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贵阳商人的交响音乐梦

2009-12-25 10:18万佳欢
中国新闻周刊 2009年47期
关键词:院团春雷交响乐团

万佳欢

商人黄志明,中提琴手出身,爱好古典音乐。生意做大后,他在家乡贵阳组建了全国第一个私营交响乐团……

电影《立春》里,穿着自制珠光绸演出服的王彩铃在小城广场上唱门德尔松,乡亲们听得打呵欠,咬耳朵,最后当着她的面一个个走掉。

王彩铃深感曲高和寡,一直梦想着走出这个城市。

如今,贵阳人黄志明正遭遇类似的困境。与王彩铃不同的是,他正试图让一个交响乐团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扎根。

2009年,他做了一件让这个城市的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事——自筹资金建了一个职业交响乐团。从招聘、置乐器和购买安置演奏员的房子,到装修排练厅、制作、宣传等等,乐团组成之前,他的投入已达到3000万元。成立乐团之后,他更决定每年将投资1000万元作为乐团运作经费。

商人黄志明,中提琴手出身,爱好古典音乐。90年代下海经商,涉足百货零售业。生意做大后,他满足自己爱好的方式是,坐着飞机满世界找音乐会听。

他说自己组建交响乐团的初衷很单纯,“让这个城市里面想听音乐的人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这也是全国第一家民营企业出资、政府支持的职业交响乐团。

目前,国内交响乐团大多由政府出资,或以政府出资为主、吸收一部分民营资本。除了上海、广州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交响乐团财政预算情况稍好,其他地方乐团都捉襟见肘。据《音乐周报》报道,中央级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年度财政拨款也不过620万元。

而当地政府在贵阳交响乐团的组建过程中仅扮演一个“倾力扶持”的角色:即提供演出、排练和办公场地;一次性提供100万元乐器购置费;每年出200万作为公益性文化服务演出购买费。在贵阳市政府看来,这个完全靠民营资本运作的院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示范性案例”。

然而,单纯的动机和目标并不见得得到单纯的回应。在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城市里,贵阳民众对他动机的猜忌,以及来自于体制内文化院团的非议,使他对美好的愿望开始噤若寒蝉。

争议中诞生的私营交响乐团

戴着眼镜、穿着开衫毛衣的黄志明看上去更像一个音乐老师。如今,他的百货商场和连锁超市在贵州省无人不晓,已占据整个贵阳市百货市场的60%。

2007年,他产生了自己组建一个交响乐团的想法,而且要做“职业的、与国内高水平乐团接轨的”。一天,他跟贵阳副市长季泓提起这件事,市长表示支持,对他说:“这些事应该是政府做的。你们企业出来做,我们政府官员只有为你们做好服务。”

2008年初,文化局局长王春雷第一次来到黄志明的办公室。但在具体组建方式、政府扶持力度等方面,双方并未达成共识。

政府内部因此产生了很多争论。一些领导有疑问:贵阳有自己体制内的交响乐队,政府为什么要反过来给民营企业钱?为什么不养自己的儿子,倒去养外人的儿子?

文化局下属的贵阳杂技团团长袁华平的想法代表很多院团的态度,“我不是不赞成这件事,而是觉得,为什么要重新组建乐团,而不是充实和发展我们原有的交响乐队呢?” 受地方经济忧况的影响,贵州省对文化艺术方面的投入历来不多。之前跟遵义杂技团合作了一台晚会,贵阳杂技团的成本仅为10万元。“政府既然能这样(每年200万)对民营企业,为什么不能在专业院团身上也多下一点功夫、多一些投入呢?如果政府的投入大,我想院团不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实际上,整个贵州都没有一个体制内的文艺院团得到过这个“外人的儿子”同样的待遇。“(各院团)都非常缺钱。我们每年下乡演出,政府给的补贴是每场500块。这可能是全国最低的。”袁华平说。

而王春雷的解释是,“政府每年给他们工资,这也是投入啊!可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只是一支越来越没有市场、没有激情、没有斗志的队伍。”他说服心存疑义的人:如果花大价钱、用过去的体制去组一个交响乐团,只能得到一个挂着政府旗号、官员去看不买票的交响乐团而已,政府还得负责乐手的养老送终。而现在我们也得到了一支能够代表贵阳的交响乐团,政府一年只花200万,还不用给工资。

2008年底,政府内部终于取得共识,与黄志明开始重新接触,之后进展顺利。双方对各自条件都尽量让步,为了避免以后的交响乐团染上一些事业单位的弊病,政府还特别承诺,绝不干预交响乐团的具体运作,尤其是演奏员的招聘工作。但他们也达成协议,招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原歌舞剧院的演奏员。

2009年2月,双方举行签约仪式后,贵阳交响乐团开始面向全球招考演奏员,乐团为受聘的演奏员开出月薪3000到7000元(这在贵阳已达到高薪水平)、并解决住宿的待遇。最后,交响乐团一共招收了演奏员60余名,而本地交响乐队的人没一个进入这个民营乐团,只有一个乐手的孩子考上了。

交响乐团的组建工作开展得很快,而大多数人仍对这件事的态度存疑。接到黄志明的约聘前,著名指挥家李心草和中国交响乐团乐队首席刘云志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人是不是有病啊?这是大老板有钱玩票吧?一些普通市民则觉得,这要么是商家炒作,要么就是“官商勾结”。很多人还猜测,政府给他们100万买乐器,肯定他自己扣下了50万。商人嘛,都是要赚钱的。

“他们哪里知道,光买乐器我就花了400万,”黄志明颇为无奈,“一个企业回馈社会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建希望小学,有的捐款、修路。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为这个城市做点事而已。”

2009年9月19日,贵阳交响乐团在贵阳大剧院举行了首场音乐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个双管靠三管编制的交响乐团中(注:交响乐队以木管作为判定编制的标志。按规模大小,如果常用的每一种木管乐器都用上两件,那构成“双管”编制的乐队;用上三件,即构成“三管”编制的乐队……随着木管乐器的增减,弦乐器及其他乐器的数量也要随之变化,以保持声部音响的平衡。 双管编制的乐队的总人数约有60余人,三管编制的乐队的总人数约有90余人),有10余个外籍演奏员,更聘请来著名指挥家李心草、中国交响乐团乐队首席刘云志和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陈佐湟加盟。

谁在需要交响乐?

热闹、嘈杂而拥堵的街道边,密密麻麻地布满服饰店和小吃店,耳边满是麻将声,不远处有微微的山影。这是内陆城市贵阳所散发出的气息。

在贵阳,老百姓要看一场文艺演出并不算太容易。这里交通不便,运作一个演出团体过来成本很高,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也少得可怜——整个贵阳市就只有一个省体育馆可以做大型音乐会,室内演出也只能在贵阳大剧院或艺术中心剧场里进行。

这就是黄志明组建交响乐团的地方。记者随机问过一些普通的贵阳市民,知道新建了个交响乐团的人不少——因为百货商场和路边竖起了大广告牌,但“感兴趣”的不多,因为“似乎太过高雅”。

此前,贵阳也有过一些交响音乐会。根据贵阳市演出公司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数字,从2006年至今近4年来,贵阳共引进外来交响乐团进行过11次演出,其中不乏听上去名声显赫的乐团,然而行内人都能听出,这些演出的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是糊弄人、来赚钱的。从柏林来的,就叫“柏林交响乐团”,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怎么可能来到贵阳?”黄志明说。

像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贵阳本地也有两支不挂牌的交响乐队,分属省、市歌舞剧院。在下海经商之前,黄志明就是省歌舞剧院的中提琴手,当时他的具体工作是下乡演出,为演员伴奏。后来有了电视,传统演出更不受欢迎,他连下乡演出都省了,“在院团混日子,干拿工资。”

实际上,贵阳市文化系统过去有十几家院团,而川、越、豫、评、黔等小剧种院团早难以为继,早在1996年第一轮改革中就被“吃掉”,合并为一个大杂烩式的“艺术中心”。如今,这些院团还是演出极少,“没有丝毫市场运作的意识和能力,反正大锅饭体制,干好干坏一个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效率低下、走向衰落。”贵阳市文化局局长王春雷直言不讳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8年,国家大剧院举办交响音乐季,向各省市发出邀请函。贵阳市歌舞剧院积极地接下演出任务,却尴尬地发现自己的交响乐队人手不够,只好向省歌舞剧院求援,两支乐队临时组合,勉强成行。

这件事对贵阳市政府的触动很大。他们寻思,有没有必要自己办一个交响乐团?

当然,不是每个省会城市都要有职业交响乐团,但是贵阳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虽然文艺演出不多,市民却对此有着异乎寻常的追捧和热情。王春雷告诉记者,“之前引进的几场交响音乐会,卖票都场场满座。”

也可能因为这个城市学乐器的孩子很多:小小一个贵阳开了几百家琴行。黄志明旗下百货商场里,一些乐器的单月销售量甚至在全国可以排到第八。

由此,王春雷断定:贵阳市是有欣赏交响乐团的市场和需求的。

但是各院团已十年没有进过新人,乐队编制不齐、年龄偏大等问题日趋严重。“我们下属的艺术中心、歌舞剧院和杂技团三家院团,现在符合退休年龄的人已经达到三分之二。”王春雷说。

此时,拥有音乐情结,且“不差钱”的黄志明,解决了政府的这一困境。

“贵阳模式”的未来待定

很明显,交响乐团是赚不到钱的。

从首演至今,贵阳交响乐团已经演出20场,除了11月7日钢琴家陈萨的商演对外售票外,其余场次均是赠票的公益性演出,市民可在指定百货商场的柜台领取门票。以后,他们计划每年至少演出80场,这相当于平均4到5天贵阳有一场交响音乐会。

黄志明把自己的行为定位在“公益事业”上,“我早已想好最坏的情况——以后每年支出1000万。赚回一点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尽管投资方早已做好了只出不赚的准备,但很多人还是担心,这个处于艺术领域金字塔尖的艺术形式在贵阳究竟会不会曲高和寡?

乐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首演的曲目选择上,除了世界知名作品,他们还特地加入了一些与贵州相关的曲目,如《爽爽的贵阳》,试图引起观众的共鸣。

王春雷算过一个数字:音乐厅一场能坐600人,每年80场也不到5万人。“我们有400万人口,其实覆盖面还是非常小。”黄志明并不担心市场需求不够。他认为,交响乐团的潜在受众包括孩子和家长,包括接触过苏联文化的退休干部和工人,包括教师,以及有一定经济能力后,希望能够接触一些高雅文化的市民。“交响乐不完全属于有钱人,有的人经济实力不好,并不代表他们看的书不多、知识面不够。实际上交响音乐并不高端,很多人只是自我设限罢了。”黄志明对记者说。

“我身边没有人会去排斥交响乐,重点在市场的培育,哪怕所有人都不懂,总得有一个开始。”王春雷说,不久前,贵阳市举行的干部培训就将听贵阳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作为培训内容之一。

而由民营企业出资并自主进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在其中也没有缺位,这样的运作方式,使贵阳交响乐团变得异常醒目——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交响乐团(如兰州、浙江、湖南等)都是由当地歌舞剧院属下的乐团独立建制而成。业界甚至将贵阳交响乐团的做法称为“贵阳模式”。

政府方面相信,这是其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做出的一个创新性尝试,“文化体制改革不单单是把事业单位改成国企,我认为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演出团体才是最终方向,”王春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一开始就是民营企业投资,你能说它对文化体制改革没有示范和借鉴意义么?”

事实上,在“各种文化形式都缺”的贵阳,如果不是交响乐团,即便其他艺术门类的民营投资政府也会考虑。王春雷说。

明年1月,贵阳交响乐团将继续新的尝试:招聘少儿交响乐团,培育未来市场。而政府还有更远的想法,“我们在跟民营企业的合作共赢上尝到了甜头,打算继续把这条探索之路走下去。”王春雷说,目前,贵阳市正在筹备一台面向旅游市场的原生态剧目,也打算打破通常剧目的投资模式,由投资商、旅行社和政府进行股份制合作。

“这种新体制之下的文化团体将来会如何,谁也不敢打包票。但对于文化基础差的贵阳,有总比没有好。只能先办起来再说。”王春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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