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秉忠、文天祥看历史中的伪历史

陈 冲

中国的历史不好读。不是一般地不好读,而是很不好读。中国有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要到有了一把子年纪之后,才会对历史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不光是文人们老了之后,往往喜欢写点古代之事,比如李国文先生,在他写《改选》的时候,写《月食》的时候,是不会写近些年来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的这种文章的;就是识字不多的山乡野老,每每也有“讲古”的爱好。可能有“怀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不好读,须得有了相当的人情世故,才能咂出其中的味道。

其实,就连什么叫“历史”,都相当地不好说。为了以下行文的方便,我不得不在这里对“历史”给个基本说法:我后面要说到的“历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书,二是历史课。史书,包括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和官方的史料,辅以“学术界”多数认同有一定可信度的“野史”。历史课,就是现在学校里(从小学生到博士研究生)正在学的历史,其中的重点,自然是近数十年来对以往史书的修正,和对过去的有争议的问题给出的“标准答案”。不过,我马上就得承认,在敲出上面这些文字的同时,我心里已经犯嘀咕了——这样就能把那些扯不清的问题说清楚了吗?举个最近的例子。央视的《百家讲坛》新推出一位叫袁腾飞的学术明星,随即遭到学术界的猛烈批评,被指“把小说当历史,把讲坛当学术,把课案当作品,乱得一塌糊涂”。这让我想起一段文字:“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梦:孕文襄则梦一断龙;孕文宣则梦大龙,首尾属天地,张口动目,势状惊人;孕孝昭则梦龙蠕于地;孕武成则梦龙浴于海;孕魏二后并梦月入怀;孕襄城、博陵二王梦鼠入衣下。”你说这是小说还是历史?就文论文,它明显是小说,可是你知道它的出处吗?《山海经》?《西游记》?都不对!它出自堂堂正正“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齐书》!“二十四史”不是小说,是历史。哪怕它比荒诞小说还要荒诞,你也不能说它是小说,还得承认它是历史,最多加个“伪”字。往下我们会看到,在中国的历史中,伪历史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解读历史不可或缺的一把钥匙。历史课的情况更复杂、更敏感。历史本来就是个充满了遮蔽与反遮蔽的领域,是几千年来最聪明的人把聪明发挥到极致才团弄出来的一个最真假难辨的物件,历史课却要对此给出一个个惟一正确的标准答案,简直就是硬要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自己的任务。几千年来铤而走险的人士多如牛毛,良莠各异,到了历史课里,就一律变成了“农民起义”。宋、金时期,有一伙人占山为王,只因那山头是在金人占据的河北,便被历史课称为“抗金农民起义”。但历史课在记述这个山头的兴衰存亡时,又不得不如实写出它原本就是一伙山寇,只因头目不满足于打家劫舍,接受了宋朝封给的一个官号,说是要抗金。金人原来是顾不上管他们的,现在看到居然在自己的地面上打出了宋朝的旗号,便派兵进剿。金兵一到,山大王赶紧又投降了金人。

中国历史最荒芜的地带是战争。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事。中国本是一个历史上战争频发的国家,是全世界死于战争的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战争对历史进程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国家,但是,历史对于战争的记载、描述,却总是极其简略,尤其是极其模糊,而这模糊的背后最容易分辨的就是其虚假。这么大的国家,文明这么发达,这么多人相互厮杀了几千年,居然没有留下几本像样的军事著作,至今尚被津津乐道的,仍然只是一部两千多年以前的《孙子兵法》,仿佛中国人对战争的理论思考,在漫长的两千多年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而那部《孙子兵法》里最值得津津乐道的核心内容,与其说是关于战争的专门理论,还不如说是关于“计谋”的案例,以至今天被称为“企业家必读”。有史以来所发生过的无数次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战役、战斗——说得再直白些,那一仗又一仗的每一仗都是怎么打的,居然成了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在那些演义、说部,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戏剧里,战争变成了某种“将对将”的擂台比武赛,而双方的士兵则是擂台赛的啦啦队。其极致的一种,可以著名的“温酒斩华雄”为例。这边曹操、关羽帐中饮酒,那边敌将华雄挑战,关羽要去应战,曹操敬酒一杯壮行,关羽接了酒,放在酒桌上,绰刀上马,出去将华雄斩了,回来才喝那杯酒时,“其酒尚温”。按这种描述,一个高级将领在战争中的任务,就是出阵把对方一个将领的脑袋砍下来,其他一概不管。显然,真正的仗不会是这样打法。

可以有一种简单的解释:文人修史,不懂战争,所以写成了这样。这个解释可信不可信,您可以自己琢磨,但这种虚假带来的结果却一目了然:对战争记载的走样,带来了对历史评判的扭曲。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宋军在对金作战中取得了郾城战役的重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在多年的战略相持之后,又在近两年的苦战小胜(颖昌战役、顺昌战役等等)的基础上取得的。这时宋高宗赵构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不是乘胜追击,而是乘胜修和。赵构此举,被历史课定义为“赵构、秦桧一伙破坏抗金斗争的重要事件”。结论很明确,但根据却一点没有。长时间、大规模作战之后,金人固然损失惨重,宋军恐亦付出了可观的代价,是否还有“乘胜追击”的力量?实际上,历史在这里没有提供最起码的关于双方国力、军力、民力的统计数据,也没有关于双方政治军事态势的分析,把赵构的决策定性为“破坏抗金斗争”,惟一的根据只是一条想当然的标准:打,总是对的;和,总是错的。假如你不愿相信这种不讲道理的标准,想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你立刻就会发现历史所能提供给你的全是□□□。赵构的决策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正是在郾城战役之后,他才得到了此前一直求之不得的“绍兴和议”,有了一个休养生息、稳定下来的机会,因而才有了一个延续了153年的南宋王朝。同样,赵构的决策也可能是错误的,他高估了对方,低估了自己,从而失去了一次乘胜追击、直捣黄龙的机会,使得那个延续了153年的政权,常被讥笑为“偏安一隅”、苟存于“剩水残山”的“小朝廷”。问题是,当时的双方力量对比到底如何,历史所交的基本上是白卷,说赵构的决策正确或错误,都只能是“说法”。

这个“打总是对的、和总是错的”的标准,实际上经常被使用到历史的是非判断当中。几千年当中发生过的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几乎都被认为是“屈辱”,没有一次能被毫无保留地称赞为“明智”,虽然“审时度势”这个词又在历史中常有出现。历史课的不同,则在于不反对“和番”,认为那是促进民族团结之举。这个荒唐的标准,在准历史中又衍生了一个荒唐的现象。借用《借东风》里诸葛亮一句唱词,叫“武将要战文官要降”。这种“现象”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中的常态,凡到了多事之秋,到了可能需要妥协的时候,历史总是忽略双方力量对比的数据和分析,端给我们一个“武将要战文官要降”的戏剧性场面。不过,顺着历史轨迹看下来,凡出现这种常态的时候,大抵还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况,那就大难临头了。比如南宋末年,元军还没有真正杀过来,南宋的武将们已经降的降跑的跑,而主张打到底的高官,却是身为文官的文天祥。出现这种场面,南宋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1948年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花大力气拍了一部电影叫《国魂》,讲的就是文天祥的故事。据史料记载,蒋介石就请他的高级将领看过这部影片,还出资加印了几十个拷贝,放给他的前线将士看。后来有人说,这不是文天祥的错,只是他的英雄事迹被国民党蒋介石“利用”了。“利用”这个词,在汉语里有时含有一种言外之意,就是它本来不该这样“用”,却硬是被这样“用”了。那么,文天祥的事迹应该怎样“用”呢?再进一步,除了这样“用”,它还有什么另外的“可用”之处吗?

文天祥(1236—1283),20岁(1256)时考中进士第一名(状元),守父丧三年后,出任过一些地方官职,1270年因得罪奸相贾似道而遭罢斥。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宋军长江防线崩溃,文天祥组织江西义军万余人勤王,被委任为知平江府,受命救援常州、独松关,但都没能挡住元军的进攻。1276年初,元军兵临临安,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奉派与元军议和,到了元军大帐即被扣押,朝廷(宋恭帝赵显)随即宣告投降。不肯投降的文天祥在被押解北上途中逃脱,于1276年5月辗转到达福州,被宋端宗任命为右丞相。7月,因不满张世杰专制朝政,且与陈宜中意见不合,离开了南宋行朝,以同都督身份在南剑州聚兵,实际上成了南宋流浪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抗元中心。1277年,在打了一些胜仗之后,兵败兴国,妻妾子女失散,收容残部,转战到循州。1278年,宋端宗死,其弟继位,任命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文天祥为了摆脱困境,要求率军与南宋行朝会合,遭到张世杰的坚决反对,只好作罢。1278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撤退途中兵败被俘。经过四年的监禁,始终不肯投降,于1283年(47岁)被处死。他原非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实际上也没有打出多大名堂,显示的只是一种“不可为而为”、宁死不投降的气节。长期以来,历史课一直称他为“民族英雄”,最近几年又忽然改口,说是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而国内民族间的战争是自己家里的事,岳飞、文天祥等不再称为民族英雄。虽然这一改口遭到很多人反对,但从2003年起已在我国的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实行。

刘秉忠(1216—1274)和文天祥是同时代人,又都是汉人,只不过一个供职于元朝,一个效忠于南宋。如果说文天祥的一生,对历史的发展没产生任何影响,那么刘秉忠的情况正相反,他的一生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那个腐朽到极点的赵家朝廷,已经走上了必然的灭亡之路,只是在最后灭亡之前勉强挣扎了一下,文天祥的业绩,就是参与了这挣扎,不仅没有改变那必然灭亡的结果,甚至未能延缓灭亡的过程。蒙古人忽必烈能够开创元帝国,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汉族知识分子的辅助,而刘秉忠正是他的首席汉族谋士。忽必烈将国号定为“元”,即出自刘秉忠的建议。刘秉忠是元朝整套法制、典章、礼仪、机构、官爵等制度的设计者,同时还是元上都、元大都的设计者。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个气度恢宏、布局严整的帝国之都,元朝之后,大部分明朝和整个清朝均定都于此,其基本格局,即源自刘秉忠对我国封建王朝礼制的完美理解。这个巨大工程历经十八年完工之后不久,59岁的刘秉忠“无疾而终”。文天祥在中国是“家谕户晓”的人物,在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群中,十有八九知道他。但是在同一人群中,知道刘秉忠的超不过三四个。

我们的历史、历史课,为什么那样厚待文天祥,却如此薄待刘秉忠?

刘秉忠有一个弟子叫郭守敬(1231—1316),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学家。他勘测、设计并领导修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其中元大都通惠河的开凿成功至今仍堪称奇迹。在参与制订新历法“授时历”的过程中,他创制了大量的天文观测仪器,其观测精度在当时世界领先。他在全国各地兴建了27处观测台站,获得了大量的珍贵数据,并进行了具有独创性的计算。例如他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行公历的平均一年时间长度完全一致,却比公历得出这一数据早了三四百年。他的科学成就后来得到了全世界的尊敬,世界天文学会做出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和一座月球背面的环形山。按我的理解,他是我国古代科学家中具有实证科学精神的第一人,是中国历史上百十个真正值得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人中的一个。

和刘秉忠一样,郭守敬也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上世纪80年代,邢台市建立了郭守敬纪念馆,开馆之初,即受到严重质疑:一个汉人,却呕心沥血地为异族统治者服务,与同时的文天祥相比,气节何在?馆方的回答也仅仅是:郭守敬出生之时,邢州已在金人的治下一百多年了(邢州是在宋高宗建炎二年即公元1128年被金人占领的)。这个回答很像一个免责条款:既然那个朝廷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将自己的子民丢下不管了,子民们也就免除了为它尽忠的责任。不过,它远远没有回答历史究竟应该怎么写的问题。

所以,读史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瞧了那些伪历史。伪历史不是小说,而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了解了那些被遮蔽、被扭曲的真相,那些被含糊其辞、被作了伪的地方,才能明白我们的历史、历史课,为什么会是现在这种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