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耿银河漫天碧

余 音

乐黛云曾说:“用精神分析学,可对并非明确表现于作品文本中的‘潜意识进行分析,着重研究作者的潜意识如何转移(或升华)为作品的虚构世界。如宗璞的《红豆》、《弦上的梦》、《核桃树的悲剧》中多次写到一种已失落的、无法完成的爱情。如果联系起来分析,也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共同的‘潜文本。”

无独有偶,评论家李子云也谈到,在意境与感情上,宗璞的某些创作常常让她想起清末诗人黄仲则的诗——“引起我联想的就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常常表现了那么一种柔情侠骨,却常常流露了那么一种感情上有所欠缺的怅惘。”

综观宗璞长达五十余年的小说创作,一系列可以复制的知识女性的爱情悲剧清晰可见。它们都发生于那扭转了全中国人命运轨道的狂飙时代。——部分人选择了这条路,另一部分人则踏上了那条路。

岁月不居,时代已变了数重模样,与当年“选择”主题相关的各体裁文章却越来越时髦了。可据我看,在这方面,没人能比一生行迹皆囿于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宗璞描画得更原汁原味。她不同时期不同篇幅的创作如一笔笔写意山水,攫取了一段文学金字塔尖最有神韵的部分——宗璞就称自己的作品为“文化史小说”。又因宗璞著有短篇小说《米家山水》,故我在一篇文章中称其小说为“这方园地中的冯家山水”。生动确切的时代背景永远支撑着“冯家山水”,无数随手挥洒的细节令那已式微的小社会如在目前。

宗璞的独特优势淋漓尽致地体现于思想内容与审美取向上,它们是如此忠实地与那个渐行渐远的知识阶层——以陈寅恪、冯友兰、资中筠及宗璞本人等两三代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圈子”——的气质、情操及生活方式血脉相通,以至于她几乎全部文字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那个已式微阶层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蕴的符号化再现。我曾说,她笔下呈现的是一个“白莲花般的艺术世界”。当然,这是把双刃剑。人文内涵与艺术品格的单纯、优雅既是宗璞所长,亦是其软肋。陈平原就说:“谈论一个小说家,‘大家闺秀、‘学养深厚,不见得都是好词。”(香港版《宗璞小说散文集》小引,即出)陈平原指的大概是,这样精神贵族的呈现方式必然会与社会总环境产生疏离,但这又恰恰构成了宗璞小说最显著也最顽强的特色。

是的,她非常善于把挣扎于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原型略加装点,变为艺术原型。尤其是那一系列温婉的女性主角,不但生于校园,而且终老于斯。江玫、柳清漪、梅菩提、林慧亚、嵋……这些寓意了丰富文化素养和高洁情操的美名,好几个都发“玫”这个音,仅是字形不同而已。她们简直就是同一个人的分身,单纯、善良,充满书卷气,优雅又略执拗。人都说宗璞是长期浸润于中国文化得天独厚的氛围里,又被西洋文学所“化”过的学者型作家,从这些女性身上,你确实也能领略到夏洛蒂姐妹、艾米莉·狄金森们的神采;然而宗璞自己却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她文学创作的根基依然是祖国文化与哲学;她还说她深爱的《红楼梦》写了数百个女孩儿,可能因曹雪芹就在生活中遇见过这么多生动的人物。完全可将这段红楼感言视作解读宗璞自身写实创作原则的一把钥匙。所以,女主人公虽无不爱好西方文学,也有些西方知识女性的影子,事实却证明她们既失落怅惘,又洒脱内省,都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女儿。超脱的精神追求与经得起万般折腾的务实气质,浑然一体。

我们的作家队伍形形色色,宗璞永远是很独特的一个,而且随着时代的急剧变化,这样的审美取向竟有成绝响之势;我们的文学长廊人物多样,而这种矜持、脆弱、心底执著、一折就断的女性,却只出自宗璞笔下,被她呵了气,活灵活现。

人们大多忽视了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女主人公江玫们对情侣的取舍标准,其实这里也有潜本文,甚至是作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选择规范——反观男主人公,他们亦如从同一个典雅的模子里铸出来的。宗璞笔下的女主人公已经够阳春白雪的了,男主人公往往更甚。在阅读中,他们常常让我想到《世说新语》里褒衣博带的璧人。由于恐惧人际交往,更厌恶“群众运动”,这些男子比女主人公更“不识时务”,倒是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是中国的彼得·潘。而且与专事人文学科的女主角相较,他们个个还都是胡适说的“最好的文学人才要到理工学院去找”的大拿;而那后者,才是最闪光的社会评判。文艺的花再锦簇,于之依然是副业。却由于在文理科上的左右开弓,他们就以副业作为与不懂数学公式的恋人进行精神交流的主要渠道。《红豆》中学物理的齐虹,钢琴弹得比读西洋文学的江玫更好,看到路边开得正盛的榆叶梅,会首先想到用“热闹”来形容;《南渡记》中的少年无因能为嵋背下整本英文的《麦克白》……这恐怕与作家本身就成长于一个青年才俊多如过江之鲫的综合性大学不无关系。

对知识素养比自己全面得多的另一半,江玫们是欣赏甚至不无崇拜的,她们乐于被一个胜于自己的男子所包容。无论《红豆》中的齐虹,还是《野葫芦引》里的无因、卫葑,作家都给了他们“学物理的,极聪明”的同一身份。“一个学物理的,却弹得一手好钢琴!”江玫这样感叹。不过作家没有点明,若无这手标志着相同出身的好钢琴,他们固然没机会结识;可如果只有“这手好钢琴”,齐虹是否定能赢得江玫的心?不可否认,在女主人公们强烈的独立意识里,又掺了些小鸟依人的骄傲的倚赖。在作品的深层,一种理想化的思想倾向和潜在的互补心理同时在起着支配作用,这往往使得小说风平浪静的前半段十全十美如在梦寐——男尊女卑的社会规律或隐或显地体现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即令高等学府也完全不能例外。

可在解放的炮声中,眼神迷惘的齐虹最终离开了祖国和江玫。在江玫心里,这个坑是永远填不平的吧,尤其是后来竟承受了种种非人折磨,丧失了大好时光——在这些受难女子心底,免不了纠结着一段段被时代所作弄的、失落的、不能实现的爱情。

但是,她们还在充满明亮、激昂的社会理想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那又是个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的火热时代,所以社会总体观念的显著差异,出身、眼界、气质、修养的微妙不同,又决定了上述情感怅惘的知识女性亦绝非同时期港台女作家笔下软弱的恋爱至上主义者。

宗璞的一部“文化史”,让我们看到这样不断重复上演的图景:在海的这边,女主人公都努力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的束缚,竭尽力气从精神与实践上做到向无产阶级转变,在挣扎、决绝乃至自我分裂中重新熔裁柔弱的灵魂;在大洋彼岸,男主人公们则须承受游离于父母之邦、精神家园之外的巨大苦痛。——那是整整一代人在政治风云中惊人相似的个体经验。

仿佛为深挚的历史倾诉感所驱使,到一九九三年,宗璞先生突然一口气在港台地区及美国华文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三个短篇《朱颜长好》、《勿念我》和《长相思》。——撇开反映现代人婚恋观的《勿念我》不谈,其余两篇依旧着重于表现“时代弄人”这个主题,其背景却已指向意识形态束缚大大减轻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在这些“新”作里,时空转换了,国门终于开放。原以为一生都将被银河阻亘的生离者重相聚首,好似出走后的娜拉站在了人生新的门槛边。可答案却如此悲哀。生离早已铸就不可逆转的命运断层,“人世回廊缥缈,谁见金钗擘。今夕何夕。杯残月堕,但耿银河漫天碧”。——人生最末一着往往是你无法想象的残酷深挚的哀感。《朱颜长好》是《红豆》并不美丽的续集。

在小说结尾,男主人公琦在半夜给来美国讲学的慧亚打来了电话。他唤她“离离”,这乳名只有他知道。他告诉她自己已坐在轮椅上,全靠夫人照顾。他很想见她一面,但他们都知道相见争如不见。可恨流年凋绿鬓,既然红颜少年已华发盈颠,人们就只能把最美的留在记忆里。“离离”这名字让人想到白居易的名诗“离离原上草”,既代表他们的分离,又象征了女主人公坎坷命运里坚强的意志。“门自掩,柳发离离如此”——又是王沂孙的名句。

慧亚和琦就是江玫、齐虹,他们的故事是红豆的延续。正因没有见面,所以朱颜长好。这个不免凄凉的缺少戏剧性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

因为宗璞往往在创作里带入很多自己生活的痕迹,所以她在总结创作生涯时曾说:“有的时候没有勇气去看事物的深层,有的时候是看到了又不愿写,不忍写。”与《朱颜长好》同月发表的《长相思》,语言和叙述节奏极其散淡,却使我如闻雷霆。这个故事同样延续了宗璞写与自己特定生活阅历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创作原则,却是一篇完完全全的“他者的故事”,作家终于有机会全身抽离,彻底卸下意识深层的种种束缚,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案例。表面上都是同一个主题——乍看上去,这段失落的爱情同样是时代弄人的结果,但那深层的现实,又是什么?当外在的、特定的原因逐渐淡化后,性格和环境的冲突开始后退,真正的人性挣扎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在客观上,反倒使这部平淡无奇的小说成为宗璞最豁朗地反映特定知识分子阶层自我冲突、自我束缚与最终妥协过程的篇章,虽然它得到的反响又是最微弱的。

小说描述的是,四十多年前,在昆明,还是小姑娘的“我”无意中介绍有通家之好的大学生秦宓和父亲的高足、数学系高才生魏清书在木香花前相识。从此,秦宓就开始了痴苦的暗恋。文章开头说道:“四十年了,还有什么能保持‘一样!”这是在生活漩涡中挣扎的人现实而酸辛的感叹。但时间对蛰居于异国一隅的秦宓没有限制。时间对鬼是没有效力的,执著地生活于自己世界的秦宓,就仿佛一个活着的“鬼”。还有一个活着的“鬼”,是早已回国的魏清书。秦宓每餐都给他留着座位,座位上还放着精心叠制的纸花。“等一个不会来的人,有点像等一个鬼魂……我觉得屋里阴森森的。”

读者们痛切地看到,秦宓漫长的等待全是一场清苦辛酸的行为艺术。秦、魏几乎连话都没说过。若魏不是“学数学的”高才生,她是否还会等待到死?而最后,苍老的她干脆自己捆绑了自己,宁愿陶醉在虚假的光环里永不要解脱,甚至想象他已死了——这样在她心底就有了个守节的意味,她守的完全是一首挽歌。

应该指出,和生活在以集体利益为个人追求首位目标的新中国的江玫们相比,秦宓恰是唯一没有在炼狱里熔铸过的角色。可那四十年竟全是幻梦。这反拨开重重雾霓,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那深藏的东西——我认为,秦宓执拗的择偶理念背后是功利,是本阶层特有的套着光环的人生理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故事强烈唤起了我在阅读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台湾女作家,尤其是旅居异乡的女作家的小说时的震撼。排除政治语义和社会习俗,你大可说后者写的也是江玫,更是拆成细节的无数美丽或不美丽的秦宓——那时期的中国台湾和美国华人社会完全传承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大陆的社会与文化风气,更由于政治生态及地缘环境的逼仄,越发带了惶的味道。后者不但使社会高层变本加厉地重理轻文,就连闺秀择偶的标准也越发出离到单一程度——在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赵淑侠的《我们的歌》等描写异乡客的小说中,我们惊心动魄地看到那时台湾高等阶层的女孩子是如此被社会和自身的虚荣逼迫着,盲目地一心要找学理工的丈夫出国,无论是否真有感情;已在异国的则不得不与学音乐的男友分手,为了荣光与现实的安稳嫁给无共同语言的物理系学生……在种种体面荣光的选择中,爱情本身倒往往是最缺失的一环。女性依旧是婚姻市场上的商品,只不过有品位的高下之别罢了。

虽无政治迫害,但这种婚姻中的理性交换意识,是另一种类型的“心硬化”。

宗璞是永远写实的,她的交际圈子决定了她对成长于净土的“秦宓”们脆弱的潜悲剧人生是何等稔熟,所以容貌平平、终生游离于海外的秦宓只得老实地将爱情交托幻梦。可以想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华人知识社会狭窄同一的婚姻选择氛围里,仅仅精神贵族的身世就决定了秦宓的眼界不得不高拔。故只要她跳不出这五行山去,便只能依靠这虚无的慰藉——早已回国、没了下落的数学天才魏清书来支撑自尊。秦宓的思念,其实不是对人的思念,而是对散发着古檀木气息的、披着现代外衣的旧尸骸的留恋。这个决绝极端的手势,让我想到了两个字“吃人”,虽然它是隐伏在清远的莲香中的。

《长相思》里情意综的发生背景,虽亦是那大分离时代,只不过若无那场变数,江玫与齐虹或许还能走到一起,秦宓却注定了永远只有等待,陪葬。——这自觉走到底的歧路,才是一条最无尽的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