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长城”

孙　勇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设钱唐县，“唐，堤也。”古代唐螗通用。以钱唐作县名，可能当时已有海塘。传说也认为，秦朝为征服涌潮，在钱塘江边修建海塘。《水经注·浙江水》曾转引《钱塘记》中的这样一段传说，大意是：钱唐县东一里左右，有一条“防海大塘”，名叫钱塘。钱塘名称的由来与曹华信用钱诱人筑塘有关。曹是汉魏时人，宣称：“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后来，因为华信无信，诈称等到海塘峻工以后，再给大家付钱。众人盛怒之下，弃土江边而去。结果堆成一段海螗，名为钱塘。这个故事反映了作《钱塘记》时，钱塘江上已有海塘。到隋唐时期，随着苏、沪、浙沿海的逐步开发，这里的人口和耕地面积都有所增加，涌潮所造成的损失也日见严重。于是，防潮工程的修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钱塘江北岸到长江南岸，据《新唐书·地理志五》载，建成了一条长124里的捍海塘。它南起盐官(今浙江海宁)，经平湖、金山、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奉贤、南汇，北至吴淞江口。这是一条见于记载的较早较长的海塘，它捍卫着沪、浙间易受涌潮之害的城镇和农田。由此可见，无疑，钱塘江北岸海塘可以说是世界上修筑最早，工程最大的海塘之一。

于人类社会来说，海塘既是物质的——一块块整齐的条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昂首挺胸地屹立在钱塘江北岸，默默无言地经受着千千万万次江潮的冲击，又是精神的——海塘身上的斑斑伤痕，记载着钱塘江北岸人民抗御潮患的英勇斗争历史，凝聚着沿海人民与潮患作斗争的智慧结晶，传承着抗御潮患的文化遗产。因此，钱塘江北岸的海塘极富文化价值。

抗御潮患的历史缩影

天宝三年(公元910年)，吴越王钱锣在杭州候潮门外和通江门外，用“石囤木桩法”构筑海塘。这种方法，编竹为笼，将石块装在竹笼内，码于海滨，堆成海塘，再在塘前塘后打上粗大的木桩加固，还在上面铺上大石。这种新塘，不像土塘那样经不起潮水冲刷，比较坚固，防潮汐的性能较好。但是，石囤塘的竹木容易腐朽，必须经常维修：同时，散装石块缺乏整体性能，无力抵御大潮。人们摸索着加以改进，于是有正式石塘的兴建。

较早修建正式石塘的是杭州府知府余献卿。他于北宋景祜三年(公元1036年)，在杭州江岸，建了一条几十里的石塘。正式石塘的建立，在塘工技术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余塘是壁立式石塘，向海面用条石砌成，整体性较好，远比土塘、石囤塘坚固。但因为向海面壁立，直上直下，受到涌潮冲击时不能分散潮力，所以仍然易被冲毁。

几年后，即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转运使田瑜、杭州府知府杨偕在余塘的基础上，作较大的改革，在杭州东面的钱塘江岸，建成2000多丈新石塘。它用条石垒砌，高宽各四丈，迎潮面砌石逐层内收，形成底宽顶窄的塘型。塘脚以竹笼装石保护，防止涌潮损坏塘基。背海面衬筑土堤，用以加固石塘和防止成潮渗漏。可以说，它的结构已经相当进步。

余献卿、田瑜等在杭州附近修建石塘不久，任鄞县(治所在今宁波市)县令的王安石也在钱塘江南岸的部分地区修建石塘。他的石塘名叫坡陀塘，用碎石砌筑，向海面砌成斜坡，其上再覆以斜立长条石。这种石塘虽有消减水势的作用，但因结构不严，经不起大潮冲击。

南宋和元朝，在海塘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南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浙西提举刘厘又在当地创立土备塘和备塘河。它是在石塘内侧不远，再挖一条河道，叫备塘河：将挖出的土，在河的内侧又筑一条土塘叫土备塘。备塘河和土备塘的作用，平时可使农田与成潮隔开，防止土地盐碱化；一旦外面的石塘被潮冲坏，备塘河可以消纳潮水，并使之排回海中，而土备塘便成为防潮的第二道防线，可以拦截成为强弩之末的海潮。

在杭州湾两岸，元朝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石塘修建。在北岸，修一条长达150里的石塘，南起海盐，北到松江。在南岸的余姚、上虞一带，地方官吏叶恒、王永等人，也修建了4000多丈的石塘。他们在修建这些石塘时，在技术上还有许多创新。一是对塘基作了处理，用直径一尺、长八尺的木桩打入土中，使塘基更为坚固，不易被潮汐淘空。二是在用条石砌筑塘身时，采用纵横交错的方法，层层垒砌，使石塘的整体结构更好。三是在石塘的背海面，附筑碎石和泥土各一层，加强了石塘的抗潮性能。这种石塘结构已经比较完备，是后来明清石塘的前身。

钱塘江口水面广阔，从南岸到北岸达几百里。由于中间屹立着一些岛屿，形成三条水道，叫做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坎山一赭山间为南大门，赭山一河庄山间为中小门，河庄山到北岸为北大门。13世纪以前，无论是钱塘江水还是海潮，主溜基本上走南大门。后来，由于钱塘口沙嘴变化等原因，“海失故道”，主溜逐渐移到北大门。

钱塘江口涌潮主溜走南大门，因为南岸有许多小山，涌潮不致造成严重灾害。而钱塘江下游的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地势低平的太湖流域，涌潮主溜走北大门，便会酿成无法估计的损失。以破坏生命田产为例，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一次主溜走北大门的涌潮，毁农田80000多亩，死人3000有余。再以吞没陆地为例。当主溜走南大门时，海宁旧城(盐官)南面有大片陆地，它离杭州湾40余里。主溜走北大门后，不断地有大片大片陆地被涌潮冲坍，江岸步步向北后撤，旧海宁便成为一座面对大海的危城，县治只好北迁。

杭州湾北岸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太湖流域的前沿。针对涌潮对这一地区的严重威胁，明政府频繁地组织人力、物力，修建当地的海塘。明朝历时276年，见于历史记载的，在这里修建海塘就多达20多次。

抗御潮患的智慧结晶

修建浙西海塘的进程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塘工结构，以提高抗潮性能。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水利佥事黄光升创造的五纵五横鱼鳞石塘。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过去的旧塘，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塘根浮浅”，二是“外疏中空”。前者指塘基不结实，后者指塘身不严密。因此，他主持建塘时，在这两方面，都做了重大改进。在基础方面，必须清除其表面的浮沙，直到见到实土，然后，再在前半部的实土中，打桩夯实。认为这样的塘基，不仅承受力大，而且也不易被潮水淘空。在塘身方面，用大小一致的条石纵横交错构筑，共18层，高三丈六尺：底宽四丈，五纵五横，以上层层收缩，呈鱼鳞状，顶宽一丈。石塘背后，加培土塘。认为这种纵横交错、底宽顶窄、状如鱼鳞的石塘，整体性能最好。黄塘确实比较坚固。但它造价很高，每丈需用白银300两。因此，当他改造到全部塘工的1／10－2／1 0时，筹集的经费便告罄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朱轼曾先后担任浙江巡抚、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在他任职期间，多次主持修建苏、沪、浙等地的海塘。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他综合过去各方面的治塘先进技术，在海宁老盐仓，修建了500丈新

式鱼鳞石塘。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七月，由于台风和大潮同时在钱塘江口南北一带出现，酿成一次特大潮灾。当时，除朱轼在老盐仓所建的新鱼鳞石塘外，杭州湾南北绝大部分的海塘都遭到严重的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十分惨重。起初，朱轼的新鱼鳞石塘，由于造价高昂，每丈需银300两，没有推广，只造了500丈。经这次大潮考验后，它被公认为海塘工程的”样塘”。为了浙西的安全，清政府遂不惜花费重金，决定将钱塘江北岸、受涌潮威胁最大的地区，一律改建成新式鱼鳞石塘。

鱼鳞石塘在我国，乃至世界海塘建筑史是一种世无前例的创造。

鱼鳞石塘的建筑十分精巧，塘基用5米多长的粗木料打成“排桩”、“马牙桩”，“梅花桩”等不同类型的桩。塘底宽4米，顶宽1.4米，垒石18层至23层不等，均用上千斤重条石丁型上迭。其时因为还没有发明水泥，因此每块条石之间，用糯米浆拌石灰砌连，再用铁锔扣榫。钱江大潮的能量惊人，但在鱼鳞石塘面前不得不低头服输-巍峨的鱼鳞石塘蜿延伸展，宛如一道江滨长城，它虽无言，却铭刻着历代劳动人民为之付出的代价。

抗御潮患的文化传承

一部海塘史，实际上就是劳动人民向江湖作斗争的历史。钱塘江海塘历经沧桑，引得多少文人墨客吟唱歌颂，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清代诗人查慎行《海塘叹》诗云：“沙崩岸塌风驾潮，潮头势与城争高，愚公移山或可障，精卫填石诚徒劳。”面对江潮，查慎行感叹万分：只有持续不断地修筑海塘，才能抗御潮患，少量补修则无济于事。近代训诂学家朱起凤对于鱼鳞石塘的丰功伟绩更是赞叹不已。清代女词人蒋英则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描绘了石塘捍海的清新太平世界“蜃气浮空，霓光映彩，石塘捍海迢遥。”

说及海塘的诗词碑文，不能不提及清高宗乾隆。史载乾隆六次南巡，四幸海宁，都与钱塘江海塘的塘务有关。在海宁，乾隆撰写了《阅海塘记》，《尖山观音庙碑文》、《南巡记》等碑文。作为一代君王，乾隆对于修筑石塘之事十分重视，他曾颁旨“浙江建筑石塘，所保卫民生，关系甚重。”四幸海宁，乾隆写下了数十首有关海塘的诗，如“西塘尚有沙涂护，既至东塘沙总无，石不能为柴欲朽，防秋要计可徐图。”，“如杭第一要，筹奠海塘澜。”，“鱼鳞诚赖此重堤，堤里人家屋脊齐”，“依旧潮头逼近塘，贴谋昔日计深良。”且不管这些诗的成就如何，作为皇帝，乾隆能这样巡视乡间，关心民生，躬身笔耕，写作了这么多海塘诗，实乃难能可贵。就是舍其帝王身份，这些诗文对于后人，也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千百年来，海塘的修建，对广大人民的人身安全，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都是有力的保证。钱塘江北岸海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的价值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记载着劳动人民的历史足迹和奋斗精神，体现着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量，不愧为我国古代一项与长城齐名的伟大的建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