道德的自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的不同,不应当成为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和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障碍。”[10]国际实践反复证明,只要切实遵循这五项原则,各国之间不论国情有多么大的差别,都能够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和友好的关系;国际争端不论情况多么复杂,都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

遵循这一原则,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交往中注重缩小分歧和增进友谊,加强双边关系。1991年12月,李鹏对印度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时隔31年中国总理对印度的访问,受到了印度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中印双方讨论了改善发展双边关系的途径,为推动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气氛。1992年12月,李鹏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相隔21年后中国总理首次访越,双方就经贸合作及两国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共识,改善和加强了两国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老挝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2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随后中俄领导人频频互访,中国与俄罗斯就边界问题开始了积极有效的谈判。中俄关系的重大改善,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而且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牵制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作用。

4、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灵活的策略方针,逐步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以后,邓小平提出,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美国继续打交道,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11]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时说:“中美双方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负有义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我们双方有利,也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利益。”他说:“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搞社会主义,美国搞资本主义,但这不应该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不应该影响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来往和合作,不应该影响中美发展关系。”[12]依据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国政府提出中国与西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存在着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的广阔前景,中国政府愿意在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同欧洲共同体以及所有西欧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作出自己的努力。[13]

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前提下,党中央领导人制定了灵活的策略方针,首先改善了中日关系。1990年,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访日并与海部首相和中山外相会晤,中日两国开始恢复高层交流,日本政府部分恢复了对华贷款。中日关系的改善,在西方国家制裁的樊篱上打开了一个缺口。1992年,朱镕基副总理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了友好访问,随后欧洲国家相继调整了对华政策。西班牙、奥地利、德国、法国、葡萄牙、芬兰等国家首脑陆续访华。1994年底,欧盟正式取消了对华制裁。1989年以来,美国不断在人权、贸易、军售、核扩散、西藏、台湾等问题上制造事端,干涉中国内政。使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对此,中国领导人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采取灵活的策略方针。江泽民提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使中美关系逐渐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二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外交更加活跃,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贸联系。从1995年至2002年,这是第二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对外交工作的论述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88年12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领导人提出,“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进一步提到全世界面前。”“中国政府认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合理基础,是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针对冷战结束后,美国到处炫耀武力的做法,江泽民指出,任何国家,自恃强大,迷信武力,谋求霸权,推行扩张政策,注定要失败。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15]

1995年10月,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立场,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要创造安全可靠的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我们要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江泽民说:“我们认为,各国人民所期待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包括上述内容。”[16]

2、强调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

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关注联合国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多次强调“联合国在促进地区冲突的政治解决、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成就。中国愿意同其他会员国一道,为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而继续努力。”[17]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视联合国的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我们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18]

1995年10月,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江泽民回顾了联合国的历史,正确地评价了联合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所做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认为“联合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所不能替代的。”但是,联合国也遭受过不少挫折和失败,“有的大国曾经利用联合国的旗号推行它们的政治意志,它们之间的争夺往往使联合国陷于无所作为的困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志和权益,在联合国长期未能得到充分尊重”。在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们希望联合国遵循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倾听各国人民的呼声,跟上时代的步伐。在谈到备受关注的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江泽民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说:我们主张本着公平、合理和充分协商的精神,经过认真的酝酿和讨论,对联合国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改革。“这种改革,应当有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有利于完成时代赋予联合国的繁重任务,有利于体现地区均衡原则,有利于增强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19]

3、构筑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也经历着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时机积极探索与俄美欧日等大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1996年4月,江泽民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会晤,共同作出了建立中俄两国“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决定。江泽民在会晤时认为,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正不断加强和深化。“这种新型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俄两国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完全符合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20]中俄作为两大邻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断加深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不仅对中俄两国是重要的,对世界也是很重要的,1997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中美两国首脑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制定了中美间各领域各层次交往的机制,确定了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欧洲各国,中欧友好合作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发展。1998年3月,朱镕基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亚欧会议,中国与欧盟领导人首次举行会晤,使中欧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98年10月,江泽民访问日本,中日两国领导人在认真总结历史的基础上,面向21世纪全面发展中日关系。

4、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

1997年下半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由于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速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加深,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不少国家的经济,影响波及全球。

1997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召开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和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江泽民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看法,强调加强国际间的金融合作,提高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他说“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对所有国家都有利。我们对加强亚洲地区金融合作持积极态度,愿意参与有关合作机制的讨论。”[21]同时,中国领导人一再郑重声明,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一直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即使在东南亚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也承担巨大牺牲,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1998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举行,江泽民在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专门拨款1000万美元,设立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基金,以促进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的合作。同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双边渠道,向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提供45亿美元援助。

5、维护人权和捍卫主权

人权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主要借口。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深刻地揭露了西方国家虚伪的人权观,阐明人权是以国家独立和主权为本的。没有国家独立和主权,就等于丧失了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政府声明“人权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整个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应得到普遍尊重,人权不仅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独立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我们同意就人权问题进行正常的国际讨论。但是,把少数国家的人权标准和模式强加给全世界各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借口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是不能允许的。”[22]

199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江泽民指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人权问题,正在为使广大中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各种权利不懈努力。中国需要稳定。没有稳定什么都搞不成,改革开放遭到破坏,经济建设不能进行下去,甚至造成成千上万人的生存问题。针对美国不遗余力地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江泽民坚决表示:“中美两国存在着不同的人权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人权标准,中国绝对不会接受美国方面提出的人权标准。”“中国重视人权问题,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联合国保护和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宗旨而努力。”[23]中国的立场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少数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提出反华议案屡遭失败的情况下,也相继改变了立场。1998年2月,欧盟正式宣布不再向联合国人权会议提出反华议案,并表示要以建设性对话代替对抗。2001年4月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选举落败。3月,美国也宣布不再提出反华议案。从而结束了少数西方国家连续七年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议案的闹剧。

6、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霸权主义行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然而美国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害怕中国对其霸权行为加以制约。因而一再制造事端,处心积累围堵打压中国。尤为严重和卑鄙的是,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造成人员重大伤亡,馆舍严重毁坏,粗暴地践踏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政府对此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和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一野蛮行径。5月11日,江泽民在会见俄罗斯特使时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置联合国宪章和有关的国际法于不顾,竟然对中国驻南大使馆进行导弹袭击,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几天来,中国人民以游行、集会、声明、座谈等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强烈愤慨,表明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热情、意志和力量。举国上下决心更加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不断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实际行动回击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必须进行彻底调查,严厉惩处策划者和肇事者,美国及北约必须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公开道歉,美方关于“误炸”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的。江泽民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世界外交史上一起空前严重的事件,也是当前国际关系中一场十分复杂的斗争。不能想象这场斗争在一个短时期内就可以全部解决。对此我们要清醒,要立场坚定,根据美国态度和事态发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一定要把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搞上去,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国家发展昌盛和强大了,就能在国际斗争中赢得更大主动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24]2001年4月美军侦察机在我国沿海撞毁我军用飞机,造成我飞行员坠海牺牲,此事再次引起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中国政府强调美方必须对此事作出彻底调查,并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

三

10多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条件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江泽民的外交思想,是在新的形势下,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跨世纪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江泽民的外交思想,在指导实践中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高度重视国际战略,驾驭国际风云的能力日趋成熟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从事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用相当大的精力开展多边外交,多次出国访问,外交活动之频密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国家。另一方面,访华的各国政要每年也有几十乃至上百位之多。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他们繁忙而有序的外交活动,优雅而大度的政治家风采,沉着冷静,处变不惊的神态,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外交风格,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伟大外交家风范的发扬光大。江泽民等领导人的外交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显示了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经受了国际局势剧变的严峻考验,驾驭国际风云的信心和能力日趋成熟。

2、积极参与处理国际重大事件,体现泱泱大国风度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高。江泽民的外交思想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主张中国在参与处理国际间发生的各种政治、军事危机和地区冲突方面,逐渐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中国为缓和国际局势,防止冲突升级,提出和贯彻了三项原则:第一,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第二,反对以任何借口和方式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第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协。依据这些原则,中国参加了柬埔寨国际会议,并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重要成员进驻柬埔寨,为柬埔寨恢复和平和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朝鲜半岛局势、海湾战争以及9.11事件等国际问题,中国都提出了妥善的应对方针和政策。中国的原则和努力,体现了泱泱大国的风度,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赞扬。

3、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努力达成国际共识

90年代,国际形势在动荡中逐步走向缓和。但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在此形势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达成共识,共同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平。中俄、中美建立了热线电话,在处理地区和国际危机冲突中,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通过函电、热线电话,和有关国际领导人进行紧急蹉商,既坚持原则,又致力于寻求各方的共同点。在柬埔寨问题上,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观点一致;在海湾战争问题上,中俄两国立场接近;在处理南亚核试验问题上,安理会成员国观点较为一致;在两次解决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过程中,中、俄、法取得共识;在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问题上,中俄立场一致,鲜明坚决地反对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单方面采取的军事行动。在中国、俄罗斯的积极干预下,西方七国与南斯拉夫最终达成了停火协议。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哈、中、吉、俄、塔、乌六国元首对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推动区域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在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和发展。

4、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胜利挺进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制裁。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了银河号事件、导弹技术转让、李登辉访美、美日安保条约等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事件,甚至发展到竟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撞毁我战机,造成我飞行员牺牲。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经受了国际局势严峻考验,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制裁。坚决勇敢地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武力恫吓,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而且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更深刻地影响世界格局,因势利导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2][3][4][5][8][10][14][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631、631、633、616、1435、1349、632、993、988.

[6][7][13][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1650、1528、1531、2014.

[9][12][1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P279、84、482.

[1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9.

[15][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53.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6.

[20] 江主席与叶利钦总统会谈[N].人民日报,1996-4-26(1).

[21] 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7-11-27(1).

[23] 江主席在雅加达同八国领导人会晤[N].人民日报,1994-11-15(1).

[2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7.

【作者简介】

吴克辉,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