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阎长贵

作者“文革”前为《红旗》杂志编辑，1967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1968年1月被以莫须有罪名关入监狱，直至1975年5月开释，1979年9月平反。1980年3月调回《红旗》杂志工作。

我的主要任务：收发和管理文件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反复说，我是江青的“机要秘书兼江办的办公室副主任”。这“兼”之后所说完全是瞎编。江青除了有一个自己工作的办公室之外，别说我当机要秘书时，就是整个“文革”十年，中央办公厅也没有另外还给她设一个为她服务的办公室，至于江青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云云，当然也就是子虚乌有了。我给江青往外发信或文件时，由我所写的信封，其落款都是写“江青同志处”。外人对江青这里常有称“江办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简称或习惯用法，决不是实际上有一个在江青之下专为江青服务的“江办”或“江青办公室”，如同“林办”或“林彪办公室”那样。这是应该予以澄清和说明的。

我做江青的秘书，其主要任务，是收发和管理文件。当时江青的文件不少。大概当时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就类别讲，有中央文件和收发电，有军委文件和收发电，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发电，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搞的《文化革命简报》、《要事回报》、《快报》、《来信摘要》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每天都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厚，论字数大概十几、二十几万字。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送给江青，她是没法办的，莫说看了，就是一份一份地数一遍也需要不少时间。可是，我不把这些文件都送给她，如果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或材料，而她没看到，那她就要骂我了，说我“扣了”或“贪污了”她的文件和材料，其罪过很大，“吃不了兜着走”。当然，我是绝对不会、也决不敢干这种事的；遇到她说的这种事时，通常是我送给她了而她没看到。每天我收到的文件和材料，我既不能不送给她，又不能笼而统之地一股脑儿送给她，所以将文件和材料分类，是我最重要、最费脑筋也最花时间的事情。我把文件和材料大体分作三类：

一类是必须看的文件和材料，这类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负责人(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的传阅件；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其他要人给她的亲启件；关于“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关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还有有关部门或人直接请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等。这类东西，除了是她必须和应当了解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是需要她表态的。据我的回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领导人中，对文件和材料批示意见和表态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陈伯达很少，他往往只是画个圈而已。

一类是参阅件，这类文件和材料，一般说来也比较重要，但并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态。

还有一类是浏览件，这类文件和材料，对江青来说，有时间可以翻翻，没时间不翻也关系不大。

这三类文件和材料，分别放在三个卷宗中，每天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江青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坐的沙发的右边茶几上，以供她阅看。一般情况，大体说来是这样。有时有些中央负责人之间的传阅件，或写着“急件”和“特急件”的文件，机要交通送来收到后，除非江青睡觉没起床，都要立马送给她，不能延误。江青把文件看过后，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顺手放在她坐的沙发的左边的茶几上；有她批示的文件，一般又有两种情况，一种她写了信封，如送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或陈伯达、康生看的一些东西，她甚至已封好，贴上了密封签，这是属于不让秘书与闻的事情，我只负责登记交机要交通员；还有一种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写信封装好交机要交通员。一般说来。一天两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她办公室取下她看过和批示的文件，该登记发走的发走，该分类存档的分类存档。有时江青认为需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她就按铃叫我。马上取下来。马上通知机要交通员来取并送走。

对分装在三个卷宗中的文件，一般说来，第一类即“必须看的卷宗”中的文件，江青都看了。卷宗经常成了空的；第二类。即“参阅件”，一般她也看一些，有时也有批的，或画的；第三类，即“浏览件”，她看的或批的就很少、很少了。有时连动一下都不动。第二天我如法炮制，“浏览件”很多淘汰下去存档了，“参阅件”没看的，同新的文件放在一起，再送上去。我每天工作的日程和情况，大体就是这样，工作量很大，十分紧张。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了觉，一时二刻我也不能、不敢离开办公室。因为不知道江青什么时候按铃叫我；如她按铃叫你，你不在，那可不得了了——你就等着挨批、挨骂吧。记得1967年冬天。有一次。江青按铃叫我。恰好赶上我外出办点什么事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待回来还未进办公室，就见江青的护士匆匆跑来，看到我就说：“你干什么去了?江青同志叫你!”我心想糟了，也顾不得向她解释，就赶快上楼到江青办公室。“报告!江青同志，您叫我?我……”江青根本不听我解释，她往日“徐娘半老”的风韵也不见了，两只眼睛直瞪着我，声色俱厉地大喊大叫：“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江青同志，我错了，以后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气。无头无脑地说：“真是，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对这话，我心里感到很委屈，又不能说什么。大概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江青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她说：“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快把这封信发走。”我忙接过信。就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待我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躲过了一劫。“江青这么急，这么发火，究竟是什么信啊?”我一看是她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急件”，并已封好；至于什么内容，我根本不知道。我立即通知机要交通把这封信取走。从江青按铃叫我，到把这封信发走，总算起来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却闹了这么一场，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江青说“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一语，狠狠地刺伤了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就学历讲，多为初中生，也有个别的高中生或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她的护士就是卫校毕业，大学学历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大学毕业就骄傲过，工作就不认真。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谈起这件事，他跟我说：“挨江青的批评。也是一种光荣呢!你想全国这么多人，能有几个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评?”我想这是一种“阿O精神”——在江青身边工作有时也确实需要有点这种“阿O精神”，否则，怎么办呢，你又不能跟她顶!

说到江青按铃叫我。需要澄清一下事实。

《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不止一次地说，江青打电话叫我。如该书第42页说：“‘笃笃笃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

他拿起电话：‘小阎，你来我屋里有事!”第49页又说：“‘笃笃笃电话铃响了，小阎拿起电话听筒，‘小阎，来我这儿有事。”这是瞎编，完全不了解江青呼叫工作人员的情况。其实，任何一个中央负责人呼叫工作人员都根本不是用电话，都是按电铃，江青也如是。从江青的办公室、卧室以至餐厅都安装着通往护士、警卫员和秘书房间的电铃。江青一按电铃随时随地都可以叫到她需要和想叫的人。比如，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请看，这是何等简便和省事，而用电话多么麻烦。有些所谓“纪实”作品的胡编乱造，只能糊弄和欺骗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

整整“文革”十年，江青秘书始终只有一人

江青在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时曾跟我说过，她连每天是几号、星期几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没过过星期天。为了弥补她这个“缺陷”，我每天上午给她送文件时，都在第一份卷宗的上面用曲别针别一个小纸条，上写：今天是×月×号，星期×，上午×点，下午×点或晚上×点有会议，以便她了解这一天的安排。

除了收发和管理文件外，还要接电话。电话很多，有通知江青开会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请示什么而又不便直接打给江青的，有要见江青让我同江青联系的。如此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有时电话一个接一个，加上收发文件，忙得不可开交，几个月下来，我十分疲惫。在“文革”中江青的事情比陈伯达、康生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可能还要多些和忙些，他们的秘书都不止一个。我跟江青说过多次：“一个人忙不过来，希望再加一个人。”这件事我跟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又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也说过，他说那得听江青的意见。一开始江青也没当回事，后来，我可能说得次数多了，也可能是汪东兴同志也跟她说过，在一次送文件时，她和我说：“我看你是挺忙、挺累。可是，主席才用一个秘书，我怎么好用两个秘书呢?!”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不过，我们都是主席的秘书。你忙点、累点，还是先干着吧!”我答应说：“好，谢谢江青同志，我一定努力干。”还是我一个人这样硬撑着；江青既然这样说了，我再也没向她提过这件事。1967年国庆节后，中央办公厅又派了杨银录同志来和我一起工作。杨银录同志，河北定县人，1938年生，比我小一岁，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科长，排级干部。个子不高，同我差不多。人看上去很聪明，很精于。汪东兴同志送他来时，说跟我一起工作，并嘱我好好带带他。我当时很高兴，以为有了帮手了。可轻松一点了。我绝没想到，也没想过江青要换掉我，要整我——就是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确凿的证据，1967年国庆节前后，江青就要整我，至于调整工作那是有可能的。从1967年国庆节后。到1968年1月我被隔离审查，我和杨银录同志共事三个月，合作得不错，关系挺好；迄今仍有来往。1968年1月我被整下去以后，就是他做江青的秘书，一直到1973年6月被江青赶走，又换了别人。整整“文革”十年。江青的秘书始终只有一个人。

关于江青所说：“主席才用一个秘书”，需要交代几句。在1967年，我给江青做秘书时，给毛主席收发和管理文件的，秘书确实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徐业夫同志。毛主席身边的秘书有两种，一种是职务和水平都比较高的帮助毛主席研究和处理某方面问题的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长期做过毛主席的秘书工作，一般说来，他们同时都还在党内和政府内担任着一定的其他职务；一种是职级较低、专给毛主席处理具体事情的秘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注释中，他们被称作“毛泽东办公室秘书”。1956年，中央常委开会为毛主席任命了五大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分工各有不同，除了江青专职生活秘书(还帮助毛主席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其他每个人都还另有工作：陈伯达兼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田家英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叶子龙兼任中央机要室主任；毛主席的许多具体事情是交给两位专为毛主席做秘书工作的同志办理，他们在党内和政府内没有其他兼职。1962年3月25日，毛泽东给邓小平、杨尚昆等写信说：“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选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徐业夫同志大概就算是这样“收发”性质的秘书。他是安徽人，老红军，据说长期从事机要文电工作。有书说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据我所知，这不符合事实。他是一位工农干部，人很好，长我二十几岁，是我父辈的人物，我很尊重他，我曾向他请教怎样做秘书工作，他向我讲了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告诉(确切些说是：嘱咐)我：“你要以江青同志的意志为意志。”我当时听了很不顺耳，觉得有损自尊心——难道当秘书就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了吗?!其实，他这句话可能是他长期做秘书工作的经验之谈，也可能是他根据对江青性格和为人的了解，告诫我：江青的意志违拗不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回头来看，这是一句掏心窝的话。尽管当时听了不很自在，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给江青做秘书工作，～直是恭恭敬敬、勤勤恳恳的，江青的意志(如江青叫我办的事)我一次也没违拗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江青面前唯唯诺诺，一句话也不敢说，一点看法也不敢谈。我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有时还好谈点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向江青谈的一些(不多!)看法，凡涉及她的，都是为她好，觉得有利于维护她的形象，在主观动机上决无其他——至于她本人是不是这样认为，或真心实意地这样认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担任江青秘书一年的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为她起草过讲话稿——这方面她不需要。我只帮她推敲过一次她的讲话记录。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开了两次座谈会，她发表了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的她的这个讲话稿，江青让我看看，推敲一下。我对这个讲话稿做了一些文字通顺工作。就内容讲，我只加了一句话，这就是：“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尖端”、“榜样”这个话，江青讲了，“方向”可能是我新添的。江青这个讲话，陈伯达吹捧说：“讲得很好很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迅

即转发全国，让人们学习和贯彻。

一般说来。江青对我的工作还算比较满意，关于挑选文件她也没提出什么很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回想不起印象很深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有的：我认为重要的、必须看的，她不一定看；我认为不很重要，她可看可不看。而她不仅看了，而且批了——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要好好想一想，以改进工作，以适应她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书中写道，江青说：

“从年龄上说，你是我的晚辈，我都拿你们当孩子。”她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只要你能忠于我，将来你们从这里出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头面人物，说不定还是一路诸侯哩。但必须使我信得过才行。我看你是个老实人，好好干吧，将来会有你的锦绣前程的。”

她停顿了一会儿道：“听说你家里人口多，收入又少，有什么困难，不要顾虑，说一声。我批个条子，照顾一下不成问题。”

还写道：

她哼了一声，“反对我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也许过于兴奋，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好好跟着我干吧!把这些老家伙们(按：指“三老四帅”——笔者)，一个个都打倒了。天下不就是我们的了。那时，大权在我们手里。我说什么算什么，给我干事的人，我还能亏待吗!只要你好好帮助我干事，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能赴汤蹈火，将来会有你的前途的。”

这纯粹是瞎编。江青从来没跟我说过这类话，也没给我许过这类愿。还说什么“拍拍小阎的肩膀”云云，完全是扯淡。论年龄，江青确实是我的长辈，她比我亲生母亲还长一岁；日常相处，她是自重身份的，决没有“拍拍肩膀”之类举动；对她，我也确实“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凭我当时的认识和觉悟，没发现她有什么问题，相反，真诚地把她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江青跟我说的政治方面的话，那是很冠冕堂皇的；她如果确实像林青山所说那样跟我讲。而我又认可和满意，那我就不仅根本没有什么党性，而且人格很卑鄙。林青山这样编造是对我的严重污辱!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根本不懂得、不了解江青这样的历史人物，一切全凭想当然——从这点上说，何尝不是诬陷江青?我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十分真诚的，当然从事后看，是完全错误的。我当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心态：“夺取红色政权，咱没赶上；保卫红色政权，决不能落后。”至于“文化大革命”后干什么?说内心话，当时我还是想继续搞学术研究，没想在仕途上谋个一官半职，而什么“一路诸侯”、“独当一面的头面人物”云云，那是做梦也没想过的。这是我这个出身贫苦农民、来自偏僻农村的小人物的实在心路历程；就是做了江青的秘书仍然没有改变这个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