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幽灵与中国对策

吴锋

传统宏观经济学中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实际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各国都以通胀方式最快速度地降低实际工资,需求不足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2007年开始,美国住房市场投机泡沫破灭,进而以金融状况恶化以及全球信贷紧缩形式引发多个国家的连锁反应,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美国次贷危机随即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

虽然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救助方案以及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金融救助行动竭力防止了美国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并试图摆脱此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巨大负面影响,但经济体系的损害依然发生了。研究此次危机的内在原因,无疑可以对采取的应对措施提供一个初步判断。

全球化延缓了危机爆发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工资率的差异使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确定了一国的生产模式,并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专业分工,提高两国福利水平。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倡导在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几十年来,相关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通过开放市场,扩大了国际贸易范围,实现了产业升级和国际分工,共同提高了福利水平。前苏联解体后,美国里根政府竭力推行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被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为此,各国普遍认为国际化有利于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是消除贫困,促进和平,提高资本高回报的不二法门。

1991年欧洲共同体通过《马约》,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达成,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签订,2001年中国加入WTO。其间,国际政治对抗的减少、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遍运用、国际航运通讯业的飞速发展、跨国企业的日益强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化,为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发展和紧密联系创造了充足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最近几年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屡屡阻碍自由化进程,但却始终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国际贸易的不断深化,全球国际贸易额仍然逐步增长,世界各国、各地区联结成为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

事实上,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全球化是资本千方百计寻找增值机会的必然选择:一是各国通过自动化系统、计算机系统、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小相对劳动时间;二是资本通过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不发达国家,减低劳动力成本,提高边际资本回报;三是通过完善和加强管理,加快资金运用和存货周转,致力提高资本收益水平。

但正如马克思论证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只要资本同劳动者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既不能延长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时,就会出现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

战后60多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一方面,上世纪50年代欧洲重建设,60年代东亚起飞,80年代以后的中国开放,90年代的德国统一、东欧、俄罗斯市场化、金砖四国快速发展,都为资本在国际间寻找更高回报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科技迅猛发展、存货的不断提高和资金成本的降低,致使资本的增值得以保证,比如90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和衍生品发展,使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风险大幅降低,资金流转明显加快。

为此,新的区域向全球资本开放或较大幅度的科技进步是缓解全球资本的利润率下降速度的重要手段。这一切成就了发达国家上世纪50-60年代及90年代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

尽管墨西哥、日本、东南亚先后爆发较为严重的危机,但在全球范围看仅仅相当于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的流动性问题,资本经过短时间激烈流动和重新配置后,很快就能够寻找到新的增值机会。

世界经济危机重出江湖

全球化使资本延缓了利润降低的过程,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也使部分学者将低通胀简单地归结于货币政策机制,特别是中央银行的信誉和通货膨胀目标制。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更深刻地体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生产国际化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说,虽然各国普遍增加了宏观调控职能,加强了对生产的指导,追求GDP的增长,努力提高本国福利。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在缺乏有效国际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各国的努力必然会使全球资本利润下降,导致全球性生产过剩。

可以说,不断推进全球化进程虽然能够暂时将全球化基本矛盾的幽灵——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生产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关到笼子里,但由于缺乏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调机制,却始终无法杀死这个幽灵。

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延缓了资本的利润率下降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间,但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生产扩大和价值增值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扩张到全球领域。一旦在全球化步伐和科学进步的步伐放缓,利润下降步伐将会迅速加快,必然导致了极度严重的经济危机。

可见,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级贷款的出现,使得收入能力和信用较差的群体享有超越未来支付能力的住房消费、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信贷政策,间接原因是信用评估体系失衡、金融监管放松等。

实际上更深刻的原因则是近20年来全球经济体系中来自新兴市场的劳动力大量增加(90年代后新增加的劳动力超过5亿人)导致全球生产率快速发展,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新增加人口的劳动力成本始终低于原劳动力成本,使得全球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一是富国与穷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二是大多数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呈现扩大的趋势。

国际化程度得以维持,很大程度是通过美国等国家增加货币发行,提高资金杠杆,变相减少了实际资金成本和提高了资金周转量。但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几乎不受约束地扩大生产规模和普通民众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终有一天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传统宏观政策难达预期效果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性偏好两个因素使得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将产生大量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因此,解决实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和膨胀性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实际上,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基本都以一国经济为基础,缺乏微观经济基础,对现代经济复杂性缺乏更为深入探究。

在开放经济中,世界经济从全球的角度看实际是一个封闭经济,由全球总消费和全球总投资两个部分组成,其中消费的数量取决于消费倾向,投资的数量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如果不考虑本国的产业特点和国际分工,单纯以基于一国经济推导出来的、传统的提高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和解决生产过剩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可能效果并不会特别明显,反而可能还会更加有害:

第一,经济危机将使各国政治发生转向,保护主义将使全球各国“生产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

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增值机会,实际上减少了资本输出国的就业机会,降低了本国普通民众的收入。经济危机发生后,民众生活受到影响最大,使主要国家信奉“自由市场”、“充分竞争”理念的政党吸引力下降。强调“经济正义”、“公平公正”的政治潮流将使各国更加重视就业,出台更多保护性政策。由于国际产业间的分工协作、产业网络化、产品生产和服务复杂性提高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这种保护性的政策将使各国生产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并使部分外部依存度大、经济机构相对单一的国家遭遇冲击。

第二,传统宏观经济学中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实际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伯南克对大萧条的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因为工资粘性使得在通货膨胀期间物价上涨速度比工资上涨速度更快,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通过实际工资的下降可以使企业通过增加就业和扩大产出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就业上升,并证明在大萧条期间使用了通货膨胀政策的国家比那些没有使用通货膨胀政策的国家要恢复得快。目前,各个国家都了解了这一理论。危机到来时,各国可能都以向经济注入流动性、降低利率、货币贬值的方式作为调控手段,这实际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如果各国都以通胀方式最快速度降低实际工资,可能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全球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将使全球流动性过剩埋下隐患,并将给大量储备其货币的新兴国家带来大量损失,而新兴国家的损失反过来又影响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

第三,传统宏观经济学中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在国际间的分工更加精细化的经济体系中,挤出效应明显。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经济危机要解决,必须不断消灭存货,减少生产能力和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但是,全球化后,一国在某个领域的存货和生产能力可能是全球该领域大部分的存货和生产能力所在。政府即使采取一些保护主义政策,在已经生产过剩的行业增加投入,仍难保证充分就业;而在不占优势的行业投入,则随时有可能在国际化重启的过程中由于资金流动而出现形势反转。同时,私人资本则通过全球化、自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为全球资金流动创造的便利条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机会。政府投资多了,私人资本可能很快就会离开相关领域。

因此,在国际化经济体系中,相关国家缺乏有效协调,分别使用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很可能会使全球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一个国家使用传统的政策可能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的对策与出路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照搬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策,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手段。中国内外部不平衡程度相当严重。在外部,中国与美国构成互补对称的“镜像关系”。 形成严重失衡。

在国内,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现象非常明显。由于国家方向明确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造成郎咸平所述的同时过热和过冷,形成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

再者是分配不公,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据相关测算,2005年城镇最高10%和最低收入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是31倍,全国城乡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是55倍。因此,我国出现了与平均收入相比,房地产暴涨、奢侈品消费增长迅速等似乎不符合经济实际的现象。

回顾应对世界危机的历史,罗斯福通过政府支出和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的手段,最终走出了危机,取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面对中国经济的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中国不能简单地走罗斯福的道路。

如果相关宏观政策仅仅来源于理论,不从产业层面等更深入层面进行更多的探究,相关政策可能难以取得好的效果。目前看来,相关经济政策过多建立在外部经济可能会在2～3年好转、回到原有格局的老路上,这非常危险。从目前的情况看,此次危机必然使实体经济中生产过剩的问题凸显出来,在各国政府干预下要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存货和剩余生产能力,可能会是一个比预想更为漫长、艰苦的过程。为此,中国更要采取一些能靠自己解救自己的政策,不宜过多寄望于全球经济回到原有格局:

一要尽快采取措施,使中国外向型程度较高、吸收就业较多的轻工业产品,在外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其生产能力和需求尽快被国内消化。中国制造中,衣服、鞋子等轻工业产品较多,而这正是可以依靠庞大人口快速消耗存货的产业。长期来看,可以通过调整价格体系,改变不同阶层的收入结构,比如提高粮食、土地的价格,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阶层的实际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

二是要以扩大就业为导向,尽量减少对过热部门的投入,减少过冷部门的成本。基础建设相比发达国家和13亿人口,确实存在很大的缺口。但事实上,基础设施要发挥效用,取得效益,其他产业必须发展。按照目前的货币财政政策,传统过冷行业实际还是得不到资金。但是电力、能源、铁路等基础设施技术含量较高、专业性较强,吸收就业能力相对较差。因此首要是轻工业存货要被尽快消除,如果轻工业需求不足、开工不足,完全可能由于新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造成重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新的过剩。同时,增加出口的难度很大,努力增加出口的代价太大,应该减少使用退税等补贴措施。

三要增加物资战略储备,减少外汇储备。中国制造工业规模较大,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大,而原材料价格对需求的变化更敏感。由于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增加货币供给,全球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增大。中国购买基础性产品,可以以将来贬值的外汇储备,换取不断升值的物资储备,将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要完善法律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追求经济正义。最近30年来,改革开发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很快。但是,频繁变化的法律制度、执法司法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保障制度有效性的缺乏,使民众难以评估未来的不确定性,防备风险的储蓄比例相对较高。如果民众经济上的不平等很大程度由政治上的不平等造成, 使得“寻租”现象成为经济生活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资源肯定不能投入到最有效的领域,也必然出现冷热不均的状况。

五要尽快完善反倾销,反垄断等方面法规,完善相关进口产品的技术标准。经济危机发生后,贬值货币,鼓励国内企业出口,减少进口可能是很多国家重要的重要选择。中国不一定需要选择上述政策,但为了减少部分国家倾销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利用收购乘机垄断国内的市场,我们有必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出台一些技术性壁垒,做好相关的防备。

总之,此次危机是国际化后的一次大范围的生产过剩。从各个方面的情况看,危机对中国的长远影响可能还没有完全显露。因此,国内理论界有必要在开放经济环境中,重新考量此次危机的影响,出台针对性更强的的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一些创造性的应对措施,尽量保护自己,减少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