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文化危机的诊断与拯救

王贵喜　李永杰

摘要：主客二元模式的存在曾经是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这种模式的存在促使他们在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东方羡慕的成就。但是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科技理性的过渡膨胀导致了诸多问题，西方学者开始自觉危机的存在，也开始反思、诊断危机的根源，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主客二元模式。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觉地为文化危机的拯救提出了种种的救治方案。

关键词：后工业社会：文化危机：主客二元模式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9-0057-04

文化是人把握和分析世界的一种工具。人们通过文化的范式了解世界，也透过文化诊断世界的健康状况。后工业社会无疑是一个物质繁荣的世界。但繁荣的物质和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遮蔽了这个世界存在的危机，人们正在愉快地“享受”着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但敏感的哲人已经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并对之做了大量的研究。

一、后工业社会文化危机的自觉

后工业社会的繁荣肇始于科学技术的觉醒，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壮大为科学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的需要也为科学技术提供了强大的牵引力，恩格斯曾经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它很快显示了巨大的创造能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人的生活水准普遍得到了提高。正当人们醉心于社会的飞速发展，醉心于科学万能美梦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的梦魇惊醒了乐观的人类。人类开始反思科学技术所创造的文化是否存在问题。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工业社会还出现了众多急待反思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们遭遇了众多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生存境遇，健康受到了影响；比如全球核武器的存量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数次；再比如克隆技术的出现，有可能导致人伦的失序。科技理性的膨胀导致了众多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不仅如此，当代科技理性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自在生活和思维方式之中，本来精神丰富多彩、异质性很强的人类精神也受到了科技理性的宰制而趋于同一化。信仰的丧失，价值的失落，道德的滑坡，精神的空虚、焦虑和不安等现象表明，科学技术在为人类提供繁荣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为人制造了痛苦。

西方众多学者已经开始自觉西方文化危机的存在。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切入文化危机的反思。马克斯·韦伯通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范式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萎缩；贝尔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角度，发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根源在于，曾经是“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保持平衡张力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到了后工业时代却出现了“禁欲苦行主义”的丧失，或者说“贪婪攫取欲”淹没“禁欲苦行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注意到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单向度性。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的人的性格扭曲等文化危机；胡塞尔从欧洲科学危机的角度，海德格尔则从生存哲学的范式分析和研究当代文化危机。应该说，之所以如此众多的哲学家共同关注文化危机问题，就是因为当代文化危机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危机，这个时代危机已经为当今的学者们所自觉。

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不但被西方人所自觉，就是个别的东方人也已经达到自觉。梁启超先生以其思想家的敏感发掘了西方文化的危机所在，并以其带有感情的笔调予以述说。他认为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科学万能”梦想的实现与膨胀。人之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内省精神的充实与愉悦。“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在西方，这种给人以安身立命之本的所在就是宗教，但在工业社会的今天，科学的日益昌明已经腐蚀了宗教存在的根源，科学已经证明，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神。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世界是按照必然的规律运行的，在客观物质世界面前，人只能被动地接受世界。科学技术的膨胀导致了生活的急剧变迁。过去那种注重个体内省的生活方式一去而不复返了。“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科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但是科学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也导致了人类意义的丧失。“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当然，梁启超毕竟只是东方的知识精英，不能代表东方的大多数人，但不管如何，西方的文化危机已经为人类所意识到了。

二、后工业社会文化危机病灶的诊断

西方文化根源于“两希文明”，即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强调理性精神，理性将人与客观世界截然分开，人是世界，的主体。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客观世界是客体，客体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客观世界面前，人只能依附客体，人只能遵循客观世界规律。这种明确划分主体和客体的理性精神是后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理性基础，也正因为古希腊这种明确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为以后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精神资源。同时也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古希伯莱精神就是宗教精神。他们坚信人的主体性以对上帝必然性的服从为前提。后来的基督教就是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相信灵魂不朽，相信人的肉体只是灵魂的牵累，为了神性的圆满，必须超越沉重的肉身，切不可沉溺于肉身的享乐，他们坚信敬神行为的无上价值。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要人们处理好主客之间的关系，古希伯来精神则注重精神世界的内省体悟。这两种精神的相互平衡构成了西方特有的文化，既有比较发达的科学理论，又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科学的日益昌明、技术的逐渐发达越来越证明宗教的不合理。宗教的根基被科学技术所腐蚀掉了。理性精神和宗教精神开始失衡，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宗教精神则开始衰落。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众多社会问题和疾病的病根就在于这两种精神从近代以来出现了失衡。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敏感的哲学家对科技理性的危机已经开始自觉。而且对其病灶追根溯源，他们一

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中。“在本体论思维中，是没有主体的位置的，世界或存在的主宰和终极依据是‘神(上帝，或具有神性本质的第一推动力、理念、绝对精神等)，而人只不过是神的创造物和无数存在者之一。但是在发生了认识论转折之后，人却取代了神，成为世界和存在的中心。人及其意识，即‘主体，从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世界即由实在事物组成的客体的对立面。认识论把一切存在纳入主客体分裂和对立的框架，并以此来解释所有现象。”古希腊精神已经铸就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病灶，只是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来源——希伯来的宗教精神——的牵制，并在与希伯来宗教精神的相互张力平衡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能够找到机会发作而已。古希腊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形而上学思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寻找始基、本原和终极依据，以超越、支配其他存在者，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物的存在论本质归结为某一特殊的存在者(理念、物质、自我意识、上帝等)，由此，‘存在本身被遗忘了，一部传统形而上学史就是一部存在的遗忘史。”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实际上就是后来科技理性的主客二元模式的雏形。应该说这种清晰地划分主客体的文化模式相对于东方“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有其优越之处，那就是他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文化精神基础。但是近代以来。这种文化模式甩掉了宗教精神的牵累，而得到昂首阔步的发展，结果科技理性获得了毫无节制的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它的过度膨胀开始为社会带来祸害。这一点也已经为学者所自觉。“而一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工业文明和人类社会之所以面临严峻的生存发展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内在缺陷，即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分裂和对立。而深层的根源在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源于主客体的截然对立。要弥合分裂、消除对立，必须改造传统的文化基础。消除理性的绝对优越感和人类的自我中心观念。”

西方的社会学学者、哲学学者、文化学学者等诸多学科的学者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给予了理性的诊断，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以主客二元为基本思维模式的西方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这种根源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成份之一。早在古希腊时代，这种模式就已经开始奠基，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宗教的神圣精神的纠错作用。原有的病灶还只是潜伏的“病毒”，没有真正发作。而宗教的式微消除了原来的纠错机制，原有的“病毒”泛滥导致了致命的疾病。

三、后工业社会文化危机的拯救

后工业社会文化危机的症结所在就是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人本应有的充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过于牵累于对身外之物的索求，当代文化没有为人类反省自己内在的自我精神留下空间。工具理性强调目的性，强调精确的计算性，强调工具、效益，而价值理性相信行为本身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不考虑后果和效率，甚至蔑视外在名利的牵累。因此。要想拯救文化就需要在文化中注入价值理性，或者重建曾经辉煌过的价值理性。这是众多西方学者们危机拯救的共识。

社会学的拯救模式。这一派的拯救模式就是恢复价值理性在社会行为中的地位，或者叫做重建价值理性。马克斯·韦伯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目的理性(也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指认现代社会的危机所在就是目的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萎缩，现代文化危机的拯救途径应该是恢复价值理性曾经的地位。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指责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是“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的膨胀淹没了“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而后工业社会的危机拯救就在于重建后工业社会新的宗教，他设计出一种他称之为“公众家庭”伦理的广义崇拜。哈贝马斯则继承了韦伯的思维范式。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劳动(相应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强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相应于价值理性)的不合理。而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所在就是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与此相应。危及拯救的关键在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后期把重心转向了生活世界的研究，但是他仍然遵循韦伯的路线来致思。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生活世界(与价值理性相对应)的殖民化，生活世界受到了系统世界(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入侵，系统世界主要是指以权力为运行逻辑的政治领域和以利益为运行逻辑的经济领域。而晚期的危机拯救思想则是重建生活世界，清除系统世界的入侵。

法兰克福的拯救模式。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他们也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扬弃科技理性的异化来拯救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于工人被整合到现在的社会制度中，不再具有反抗的力量。当代社会成为一个肯定性的社会，否定性不存在了。没有了反对派。社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危机的最终根源在于价值理性被技术理性所取代。这是技术的异化，危机的拯救在于技术异化的扬弃，把价值整合到科学中，使科学向形而上学倒转，并且同艺术相结合，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新理性，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弗洛姆认为，当代人们逃避自由的心理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表现。这种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随着现代化的开启和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类越来越理性化和个体化，个体化是一个逐渐走向个体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从原来的天人合一、万物浑然一体的状态脱离出来，原来的那种天人合一的状态是一个安全的状态。而个体化则意味着个体需要独立面对世界，需要自己独立经历孤独、寂寞，承担责任、义务。这是一种痛苦和焦虑，但是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逆转性，人们不可能回到天人合一的安全境界。在这种危机面前。逃避自由是不可取的，真正合理的拯救方式就是“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用爱心把自己融化在另外一个人之中，在保留自己的个性和肯定他人独立性的前提下把自己与他人合为一体。

生存哲学的拯救模式。在胡塞尔看来“欧洲科学危机”就在于，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过于注重物质和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精神需要，由此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也造成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的丧失，科学虽然能够让人饱暖，但它无法让人产生热情、美感体验等人类必需的精神需求。“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胡塞尔认为文化危机的拯救在于重建形而上学，为科学提供最终的意义，他晚年所致力的创建先验现象学，寻找回归生活世界之路，确立人的价值与意义就是对危机拯救的努力。海德格尔认为当代文化的危机在于技术的异化导致了人们按照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曾经存在过的“诗意般的栖居之境”被

现代社会隆隆的机器声所冲淡，人的尊严、价值也随之而消失。而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存在论的歧路，在西方哲学史上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自从柏拉图就开始误入歧途。林林总总的哲学所探讨的存在论只能算作是存在者论。他们探讨始基、本源和终极根据，但这些存在论从来没有触及存在本身。这种哲学是当代文化危机的根源，而要拯救当代文化危机就需要根本改变这种存在论模式。因此海德格尔提出了基础存在论。从此在出发探讨真正切人到存在，以找回已经失去了的“诗意般的栖居之境”。

生命哲学的拯救模式。生命哲学的理论虽然不一定针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而提出来，但是他们所提出来的理论不失为当代文化危机拯救的一剂良药。著名生命哲学家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之异于自然科学的根本所在就是，它不是以外在物为研究对象，而是以人的精神(心灵)直接体验到的内在实在为研究对象，它立足于人的内在的体验，没有外在的和先天的基础。这是对生命的体验、表达和理解。笔者认为，这种体验是救治当代文化危机的根本。齐美尔认为，生命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流，其中每一个瞬间，都消溶进下一个瞬间。而只有有生命之物才具备实践上的延展性，僵死的物质无所谓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以空间为特征。人们对生命的体验实际上就是用心灵把握生命活动。每一当下直接的体验都是直接的、独一无二的。也正是在这种对生命的体验中人们才能真正感知生命的意义。柏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纯粹的时间绵延之流，这种时间绵延无法用语言清晰地表达。人们只能在静默中细心地感受和体验，生命的意义和欢乐就在于对生命绵延之流的体验中。生命哲学将人的注意力从外在牵累引向了内在自省。这种从内在生命体悟中寻找意义思路是以外在功利为目的后工业文化危机的救星之一。

非理性主义的拯救模式。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意志的表象，人也是由意志决定的存在，人的意志是盲目的而且其欲望永无止境，人是欲望的组合体。而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是痛苦，欲望得到完全满足，人又会感到孤寂、空虚、厌倦，所以人是痛苦和无聊之间的钟摆。由此他得出了禁欲主义的结论，人只有禁欲，自己的心灵才能够得到慰藉。这实际上是敏感的哲学家对工业社会潜伏危机的一种警醒。基尔凯郭尔因其独特的个人经历，体悟到了个体的恐惧、孤独、悲观、厌世、空虚、绝望。这是人类极度痛苦的状态，由此他提出了人生的三个阶段理论，以图拯救人的心灵，人生三阶段理论即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以人的心灵慰藉为核心的。尼采则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颠覆了传统的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者厌烦于按部就班的理性主义生活，试图从非理性的角度对已经出现苗头的文化危机进行抗辩。所以他们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哲学，而是现代的哲学，为现代的文化危机提供了一种救命稻草。

后现代的拯救模式。后现代主义虽然没有一致的观点，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倾向，他们大都倾向于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反对心物二元论的观点，反对基础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反对主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一元论和决定论。而他们所反对的这些方面几乎都存在于工具理性身上。也都是当代文化危机的根源。虽然后现代主义彼此观点相差很大。甚至相互反对，但是他们对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的诊断是对的，也对当代危机的拯救做出了自己认为合理的努力，虽然学者们对他们的拯救模式褒贬不一。

责任编辑仝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