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姚苏风的一段往事

新闻界前辈、吴郡乡先贤姚苏凤先生(1905-1974)对我谈起他和夏公(夏衍)的交谊，已经比较晚了，那是在60年代前期，《中国电影发展史》刚刚出版的时候。我登门造访，他从书桌上拿起这部书，说：“总算买到了。”露出高兴的神情。爱买书本是书生常事，何以如此大喜过望呢?大约是他觉察了我的大惑不解，便说：“我和夏衍在电影公司共过事，还约他在《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写稿子。后来国民党要抓他，我从潘公展那里得到了消息，通知他避开了。——这是跟你随便聊聊的，不足为外人道。”

既然“不足道外人”，我就不便多问，因而连“通知他避开”的时间、地点也不曾问及。这倒不是我谨守“交浅不应言深”之义。事实上，深交固然够不上，但是承蒙不弃，他以忘年交视我，也不算怎样泛泛了。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类事情，还是谨言为是，免得别人以为自吹自擂。

从我和他的交往中，确然不曾听到什么自吹自擂的话。近些年人们喷啧称道的往事他自己一次也没有提及。倒是他的不光荣史，说了又说。我已记不清何时开始来往的。建国初期，他在《新民报晚刊》(今改名《新民晚报》)上主编《新评弹》，我投过几篇稿，其时我在无锡，尚无识荆的机缘。1955年。该报第五版上有个不起刊名的副刊，我又投稿：不久见面，才知道他是编者，只是记不起初识是在哪年哪月了。总之此后有多次晤面，谈文墨上的事情并不多，闲聊倒不少。他曾掏钱请我听过几回书。有次在老西门听书散场，又邀我吃夜宵，说：“这一带我很熟，30年代我在伪教育局当督学，就在这里应卯。督学，哈哈，我督什么学。”还有一次，不知怎么一来，谈起潘公展，说：“我是国民党员，潘公展手下的人。鲁迅称我‘小勇士。”于是我想到：30年代，潘公展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常委只有四人，实际上是正副书记长；潘公展又接替陈德徵为市教育局长。那时的教育局长不只是管教育，文化，出版亦在他管辖之下，而上海又是文化中心，权势大得很。因此，听苏风先生说这些话，就不免吃惊。那时人们都不谈此种旧事，他却在一个晚辈面前随便说及。我只能唯唯而已。

夏公的回忆文章里说，当年的姚苏凤。“是潘公展办的《晨报》电影副刊的编辑。”我曾听他自己说，《晨报》是潘公展叫他主持的，但他只编《每日电影》副刊，余事一概不问。关于这家报纸，据《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二十三年)》记载：上海《晨报》，负责人潘公展，地址山东路280号。可见潘是出面登记的发行人：而他在党部、教育局身兼要职，不可能自己主持日报的“笔政”。他派姚苏风去，而姚只对副刊有兴趣，并且把《每日电影》也提供给左翼文人了。

我曾以难能抑制的好奇心，问苏风先生：“《每日电影》有许多共产党人的文章，当时是否知道他们的政治身份?”回答是：“有一些作者的‘红，我是知道的，有的就不知道。我还被潘公展吃过几次‘排头。”

关于本文开头所说的同民党要捉夏衍，苏凤先生给透了风的事，是后来听到的。由于已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叮嘱，我不敢再动好奇心，那时只想把这一“掌故”埋在心里，以为不可能再有核实与丰富细节的机会了。前些年，敝同事王文英女士撰写有关夏衍的论著。我把它从心底挖出来，对她说了，却又苦于不能确说这件不具备“新闻五要素”(“五W”)的旧闻。后来仍不见有人披露。而任其淹没也很可惜。我虽曾承诺“不足为外人道”。但“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早已过去，姚老也已作古多年，如能彰明这段史实亦是一件好事。1985年我到北京，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夏公，就趁便问及此事，他说：“事情是确实的，年代大约为1934年。”仅此匆匆一问，仍感不够清楚；回沪后购得夏著《懒寻旧梦录》，其中叙及他“把姚苏风当作可以合作的朋友”的经过，而关于1933年以后的情形，只有“姚苏凤从这之后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的总括说法。于是，写信向他提出有关的问题，承他复函告知：

来翰收悉，所询之事，简复如下：苏凤约我谈话，告诉我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开列了一张文艺界黑名单之事，据我记忆，是在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问，地点是在前慕尔鸣路的“中社”，这张名单有二、三十人，田汉、阳翰笙、钱杏郝和我都榜上有名。……苏凤给我看的是一张“黑名单”，而不是“通缉令”

姚老自己所说的，只涉及夏公一人；而夏公告诉我，当时透给他的却是列“有二、三十人”的一张“黑名单”。我们可以想像，这该有多大的风险，需要多大的胆识!

夏、姚的友情，奠定于上海，此后又绵延于上海。这是确凿无疑的。但具体内容，似乎还有记误之处。会林、绍武的《夏衍传》说：“抗战期间，他一直留在沦陷了的上海。日寇投降之后，夏衍返抵沪滨，姚苏风立即去看望他。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没有辜负老朋友，没有做汉奸。”这一叙述，所根据的是夏衍的文章。其中说他在抗战时期一直留在上海，不确。据冯亦代同志回忆，“我第一次见到苏凤，时在1938年夏，他正在主编《星报》。这是一张晚报，在香港是最早出版的‘沪式报纸。……想不到这一年的夏末、我也去《星报》工作了。……这样我便在苏凤的指导下开始了新闻工作的学徒生涯。”关于香港的办报经历，我不曾听姚老说起过，但曾听他谈及，抗战时期在重庆《新民报》任主笔，那是由他寓所壁间所悬的潘伯鹰在渝所作字幅引起的；还有，他自藏的话剧剧本《之子于归》、《火中莲》也作于战时重庆，前者并附载著者伉俪到剧场观看首次演出的报道。凡此种种，说明他抗战始起就离开上海，先在香港。后到重庆。他是战后返沪，等到夏公也回上海，才去看望、晤谈的。他的环龙路(今南昌路)寓所，就是战后重返上海用三(?)根条子顶来：这也是他在闲聊中说过的一件事。

战后和夏公往来，已不如30年代明星电影公司时期方便，但仍有相互信任的交谊。他和冯亦代同办上海《世界晨报》，“这是张八开小型报；他任总编辑，但只编二三版副刊，一四版戴文葆、袁鹰、袁水拍、李君维、吴承惠等人都编过。苏风从不过问报馆的人事。因此那时的编辑和记者。除一二个中立的，其他都是反蒋倾向极为浓厚的，有的则是地下党员，由夏衍介绍来的。”他又提出可否请夏衍每天在第一版上写短评，“夏衍同意了，这便是以后为《世界晨报》编辑和读者所念念不忘而又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头痛的《蚯蚓眼》。”关于《世界晨报》，我曾听他偶尔说及它的阵容之盛，各版编辑是谁，撰稿者有那些人，其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种旧闻会有可能面世，因而谈过就算，没有记住，只记得其中有夏衍的名字。

1965年，对《海瑞罢官》大张挞伐的时候，苏凤先生对我说：“要搞运动了。规模不下于反右。”我感到他有隐忧，记得“反右”过后，他告诉我：“我差点戴上右派帽子，我的《风前草》有点走火，但也说‘定息二十年之言不对，无非是“生财出盘、分期付款”而已。也许正是这一篇，才使我安然过去了。”这自然只是他的猜测，那个年代的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猜测。“文革”前，他一面有隐忧，一面还在怀念老朋友：“夏衍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北京还不知道夏衍在解放初期为《新民报》写过不少随笔，自然是用别的笔名。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人肯‘揭发他。不知将来……”

苏凤先生一再自责：“我这个人，喜欢享受。”但他的“享受”，无非是早上一碗面，白天晚上泡两杯碧螺春而已。至于读读书、打打桥牌，那是别样的“享受”。及至“文革”一起，我们咫尺天涯。大概在1973年吧，我们在淮海路上邂逅，他告诉我：“由于年老，我已从干校回来了。”当时不可能细谈。我期望能够再有茗谈的机会(“重与细论文”的奢望是没有了)，再听他的不改吴语乡音的闲谈，岂料不久就传来了噩耗。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不能与夏公重话前事，再续旧交。我只得违背他的叮嘱，把“不足为外人道”的事叙述一番。怒我恕我，公已无言；谨以此文，聊寄追思。

(选自《守拙品真》／王尔龄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