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民间词在敦煌的传播

洪豆豆

摘要：本文依托唐时敦煌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商业贸易情况，阐明词传播之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并就现存的唐五代民间词材料进行分析，包括内地向敦煌的文化输出和敦煌向内地的文化输入两大传播趋向。最后对现存敦煌词抄本进行比较分析，印证唐五代民间词在敦煌传播的史实，力求还原唐五代时民间词在敦煌地区的传播、保存情况。

关键词：唐五代民间词；敦煌；传播；保存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9-0065-04

敦煌词的发现地是今天我国西北沙漠地区甘肃敦煌县东南的莫高窟，在偶然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封闭在夹壁中的石室，里面藏有数万卷之多的遗书和文物，绝大多数是手抄的卷子和书籍，在这些写本遗书和卷子中。发现了几百首写本的歌辞作品。这些歌辞作品的发掘填补了唐五代时期民间词的空白。现存的唐五代民间词不多，基本都包括在敦煌曲子词中。至于为什么敦煌曲子词会在敦煌莫高窟内被大量发现，这就涉及到一个唐五代民间词的传播问题了。

一、内地向敦煌的文化输出与词的传播

外国使节、僧侣、商贾，有的在敦煌等候签发通行证，有的停留在这里学习风土人情和汉语，有的就在敦煌开店设市，将货物易手。而西去的使节、官吏、戍卒、商贾等也要在此筹备粮草、熟悉西域语言，做好出国的各种准备工作，部分中原内地商人甚至在敦煌停留下来，做起进出口生意。这些在唐五代传唱一时的民间词，相当于当时的流行歌曲，是西去的使节、官吏、戍卒、商贾从中原内地带来的娱乐消遣，他们在敦煌停留时，中原内地的民歌小调也得以唱响在北方新的广阔天空下。如联章体《长相思》三首：

旅客在江西，富贵世间稀。终日红楼上，□□舞著棋。频频满酌醉如泥，轻轻更换金卮。尽日贪欢逐乐，此是富不归。

衰客在江西，寂寞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双垂。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

作客在江西，得病卧毫厘。还往观消息，看看似别离。村人曳在道傍西，耶娘父母不知。身上剟牌书字，此是死不归。

分咏商贾行旅的三种遭遇：“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词的开头都以“客在江西”起句，很明显词的首创地和咏唱地，是唐五代时的商业重镇江西。白居易《琵琶行》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江西浮梁在唐代是著名的茶区，所以这3首词绝对不可能是在敦煌地区原创。可以想见，商人们就是哼唱着这样的小调，怀着对未来捉摸不定的期待与恐惧，来到敦煌追求他们的黄金梦。

从内容题材上看，敦煌民间词中还有一些原创于江南城乡的作品流传到西北。有的词明显是在描写江南水乡景致，如：

五两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掉觉舡行。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舡行。满眼风波多陕沟，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舡行。

八十颓年志不迷。一竿长地坐磻溪。钓□□□□□□，□时清。直道守池频负命。子麟何必用东西。我不□□□□□，□□□。

浪打轻舡雨打篷。遥看篷下有鱼翁。莎笠不收舡不系，任西东。即问鱼翁何所有，一壶清酒一竿风。山月与鸥长作伴，在五湖中。

倦却诗书上钓舡。身披莎笠执鱼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复几重滩。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世厌良贤。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

一队风去吹黑云。舡车撩乱满江津。浩涆洪波长水面。浪如银。即问长江来往客，东西南北几时分。一过交人肠欲断，谓行人。

敦煌位于甘肃西部的高原地带，上面5首《浣溪沙》中描写那种如诗如画的江南景致，在那儿是绝对看不到的，而“磻溪”、“五湖”、“长江”之类地域指向性明显的字眼，也说明这些词作的最初绝对不可能孕育、发生在敦煌。那么这些江南小调是怎么来到北方高原的呢?只有传播才能完成这样的奇迹。

这样的字眼无处不在，即使那些描写青楼妓女的艳歌，也无不深深地打上江南水乡和商业城市的烙印：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盐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风景名胜区，“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之节。”这位女性自比曲江之柳，在词中诉说她被人任意玩弄，任意抛弃的身世遭遇。这位女性很可能是沦为商品，流落在青楼妓馆，才会发出如此哀叹。这类描写青楼艳妓的词作在敦煌词中比比皆是，再如《浣溪沙》2首：

蠼景红颜越众希。素胸莲脸柳眉低。拟笑千花羞不坼。懒芳菲。□□□□□□□，□□□□□□□。偏引五陵思恳切。要君知。

髻绾湘云淡淡妆。早春花向脸边芳。玉腕慢从罗袖出。捧杯觞。纤手令行匀翠柳，素咽锝发绕雕梁。但是五陵争忍得，不疏狂。

“五陵”一词出自白居易《瑟琶行》：“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此后，“五陵”在唐人诗中多用来指代京都富豪子弟。在词中大概也不会例外。这些散发着浓郁“商业味”和“市井气”的秾词艳曲，在敦煌被保存、被发现，不是偶然的。作为河西交通枢纽重镇的敦煌，贸易状况绝不亚于武威、张掖，甚至比它们更兴旺，敦煌在唐代日益繁荣的国际贸易中，日益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都会。如此具有国际贸易交流的商业大都会，要满足南来北往的三教九流、诸色人等的娱乐需求，青楼妓馆无疑是不错的选择。而这对民间词的传播也是大大有利的，在那些曲子词尚可入乐歌唱的年代，歌妓们无论何时都是传播的主力战将，这个事实也部分解答了我们对于南词北渐的疑问。

敦煌民间词中，还充斥着大量描写征夫、思妇生活与情感天地的恋歌。唐帝国疆域广阔，要保证边防稳固，国家太平，就必然需要大量的征夫戍卒奔赴边地。间接造成许多思妇在家乡独守空房。敦煌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古丝绸之路的名城重镇，早在西汉汉武帝正式设立敦煌郡后，下设玉门、阳关、中部、宜禾四个都尉，分别镇守敦煌境内的南北两条丝绸古道。在唐帝国时期也少不了重兵驻扎守卫，随着戍边大军进驻敦煌，征夫、思妇经年累月的长期分离，他们口中吟唱的悲歌恋曲也渐渐传播到敦煌，并成为以后敦煌民间词抄写存录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征夫的歌既有思乡念家的悲叹，也有酬志封侯的热望，《破阵子》正是这两种情绪交织下的产物：

年少征夫堪恨，从军千余里。为爱功名千里去，携剑弯弓沙碛边。抛入如断弦。迢递可知闺阁，吞声忍泪孤眠。春去春来庭树老，早晚王师归却还。免交心怨天。

比起征夫歌中的种种复杂思绪，思妇的歌就单纯得多，其主旋律吟唱的只是对远行良人的思恋、期盼，和空房独处的寂寞、哀怨。请看《凤归云》2首：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扬。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那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

绿窗独坐，修得为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得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碛里，已凭三尺，勇战奸愚。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等公卿回故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

两词以“征夫数载”为枢纽，“包举伤秋、望远、传简、缝衣、寄衣、卜卦、反求宦等，”基本上涵盖了自古以来描写思妇人物形象涉及的所有内容。如此深得“民心”的作品在敦煌传唱久远，也就不足为怪了。

敦煌民间词中还有一些描写民间风俗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有斗百草、拜新月、七夕乞巧等，这里以斗百草为例。斗百草的游戏古来有之，又叫斗草、斗花，起源甚早。唐刘禹锡诗句有“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说明春秋末期吴王和西施就已在宫中玩斗百草游戏了。到了南北朝，斗百草在南方已演变为节气的风俗，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可见每年端午节，民间百姓除了食粽子、饮雄黄酒、举行赛龙舟外，还形成斗百草的习俗。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各地说法不一，影响最大的一说是为了纪念屈原，还有的人认为过端午是为了驱邪避毒，所以才有前面“采艾悬门”之说。现代学者闻一多先生则认为端午节是龙的节日，即古代吴越人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这个看法和吴王、西施斗百草的传说很是符合。无论是源于吴越图腾祭祀，还是纪念楚人屈原，斗百草反正是起源于中国南部。都和远在北方高原的敦煌扯不上关系。

其实，斗百草后来并不限于五月，贯休《春野作五首》诗云：“牛儿小，牛女少，抛牛沙上斗百草。”由诗题看，说的是春天里的斗草。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诗云：“社下烧钱鼓似雪，日斜扶得醉翁归。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说的也是春社日里的斗草。这是因为，只要春天莺飞草长，百花盛开，斗戏的材料具备且更见充足，自然随时可着手玩耍了。唐以来斗百草似乎愈渐成为只是妇女和孩童的玩艺了，崔颢《王家少妇》诗云：“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汝。”刘驾有《桑妇》诗云：“归来见小姑，新妆弄百草。”白居易《观儿戏》诗云：“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杜牧《代人作》诗云：“斗草怜香蕙，簪花间雪梅。”司空图《灯花三首》诗云：“明朝斗草多应喜，剪得灯花自扫眉。”……都生动地描写了妇女、孩童玩乐的场面。敦煌大曲有《斗百草》词：

建寺祈长生，花林摘浮郎。有情离合花，无风独摇草。喜去喜去觅草，色数莫令少。

佳丽重名臣，争花竞斗新。不怕西山白，惟须东海平。喜去喜去觅萆，觉走斗花先。

望春希长乐，南楼对百华。但看结李草，何时怜缬花。喜去喜去觅草，斗罢且归家。

庭前一株花，芬芳独自好。欲摘问傍人，两两相捻取。喜去喜去觅草，灼灼其花报。

说的就是人们在春日里簪花比草斗新、斗奇，这些花草多是从林野中采摘来的。在唐五代敦煌民间，不知本地是否已有斗百草的风俗游戏传承下来，还是中原内地来到敦煌暂住、定居的人们带去的这种风俗和《斗百草》歌辞，至少它们在敦煌地区的吟唱、流传是可以确定的。

二、敦煌向内地的文化输入与词的传播

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中西大量的商人、技艺百工等在此进行经济、商业、文化交流，所谓“交流”，要求有来有往。以上谈论的都是中原地区向敦煌地区的文化输出，反过来敦煌也是西域文化向中原内地传输的门户。随着佛教的传人，敦煌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佛教圣地”，佛教徒在佛教传人中原初期，追求的是传播范围的广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很注意汲取民间艺术的养分，为宗教思想披上民间歌辞这件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外衣。《敦煌歌辞总编》里650余首“佛家”宗教类歌辞，就是佛教徒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尝试，还有某些隐晦的佛教传播例证，如《送征衣》一词写道：

今世共你如鱼水，是前世因缘。两情准拟过千年。转转计较难。交汝独自孤眠。每见庭前双飞燕，他家如自然。□□□□到君边。心专石也穿，愁甚不团圆。

此词反映民间婚恋生活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辞中所言之“今世……前世……”。即透露了此种信息。佛教徒站在缘起论的立场上观察世界人生，喜欢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代表一切事物的无限因果连续，同样可用来说明有情众生的业感转世轮回，故人们通常把佛教称作“三世说”。民间信徒接受佛家三世说，并把它活学活用到现实生活中来。男女热恋情深之际，往往相信今生缘早结前生里，不仅希望今生能够在一起，还祈求来生相见再续前缘，《送征衣》一词在抒写男女恋情时便渗入了佛教的“三世说”思想。又如《倾杯乐》词云：“被父母将儿匹配，便认多生宿姻眷。”也受到这种前世今生说法的影响，《送征衣》词中所用“因缘”与“自然”二语，皆见于佛家因缘说。对此，任半塘先生解释说：“谓一物之生。直接所得(较强)之力为因，间接所得(较弱)之力为缘，”“自然谓任运，或无因而然。《楞伽经》：‘彼外道常说自然，我说因缘。”我们举敦煌写卷中所保存的唐五代民间词中反映了一定的佛教思想，这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因为敦煌就是唐五代时期屹立在中西交通要道上的一处佛教圣地。因此这些歌词无论是写于敦煌边地，还是写于中原内地，它们在敦煌得以传播和保存，应该都与敦煌佛教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

敦煌民间词中还有所谓“忠臣义士之壮语，”其中不少是少数民族和边地人民的吟唱和心声。在全部敦煌歌辞中，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范畴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因其大多结合着敦煌“地邻蕃服。家接浑乡”的方舆特征和时代背景，真实地表现了敦煌社会的重大题材——民族关系问题，所以特别受到人们注意，甚或誉为“词史”而与杜甫的“诗史”相比拟。例如两首《献忠心》写道：

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到丹阙。御龙楼。弃毡帐与弓剑，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见中华好，与舜日同。垂衣理，教花隆。臣遐方无弥宝。愿公千秋在。感皇泽，垂珠泪，献忠心。

蓦却多少云水，直至如今。陟历山阻，意难任。早晚得到唐国里，朝圣明主。望丹阙，步步泪，满衣襟。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乡音。各将向本国里，呈歌舞。愿皇寿。千万岁，献忠心。

即以蕃臣戎将的“乡音”颂唱，一方面表达了边疆兄弟民族奉唐正朔、致力国家统一的真挚感情：一方面也反映出盛唐时期边陲安静、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气象。从公元七世纪中叶始，吐蕃就不断地进攻唐朝陇右道、河西道诸州。以及进据西域等地。“安史之乱”后，吐蕃先后占领了这些州郡，并频频向关内道各州进攻。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张议潮起义推翻了吐蕃在河、陇的统治为止。吐蕃统治该地近一百年。吐蕃的袭扰劫夺，又可见出民族失和的战乱时局给敦煌民众带来的沉重苦难：“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矧“每恨蕃部生留滞。只缘当路寇雠多。”这些曾经回响在历史长空的塞声边音，既真实地记

述了封建制度下民族关系复杂多变的史实。也生动地再现了敦煌社会广阔的边塞生活图景。这些歌辞风格朴拙，情感率直，“词不华藻，然意真字实。”这些具有敦煌乡土和人物的独特气韵的民间词。是由边地人民和少数民族创作，并向中原内地传播歌唱的。

三、从抄本情形看敦煌词歌唱传播的事实

这些民间词在唐五代应时而生，随歌而传，最后聚集到敦煌这个地方。“由民间艺人或许是出于随手涂鸦的敦煌词卷(它们被抄写在佛教经曲的背面)，却被‘还原成今之‘词史的开卷第一篇，这或许是他们当初所意想不到的吧。”这是杨海明先生对敦煌词当日保存的设想。唐代敦煌地区佛教尤其盛行，寺院林立，抄写、贩卖佛经成为经生的谋生之道。因为敦煌词是抄写在佛经背面，专家推测这些敦煌歌辞留存下来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他们只是在抄写经文倍感枯燥无聊的时候，信手把听来的民间词记录在抄废的佛经背面，自得其乐!许多歌辞字句间都有出入，可见不是专门去做。迄今为止，关于敦煌词的今人主要校录本及校勘成果层出不穷，曾昭岷、曹济平先生等在编著《全唐五代词》时除用各书原卷作校勘外，也曾经参校这些成果，它们包括：刘复《敦煌掇琐》，朱祖谋《彊村丛书》本《云谣集杂曲子》(注释中简称“丛书本”，下同)及其所引董康校、况周颐校(况校)，《彊村遗书》本《云谣集杂曲子》及其所引杨铁夫校、龙沐勋校，况周颐《蕙风词话》，周泳先《敦煌词掇》，冒广生《新斟云谣集杂曲子》。唐圭璋《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唐校)，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及其所引刘盼遂校、孙贯文校，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蒋礼鸿《敦煌曲子词集校议》，绕宗颐《敦煌曲》，《敦煌曲补订》，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沈英名《敦煌云谣集新校订》，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总编)，黄征《(敦煌歌辞总编>校释商榷》(商榷)，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

我们可从敦煌词的抄写情况来证实敦煌词的歌唱传播的事实。请看《凤归云》(征夫数载)中“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行”一句，曾昭岷、曹济平先生等主编的《全唐五代词》注曰：“月下二句：上句，唐校、总编校作‘月下愁听砧杵起。校‘拟作‘起。下句，况校、丛书本校作‘拟塞雁口行，总编校作‘塞雁南行，商榷校作‘塞雁行，以‘拟为衍字删之。”如果按照各个本子的说法进行还原，那么这短短一句词就有以下三种版本：

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唐圭璋《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作“月下愁听砧杵起。塞雁南行。”

朱祖谋《疆村丛书》本《云谣集杂曲子》况周颐校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口行。”

黄征《(敦煌歌辞总编)校释商榷》作“月下愁听砧杵。塞雁行。”

从这一首词的多个版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生们曾经听人唱过这些词，后来在闲暇时凭借记忆默写出来。他们可能还是边哼边写的呢。不过每个人记忆中的词句难免会有出入，或者是哼着哼着一时忘词。就随手添上恰当的字：又或者……种种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起造就了今天一词多版的局面，也间接证明了这些民间词在敦煌地区主要是以歌唱形式传播的判断。这些手抄本子，不知在敦煌歌辞传播上起到什么作用，或许当时当地的经生们把它们也作为一种商品在流通。也说不定?这些佛经在唐五代战乱时。被好好地封闭在敦煌县东南莫高窟一个夹壁中的石室里，有幸躲过了战火。虽然后来不少经卷流落海外，但经过近一个世纪海内外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敦煌歇辞的整理与研究已成绩斐然，硕果累累。那些抄经人们不知道正是他们当日的无心之举。才为回溯词之原初状态保留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责任编辑仝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