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与里斯本地震

吴　飞

汹涌的波涛扑进港口，打碎了所有停泊的船只。火焰和灰烬盖住了大街小巷；房屋倒塌了，屋顶被掀跑了，房基也毁坏了；男女老少共三万居民，被压死在这些废墟之下。

这是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描述的里斯本地震。面对如此凄惨的景象，刚刚到达里斯本的哲学家庞格罗斯困惑地说：“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如此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相信“存在的就是最好的”的哲学家显然也怅然若失，一定要为这件事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说明地震的发生是有意义的。他在看到水手竟然趁乱打劫，甚至用不义之财去嫖妓的时候，似乎更是感到自己的哲学受到的挑战，上前劝他说：“朋友，这样可不好，您缺乏如此行事的理由，您选错了时间。”

水手不会听哲学家的劝告，但当庞格罗斯看到在废墟底下呼救的老实人时，却已经恢复了他的理性：“地震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去年美洲的利马城也发生过同样的震动；相同的原因，相同的结果：从利马到里斯本地下埋着一条硫磺带。”

庞格罗斯在救出更多的灾民之后，似乎进一步恢复了他的哲学自信心。他向那些感谢他的灾民演讲说，事情不可能比现在更好，由于里斯本有座火山，它就不可能在别处，因为事物不可能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一切都很好。

庞格罗斯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全被宗教裁判所的人听了去，而里斯本的教会对地震原因早已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庞格罗斯的说法要么会推论出没有原罪和惩罚，要么推出没有自由意志。地震完全是上帝的惩罚，只有对异端处以极刑，才能平息上帝的愤怒。于是，庞格罗斯、老实人和别的几个异端一起被抓了起来。而就在刑罚执行完之后，大地却再次颤抖了起来。

发生在一七五五年万圣节的里斯本地震，被称为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地震”。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规模巨大，破坏性极强，从而催动了现代地震学的诞生，而且因为它处在思想启蒙的中间，伴随着很多重要的思考。伏尔泰、卢梭、康德、歌德等都曾经评论过这一事件，而伏尔泰和卢梭在地震发生时都处在思想的成熟期，围绕地震的争论甚至直接导致了二人的最终决裂。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场地震的看法与他们一些最根本的哲学思想相关。

伏尔泰在地震发生后第二年就写了两首长诗《里斯本的灾难》和《自然法》，卢梭在看到诗后，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就是著名的《论神意书》，但伏尔泰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此信。几年之后，伏尔泰匿名出版了小说《老实人》，卢梭认为那就是对他的回应；而卢梭后来在《爱弥尔》中所写的萨瓦神父的告白，据说又是对伏尔泰的回应。这些芥蒂终于导致了二人最终因《论神意书》的出版纠纷而彻底决裂。

在地震发生之时，确实颇有宗教人士像《老实人》中描写的那样，把地震当成对人类罪孽的惩罚，虽然并不像小说中讽刺得那么可笑。不过，伏尔泰严肃对待的，并不是这样的天谴论者，而是像庞格罗斯那样的哲学家，或者说，他真正挑战的乃是曾经相信一切皆善的过去的自己。而这恰恰触及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中争论非常激烈的神义论问题。导致伏尔泰和卢梭决裂的思想原因，正是对神义论的不同理解。

一七一○年，莱布尼茨以法文出版了著名的《神义论》（Theodicée），明确以乐观主义的“神义论”概念诠释基督教传统中“存在的巨链”的说法。在他看来，现存的世界是上帝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世界，其中的一切存在物都严格按照上帝规定的秩序排列，形成一个连续的、充盈的巨大链条，并不存在真正的罪恶和不完美，表面上的不完美都服务于整体的和谐完美。莱布尼茨的观点很能代表十八世纪前半期的乐观主义思潮，而英国诗人蒲柏于一七三三至一七三四年完成的长诗《论人》（Essay on Man）则是对莱布尼茨神义论思想的诗歌图解，其中的名言“存在的都是对的”（Whatever is right）代表了十八世纪欧洲人天真的乐观主义思想。他甚至谈到，如果地震或风暴毁灭了整个城市乃至整个民族，那也遵循宇宙间普遍的大法。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

早年的伏尔泰非常推崇蒲柏，说他的《论人》是“任何语言中不曾有的，最美、最杰出、最高贵的教育诗歌”，甚至还亲自作诗模仿。但是，身边的苦难使伏尔泰就像老实人一样，逐渐对自己曾深信不疑的乐观主义发生了动摇，而里斯本地震使他最深地表达了这种怀疑，《老实人》则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不过，伏尔泰在《里斯本的灾难》和《老实人》中是否真的与乐观主义彻底决裂，学者们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里斯本地震后的伏尔泰彻底否定了乐观主义。但也有人认为，前后期伏尔泰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的断裂。比如卡尔·贝克尔就说，伏尔泰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只不过不再是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按照这种观点，伏尔泰只不过修正了蒲柏的乐观主义中过于天真的部分，但并未放弃乐观主义本身。

《里斯本的灾难》的副标题是“对‘存在的都是对的这句格言的探询”（examen de cet axiom: Tout est bien）。伏尔泰在诗序开始就谈到了他的用意：“对于那些亲眼看到这些灾难的人来说，‘存在的都是对的这句格言就显得夸张了。无疑，万事都是神意安排的，但很久以来就很明显，神意对万事的安排并非意在提升其尘世的快乐。”

随后，伏尔泰列举了对蒲柏的名言的种种误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些要绞死庞格罗斯的教士们的观点，然后这样阐释自己的立场：“《里斯本的灾难》的作者并不想攻击伟大的蒲柏，而是自始至终热爱他和崇敬他；他几乎在所有细节上都同意蒲柏，只是更同情人的悲惨；但他要攻击那对新格言‘存在的都是对的的滥用。他指出这样一个古老但可悲的事实，这也是所有人都承认的，即世上存在罪恶；他承认，‘存在的都是对的这句话，如果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而不将对快乐状态的希望放到未来，只会伤害我们当前的悲惨。”

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专门有一个辞条解释“存在的都是对的”，对蒲柏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说，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切都是被安排的，一切都有秩序”，那是对的。但如果把这理解为，“谁都过得很好，没有人受苦”，那就不对了。而这后者，正是蒲柏自己的理解。

如果就在地震吞噬了那么多城镇的时候，有哲学家面对那些好不容易从废墟中跑出来的人大喊：“这些都服务于总体的好；那些死去的人的后代将提升他们的命运；泥瓦匠将会在重修房屋中赚钱，野兽们可以去吃废墟下掩埋着的尸体；这是必然的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你自己的不幸不算什么，但会有助于总体的好。”如果是这样，这种演说无疑和地震一样残忍，《里斯本的灾难》所针对的，正是这样的滥用。而这就是庞格罗斯那种天真的乐观主义，也是蒲柏的本来意思。曾经极为崇拜蒲柏的伏尔泰借着纠正误解的借口，无疑是想重新诠释蒲柏的名言。他已经无法赞同蒲柏的理论，但仍然欣赏这句话中体现出的乐观主义。

在伏尔泰看来，庞格罗斯那样的神义论表面上是乐观主义，实际上却是非常冷酷的。因为，按照这种思想，所有的灾难和痛苦都罪有应得。面对地震之后的惨象，这样的思想将是极为可怕的：

比如，当你听到他们那可怜的、断断续续的呼喊，

当你看到他们的骨灰上冒起的青烟，

那么，你会认为这就是永恒之法吗？

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这恐怖的景象，

你会认为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吗？

那被抱在母亲的胸前，流着血的婴儿，

你能说他们有什么罪过吗？

难道在这坍塌的里斯本，

你能找到比花天酒地的巴黎更多的罪孽？

比起崇尚奢靡的伦敦，

里斯本的放荡岂敢媲美？

但大地吞噬了里斯本；法兰西的轻狂儿女们

还延续着无度的宴饮，跳着疯狂的舞蹈。

伏尔泰说这种神义论是对蒲柏的乐观主义的歪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因为蒲柏的原意，是让人们对幸福生活充满更大的希望；但若以蒲柏的“存在的都是对的”来解释里斯本这样的灾难，则无异于为灾难和罪恶正名，反而陷入了一种冷酷的宿命论，与蒲柏的初衷相去甚远。伏尔泰质疑的，并不是乐观主义本身；但他从莱布尼茨—蒲柏的神义论中确实发现了自相矛盾之处。

莱布尼茨的神义论建立在他对“存在的巨链”的重新理解之上，而伏尔泰对这一神义论的扬弃，也正是基于对存在巨链的又一诠释。他在《里斯本的灾难》的一个长注里讲出了自己对于存在巨链的理解：

宇宙间的那个链条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个连接所有存在物的规则的阶梯。非常可能，在人和野兽之间有巨大的距离，就像在人和更高的自然之间那样；同样，在上帝和所有被造物之间，也有无限距离。

按照启蒙时代比较流行的理解，存在的巨链应该是一个不间断的、规则的链条，从最高的存在到最低的存在物之间，按照规律逐渐下降，在两个差别较大的物种中间不可能有空缺，必然存在过渡物种。这一观念曾经使洛克感到不安，因为在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而人们只知道这之间有天使。因此他推论出，如果有存在的巨链，则在人与最高存在物之间，必然存在很多物种，是人所不曾知道的。而今，伏尔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质疑这一说法：既然各种物种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那么，存在的巨链就不是一个规则的阶梯。这无异于否定了莱布尼茨—蒲柏神义论的宇宙论基础。如果万物之间不是规则地逐层排列的，而是杂乱无章的，那还谈得上什么“预订和谐”？伏尔泰明确地指出，“说任何一颗原子被拿走，世界就无法存在，那是根本不对的”。随后，他更系统地批驳了莱布尼茨的宇宙论：

杰出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凭着无与伦比的天才，认可和捍卫了事件之间的关联；这需要解释一下。所有的物体依赖于别的物体，所有的事件依赖于别的事件。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物体都是支持宇宙和维护其秩序所必需的；在事件的总体系列中，也不是每个事件都必不可少。一滴水或是一粒沙并不能在整个体系中带来革命。

不仅自然世界是这样，历史事件也是一样。伏尔泰举例说，如果恺撒的母亲不生恺撒，世界历史恐怕就会非常不同，但恺撒究竟向右边还是向左边吐痰，却无关宏旨。由此可见，有些事件会有结果，但有些没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就过去了，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某种物质若有一小点增加或减少，稍微偏离规律，根本不会影响到存在的巨链。

这条巨链并不是绝对的充盈（plenum）……不是每个空间都被充满。因此，物体并不是从原子到最远的恒星这样过渡的。因此，在有感觉的不同存在物之间，可能就存在极大的距离，没有感觉的物体之间也可能有。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人一定要被放置在如此环环相连的不间断链条中。所谓万物都被连在一起，只是说明，万物都被规则地放置在其各自的秩序上。

推论到最后，伏尔泰所能接受的只有，万物各有其应该的位置；但万物之间并不存在可以辨识的联系。宇宙间和人类历史上都有各种偶然性，并不是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即使是必然的事情，由于并不严格遵循规律，也是人所无法认识的。他在另外一个注里又说：

很显然，人若没有外在的帮助，不可能得到这种知识。人脑都是从经验获得知识的；但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帮我们看透我们的存在之前有什么，看透这之后有什么，甚至看透现在是什么在支撑这一切。我们怎样获得了生命？它所依赖的生命之泉是什么？我们的头脑怎么会有观念和记忆？我们的四肢如何遵从意志的每种运动？对这些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的星球是唯一有人居住的吗？它是在别的星球之后被创造的，还是同时被造的？每种植物是从第一种植物变化来的吗？所有的动物物种都是第一对动物的后代吗？最深邃的哲学家也不比最无知的人更能解决这些问题。

既然宇宙不是那么规则的体系，既然有很多偶然的事件发生，既然人根本没有能力理解万事之间的关联和规律，这无异于彻底否定了“预订和谐”的可能。这样，地震的发生完全可能是偶然的，它发生在哪里，会砸到哪些人，也是完全无缘由的。如果真是这样，则人们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生死祸福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好人完全可能遭受无妄之灾，坏人完全可能享受颐养之福，没有什么根据可言。那岂不是比蒲柏还要无情吗？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受偶然性主宰的世界。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会被毫无缘由地卷入一个又一个的厄运当中，都自以为是命运最悲惨的人。没有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庞格罗斯自始至终都坚信蒲柏的信条，但他自身的遭遇却一次次摧毁这一理论。

尽管如此，伏尔泰还不愿意像休谟和康德那样彻底否定充分理性原则。他之所以修正莱布尼茨—蒲柏的乐观主义，就是因为他们乐观得不够彻底。就像他在《哲学辞典》中所说的，“存在的都是对的”这一教条“根本无法安慰人，反而给人们带来绝望”。但他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却走到了更加残酷的一个结论，使他自己都不敢接受。于是，他在前引的论存在巨链的长注中继续写道：“上帝是这秩序的原因和管理者。荷马笔下的朱庇特是命运的奴隶；但是，根据更理性的哲学，上帝是命运的主宰。奥古斯丁说：‘在正义的上帝面前，没有人会无辜受苦。这位圣徒的格言的意思是：在正义上帝的管理下，凡是受苦的，没有不是罪有应得的。”

伏尔泰似乎又绕了回来。既然受苦的人都是罪有应得，那些惨死在地震中的婴儿岂不还是有罪的吗？正如他在诗中说的：

这是你应该解开的命运的纽结，

你若否认我们遭受的恶，你怎么来治疗呢？

伏尔泰仍然坚决认为，世界上确确实实存在着罪恶。既然如此，上帝为什么会允许那么多人无辜受苦呢？伏尔泰回到了曾经困扰莱布尼茨的那个基督教的神义论问题：万能而至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允许罪恶的存在？

上帝曾经在地上与人类住在一起，

而今罪恶却充满人心；

一个高傲的智者喊着说：他无力做到；

另一个回答：他能做，但他不愿意。

万能的上帝怎么可能无力消除罪恶？如果他可以做到却不愿，那就不是至善的？面对这样的争论，伏尔泰甚至像培尔（Pierre Bayle）一样，考虑过摩尼教的二元论。他在《老实人》中借马丁之口说：“先生，我们国家的教士们指控我是索尼齐教徒，但事实上我是个摩尼教徒……魔鬼到处插手人间事务，我肯定，他附在我的身上就像附在其他人身上一样。我要告诉您，放眼全球或者说这个小球，我认为上帝把它交给一个专干坏事的家伙。”

但伏尔泰也像培尔一样，并不甘心接受这种异端邪说。他在《里斯本的灾难》中举出了各种神义论的解决方式之后，认为这些都比不上培尔的，因为培尔推翻了一切解决方式，认为恶的存在问题根本不可能有理性的解决。当年莱布尼茨写《神义论》，就把培尔当成了自己的批判对象；而今，曾经盛赞蒲柏的伏尔泰竟然转到了培尔那边，可见他确实改变了立场。

不过，对于培尔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伏尔泰仍然不愿意全盘接受。他认为，虽然培尔成功地推翻了所有体系，但他同样也在反对自己的信念。或许真正令伏尔泰不安的，并不在于培尔无法建立一套思想体系，而是因为，追随培尔势必彻底背离乐观主义。满怀悲悯之心的伏尔泰，还是希望为人类的幸福找到依托。

对存在巨链的逼问已经使伏尔泰无法回到莱布尼茨的预订和谐论，因为这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已经不可能是好的了。在《老实人》中，人们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并没有回到乐园里，过起幸福的生活，而是陷入了无休止的空虚和无聊当中。不仅颠沛流离的生活是悲惨的，就连和平安静的生活也毫无幸福可言。伏尔泰要为乐观主义留一块地盘，已经不可能在尘世中找到：

“一切都会好的”，这个希望足以支撑人类；

“一切都是好的”，这却只是虚妄的幻象。

现实永远是悲惨和不确定的。唯一支撑人们的，是对于来世的美好生活的希望。伏尔泰把蒲柏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都会好的”，似乎保留了乐观主义的基调，但其含义已大不相同了。

在《里斯本的灾难》的末尾，伏尔泰总结了他思想的变化：

我谦卑地叹息着，柔顺地承受着痛苦，

不再攻击神意的道路。

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艰苦中更轻松地歌唱

温柔享乐的律，但这律却把人类带入了歧途。

时过境迁；年龄和操劳教育着我，

我虽然错解了必朽者的软弱，

我在这黑暗中还在寻求真理之光，

没有什么抱怨，我服从命运。

就连庞格罗斯都意识到，原来伊甸园中的人不是要享乐的，而是要劳动的。于是，《老实人》中的人们都认真地过起日子来，在辛苦的劳作中慢慢培养起一点点希望。在尘世中，并不存在可以安享的幸福，只有追求幸福的劳作。一旦人们以为这劳作已经带来了幸福，那就立即犯下了又一个错误。所以，每当庞格罗斯心满意足地说什么“最完美的世界里，事事相连”的时候，老实人就提醒他：“讲得很对，不过，还是把我们的园地种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