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论争档案（诗歌篇）

毛 翰 王 娜

编者按: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年。六十年文学史上爆发过多少论争?哪些论争是为文学而争,是文坛正常的探讨;哪些论争是为政治而议,让文学做了政治的牺牲;哪些论争可圈可点,留下了久远的启示;哪些论争不堪回首,徒让时代蒙羞;哪些论争尘埃落定,是非已有公断;哪些论争至今当了未了,还在困扰着文道诗心?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人迷,后来人清。岁月匆匆,又是一度花甲。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已经可以对这些论争做一番清理和接近真理的评说了吗?殷鉴不远,温故知新。翻阅那些渐渐发黄和尚未发黄的报刊,整理那些文学论争的可能已显凌乱的资料,分门存档,别类备案,以今人的学术视野和思想境界,略加评说,但愿有助于今后的文学批评。

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始自1949年鼎定京华,终于1966年“文革”爆发。对于诗歌,这是颂歌和战歌的时期,是艺术服务于政治的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带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随即便是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惟余假大空的政治抒情诗和浮夸的大跃进民歌风行诗坛。一些稍有个人情感倾向,与所谓时代精神不合拍的诗歌,一问世即遭批判。更不待说社会讽喻和怨刺上政的作品了。甚至一些真诚的颂歌,也被横加挑剔,无理指控,让颂者自取其辱。

一、“胡风分子”挨批的诗

据绿原和牛汉编选的《白色花》诗歌合集所列,属于胡风集团的诗人有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共二十位。他们大多是从抗战时期开始写作的,受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影响,其诗多带有“自我”与“主体性”色彩。这一诗人群在十七年罹难较早,既以其流派风格受到批判,更以其所属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受到整肃。

《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发表的臧克家《胡风反革命集团底“诗”的实质》一文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里的许多分子,盗用了高贵的诗的名义,把反动的思想、感情去影响感染广大的读者群众,使他们受到深重的毒害。”“他们在‘诗创作上有时表面上也用了对革命,对毛主席,对解放区的‘歌颂来迷惑读者,以达到他们反人民,反革命的最终目的。”

《白色花》序云:“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洁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因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

胡风:《时间开始了》(节选)

欢乐颂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间

他站在地球面上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

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掌声和呼声静下来了

这会场静下来了

好像是风浪停息了的海

只有微波在动荡而过

只有微风在吹拂而过

一刹那通到永远——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掌声爆发了起来

乐声奔涌了出来

灯光放射了开来

礼炮像大交响乐的鼓声

“咚!咚!咚!”地轰响了进来①

……

这是胡风(1902～1985)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写下的一首热忱之至的颂歌,曾被誉为“开国的绝唱”。《时间开始了》共4000多行,包括《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后改名《英雄谱》)和《又一个欢乐颂》(后改名《胜利颂》)五个乐章。其第一乐章《欢乐颂》发表于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1949年12月14日《胡风日记》:“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如此真诚讴歌,竟然遭遇批判,这是后人难以理解的。最先指责此诗的要数王亚平。1950年3月《文艺报》第1卷第12期即发表王亚平的文章《诗人的立场问题》,批评此诗将毛泽东比拟为“一个初恋的少女”,是“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这里挑剔的一句,出自《胜利颂》:“毛泽东/一个新生的赤子/一个初恋的少女/一个呼冤的难主/一个开荒的始祖……”

1950年3月《文艺报》组织了关于“新诗歌的一些问题”的笔谈,关于《时间开始了》,萧三指出其中有“牢骚”,沙鸥说其中有“色情”,何其芳认为将毛泽东比作“海”是一种歪曲,因为毛泽东是自比“小学生”的。1950年5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安海《评“安魂曲”》的文章,认为此诗“对英雄的形象塑造”不成功,甚至“歪曲”,并没有达到为烈士安魂的目的,甚至“是从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拉出一个或两个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作为陪衬而表现自我而已”。《安魂曲》仅仅证明了作者“始终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与革命先锋部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高高在上的‘批判态度”。1950年第6期《大众诗歌》发表黄药眠《评“时间开始了”》,指出在其《光荣赞》一章,胡风以大量篇幅表现对自己母亲的追述和悼念,质问“革命的光荣是否应该属于作者的母亲?”

1952年初《时间开始了》出版单行本,即遭查禁,因为周扬、林默涵等批评了“胡风小集团”问题。待“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对此诗的批判也为之升级。

1955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从胡风的创作看他的理论的破产》一文,指控胡风的创作“既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达到现实主义。他在诗的最重要部分宣传了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且歪曲了革命运动”,并指责胡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地站到了云端里的神”。

1955年8月号《作品》发表饶彰风的文章《一切伪装必须剥去》:“胡风分子到处为胡风这首长诗做广告宣传,说这是解放以来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最伟大的诗篇。”“反革命面目揭开了……长诗中对革命人民的诅咒,对封建社会农民起义,他描写为是苍蝇向玻璃窗的搏斗;封建解放后人民的大翻身,他则说:‘一瞬间,你们变成了万头的猛兽,就在这一行诗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胡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仇恨,他要人民燃烧起仇恨的火。”

《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发表署名洁圣的文章《胡风分子牛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搞了些什么》,说牛汉“狂热地仇视过去书刊上对《时间开始了》的正确批判,把何其芳同志在《西苑集》上对《时间开始了》的正确批判,说成‘机械要求任何一个作者都去按照一般革命史实去抒发”。

冀:《春天来了》(节选)

春天,

对我们

再不是

奢侈品!

我们,

有了春天,

我们,

要过

快乐的

日子。

我喊着,

在大街上

走着。

我们

都走着,

我们

都喊着。

喊呀!

喊呀!

走呀!

走呀!

我们

像疯子,

像狂人。

1950年6月,冀汸(1920～)长诗《春天来了》在《文汇报》副刊《文学界》上发表。作者自述,这首诗“真心诚意抒写解放的喜悦,发自内心深处的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人民军队”,并承认写得“并不高明”②。在那个颂歌泛滥的年头,这首诗可能真是乏善可陈。“红色的笑/红色的脸/红色的臂章/红色的旗/红色的太阳”,透出一种时尚的浮泛。

《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11期发表劳辛《谈诗歌的主体与表现——评冀汸的“春天来了”》(题目中的标点符号照录,下同),文章说,“知识分子诗作者,抱残守缺的,迷恋他那套陈旧的诗形式来表现他自己对于生活的感触。”“从整首诗来说我们很难寻觅到生活的实感。几乎全部是诗作者的架空的幻想。……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诗人因为缺乏深刻的实际斗争的体会与理解,情感显得非常稀薄。而阶级间的爱憎也像一只甲虫在水面划似的,轻微的荡起浅浅的水纹。”而在艺术上,“选择的‘春天来了、榴花红、小燕儿飞、叶绿……等这些形象来表现,就不免流于一般陈调的窠臼。”“诗的音乐性的音域是那么单调甚至是粗糙。”

绿原:《雪》

下雪了。

雪很轻,雪很大。

雪是飘忽的,

像光线一样,

你捉不到它。

人们说:

北方的雪是猛烈的。

我真感觉不出。

我看北方的雪

和南方的雪

是一样的,一样温柔的,

一样的叫人忘不了的。

我在雪里走着,

从没有感到寒冷。

我常常一边走,一边流汗,

汗和雪花溶在一起,

浸醒了我的困倦的心。

我在雪里走着,

我听见了雪的轻语……

雪说:

我是从天空来的,

我知道天气不会再冷;

我是到地里去的,

那里的种子等着我;

我是热的,

我是热的。

雪在半空中飞舞着,

像一个热情的女孩子: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它要你回答。

绿原(1922～)这首《雪》原载《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绿原《快乐的火焰·集前小引》称:“正是在写作上有所坚持和有所抵制,我和一批作者终于被推进了深渊,或可美其名曰‘为诗而受难,接着是常年的单身囚禁;接着又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更只能喑哑着嗓子,让心灵和诗一起逃亡了。”“这次编选,那些虚浮的颂诗一律予以删汰,但收入几首漏网之鱼似的自由体小诗,作为累教不改而自行其是的证明。有些当时没有发表过;有些一发表就遭到批判,如《雪》竟被认为是‘反社会的‘自然诗。”③

邵云《读诗随感》(载《文艺报》1954年第18号)批曰:“《雪》是在感情上很不健康的一首诗。……诗人向读者歌颂雪的飘忽与轻柔,用那么细的柔情来描画‘雪的轻语,说雪‘浸醒了我的困倦的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诗人的心又为什么如此‘困倦呢?而诗的结尾说:‘雪在半空中飞舞着,像一个热情的女孩子: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它要你回答。这真是有一点想入非非了。也许,作者果然是如此感受的,但作者的‘困倦的心和这种幻觉,只能是空虚的狭窄的心情的写照而已。这样远远离开了群众的斗争精神的诗,是毫无意义的,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不好的倾向。”

《人民文学》1955年2月号发表《读者和作家对“人民文学”的意见》,其中对《雪》的意见是:“丁力、周敬业等并认为绿原的《雪》的感情也不够健康,周敬业说:‘作者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结合着广大人民的感情,抒发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热情。”

鲁藜:《雪之歌》(节选)

雪飘落着

雪飘落着

落在我的门口的三棵枣树上

落在路灯照耀着的黄灿灿的街道上

落在正喷着白气的辕马身上

落在叮当响着的电车上

落在百货公司的尖塔上

落在金钢桥上

落在穿过城市,穿过冰床的河流上

落在千门万户的灯火里

也落在烟云渺茫的祖国的万山里

好雪啊,好雪

飘落着,悄悄地飘落着

有时也忽簌簌地飘落着

落在这边

飘在那边

攀缘在赤裸的树枝上

也悬挂在高压电线杆上

落在镁光闪亮的翻砂厂的天窗上

也落在青色的乡村的田野上

……

1953年12月

鲁藜(1914～1999)这一时期挨批的诗,除了《雪之歌》,还有《座右铭》:“我如陷于荆棘,决不埋怨……”等。

1955年第16号《文艺报》发表张学新的《鲁藜的诗——毒害青年心灵的鸦片》一文,称“鲁藜的‘诗中的极端个人主义,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跟革命现实主义完全对立,对党对革命加以刻骨的仇视、诽谤与污蔑。”“鲁藜正是打着‘无私的爱的招牌,贩卖了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感情的私货。”鲁藜的诗中的“颓废主义”、“悲观主义”色彩,“正是十足的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在评价鲁藜诗歌的语言时,张学新正是以上面这首《雪之歌》为例,说“鲁藜拼凑了许多‘美丽的词藻,但这些词藻其实不过是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爱好的陈词滥调的堆砌。而鲁藜就用这些‘美丽的词藻来包裹他的反动思想,在青年中散步毒素的”,“这首新式的‘风花雪月,在他的‘美丽的词藻下,不也正是暴露了作者思想的极端无聊和空虚吗?这个‘士大夫式的‘赏雪咏诗,除了说明他与人民的感情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除了说明他企图用他的‘美丽的外衣和腐朽的内容去影响人们脱离现实、脱离斗争外,不也正宣布了他的艺术的‘毁灭吗?”④

臧克家的文章《胡风反革命集团底“诗”的实质》(载《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宣称:“鲁藜,这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胡风的忠实走卒,他对人民和革命同样有着掩盖不住的仇视和憎恨。他的许多‘诗句,暗箭一样向人民、向革命射击出来。他用了‘市侩、‘臭名士、‘开支票的‘人、‘投机分子、‘骄傲狂妄的人、‘庸人、‘轻薄的蝉、‘臭虫等等一连串的丑恶字眼去影射,去讽刺革命干部,实际上也就是向党的领导作‘猛烈的射击。‘世界上最无用的是脆弱者的眼泪/和伪善者或逢迎者的笑容/我的血可以赠给勇士/但不能让一滴去喂臭虫/钢铁才懂得沉默/不断叫唤的是轻薄的蝉,反革命分子鲁藜就是用他‘钢铁的‘沉默从革命内部向人民、向革命、向党进攻的。”

二、“右派分子”获罪的诗

1957年元月,《星星》和《诗刊》分别在成都和北京创刊,诗坛顿时热闹起来。然而,也许是宿命使然,两刊的问世,主观上并没有“阳谋”的动机,客观上却产生了“引蛇出洞”的效果。诗歌的创作受到关注,诗祸的发生却更加频仍。尽管创刊者头脑清醒,富于使命感。石天河先生说:双百方针提出后,“我们一心想抓住机会,把这个刊物,办成一个能突破各种教条主义清规戒律、真正体现‘百花齐放的诗歌园地。”⑤《星星》的四位创刊编辑石天河、流沙河、白航、白峡(两河两白)就在这一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流沙河:《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1956年10月30日

流沙河(1931～)这一《草木篇》发表于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号上。1月17日《四川日报》即发表曦波(李友欣)的《“白杨”的抗辩(外一章)》,仿照《草木篇》里白杨及仙人掌的口吻,嘲讽《草木篇》。之后有柯岗、黎本初、席方蜀、程在华、余辅之等人的二十几篇批判文章,发表于四川报刊。有人认为,《草木篇》是“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有官员宣称,“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并指梅花爱冬天的白雪是作者盼望反革命复辟。

《红岩》1957年第3期发表署名洪钟的文章《“星星”的诗及其偏向》,指诗人:“他感受到:他置身的地方是座花园,主人是冷冰冰的,群众是献媚的百花,还有可恶的攀龙附凤的藤,还有披着美丽彩衣的毒菌。说明白一点,这座花园是官僚主义者、谄媚者、趋炎附势者、贩卖毒素者的大杂院。诗人是憎恨、鄙视、蔑视这座花园的。诗人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什么东西上呢?是那孤零零站在平原上,至死也不肯向谁弯腰的白杨;是那全身披上刺刀,被主人驱逐出花园,在沙漠里繁殖子女的仙人掌;是那不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把自己悄悄地许给冬天的白雪里,笑得最晚的梅。”“应该指明:《草木篇》中所宣扬的反人民,反集体主义的思想,在今天的社会里谁最欢迎呢?是暗藏的敌人和已被消灭阶级中的心怀不满的分子。”

也有人为之辩护,四川大学教授张默生就强调“诗无达诂”,西南民族学院何剑熏教授就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在成都举行的批判《草木篇》的座谈会上,就有好些人表达不同意见。

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谈话,在末尾提到《草木篇》:“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⑥据说还有“杀父之仇”的话,文章发表时删除了。⑦

随着反右形势的进展,对《草木篇》的指控也在加码,批判文章连篇累牍。7月4日,《文汇报》还发表了黄裳执笔的社论《从“草木篇”的错误报道吸取教训》。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姚丹的文章《在“草木篇”的背后》,称《星星》编辑部是“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除了“臭名昭著”的流沙河之外,还点了“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名。《诗刊》1957年第8期发表沙鸥《“草木篇”批判》,第9期发表黎之(李曙光)《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一文,指《草木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和标榜自己和他那一伙右派分子,另一类是谩骂党和周围的同志”。

邵燕祥:《贾桂香》(节选)

天上的白云像头巾飘荡,

地上疾走着快活的姑娘,

眼珠儿东望西望,长辫子前晃后晃,

看这儿像不像你的家乡?

菜叶叶翠绿,菜花儿金黄,

掐得出水来,吸收着阳光……

生活比这原野还要辽阔,

幻想比这大路还要宽广!

……

到底是怎样的一股逆风

扑灭了刚刚燃点的火焰?

海阔天空任飞翔的地方,

折断了刚刚展开的翅膀!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

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

邵燕祥(1933～)这首《贾桂香》发表于1956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是诗人读了《黑龙江日报》报道的一个真实的悲剧事件后有感而发的。贾桂香是佳木斯园艺场的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女工,因为管理员老孙喜欢这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孙大叔老把小贾当成小孩,/一点不像管理员对小队长;/晚上散会,骑车载着她回家,/就跟载着自己的女儿一样。”流言和批评却“织成了一张网”,使这个弱者终于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围堵中走投无路,自杀身亡。诗人于是大声疾呼:“中国不该有这样的夭亡。”

诗人不曾料到的是,贾桂香的沉冤未雪,自己的厄运却已来临。《诗刊》1958年3月号发表洪永固《邵燕祥的创作歧途》一文,称“近两年来,邵燕祥在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在创作上走上了危险的歧途”。指控“《贾桂香》一诗里,作者射出更为恶毒的子弹了,他打着攻击官僚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把我们党团的基层组织描写成漆黑一团,对社会主义制度倾泻了深刻的仇恨。作者捏造了这样的故事……她受了场长训斥,又去找上级时,却被‘团支书拦在门槛上,直到贾桂香被折磨到死。作者把我们的基层党团组织描写成为地狱一般,邵燕祥并不就此罢休,他进一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出了反动的叫嚣:‘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这里,作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的感情思想,真是昭然若揭,不打自招了”。

多年以后,诗人感叹道:“断章取义,是卑怯的刀笔吏的手段。”“就是这样的逻辑:凡是直接间接对贾桂香之死的案件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一律无罪;而揭露、抨击了这个阴暗面,却是罪该万死的。”⑧

艾青:《礁石》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1957年,艾青(1910～1996)也失事了。《诗刊》9月号发表徐迟《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田间《艾青回过头来吧》,10月号发表沙鸥《艾青近作批判》,12月号发表晓雪《艾青的昨天和今天》。徐迟文章说,“这些年来,艾青的情绪是非常阴暗的”,“这种情绪就使艾青无法面对我们灿烂光辉的现实生活,无法为社会主义歌唱”,并指《养花人的梦》“是艾青的《草木篇》”,《蝉之歌》“和流沙河相似”。晓雪说,“艾青辜负了党和人民。他在政治思想上陷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在艺术创作上也沿着一条危险的下坡路走下去。我们看见他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中,面对着艺术生命的毁灭!”《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发表臧克家《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些什么?》,指《养花人的梦》“鲜明地表现了艾青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恶意讽嘲”。《诗刊》1958年第2期发表桑明野《批判艾青“诗论”中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品》1958年第3期发表陈残云《艾青的“国际诗”宣扬了什么》,指其“披着反殖民主义的外衣,巧妙地贩卖资产阶级的思想毒药”。

《礁石》这首短诗是艾青1954年7月在出访南美途中写下的。1957年,刚刚连撰两文⑨赞美过艾青近作的沙鸥,又写了《艾青近作批判》,批云:“‘礁石中所真正表现的是一个孤独的,受打击的,又是那样满不在乎的形象,从表面看来,这是一个脱离了集体,执迷不悟的顽抗的形象”,“从《礁石》、《柏树》、《画鸟的猎人》到《黄鸟》等等,不难看出,艾青和党的关系是抵触的,这种抵触的情感就自自然然地在他的一部分作品中流露出来。”在三个月前,关于《礁石》,沙鸥是这样说的:“无论海浪多么激怒,胜利者还是礁石。因此,礁石的形象就自然体现一种观念:崇高的,顽强不屈的观念。礁石就成了这个观念的化身,而诗人歌颂的也正是顽强不屈。”⑩

徐迟《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就接过沙鸥这句话:“这首诗,据说使礁石的形象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顽强不屈的观念”,“看这顽强不屈的观念是何等的高傲,超乎战斗之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艾青是如何对待这几年来党对他的处分和同志们对他的批评的。诗人的情绪已不正常到题反诗的程度了。”

冯至《论艾青的诗》(载《文艺研究》1958年第1期),也有独到的发现:“他称赞海上的礁石——这狰狞地露在海面上的、与大大小小的航船为敌的岩石……这是甘心与大家为敌并引以自傲的态度,这是胡风式的、尼采式的态度。”

关于《礁石》,艾青后来有一段自辩:“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要求生存权利的个人,遇到连续的迫害该怎么办呢?这也只是从受到‘无休止地扑过来的‘礁石的角度上所应采取的态度——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然而有人说礁石是‘与大大小小的航船为敌的——‘自傲的态度,按照这位先生的说法,礁石应该‘自己消灭和对一切‘大大小小的航船——自觉地让开”,“比喻也最容易被人歪曲甚至诬陷——历史上不少‘文字狱都由比喻构成。”{11}

公刘:《迟开的蔷薇》(组诗选一)

盛夏已经逝去

在荒芜的花园里

只剩下一朵

迟开的蔷薇

摘了去吧

姑娘

别在襟前

让它贴着你的胸膛

枯萎

1957年,公刘(1927～2003)也备受关注。他的《怀古两首》被指是“影射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寓言诗》四首被认定“是影射肃反和攻击党的”,《天上的繁星千万颗》被判为“感情空虚阴暗”,“颓废哀伤”,流露了“个人主义的贪欲与野心”。《文艺报》1957年第27号发表何施良的文章《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诗人”》,《诗刊》1957年9月号发表黎之的文章《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12月号发表安旗《关于诗的含蓄》,都对公刘的诗作进行了批判。1958年1月号《诗刊》发表公木的《公刘近作批判》,批其“更恶毒的是连珠炮一般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组《寓言诗》”,“有人将公刘这些《寓言诗》称为《禽兽篇》,把它和流沙河的《草木篇》相比,认为可以算作无独有偶的‘姐妹篇,我看,岂但无独有偶,简直犹有过之!”

《迟开的蔷薇》是一组纯粹的情诗,在《诗刊》1957年第2期发表后,被指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至上”。黎之在《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中把《迟开的蔷薇》与曰白的《吻》相提比较,“这同样是一首感情空虚阴暗的诗,它只能给人以颓废哀伤的感觉。对公刘来说,是和他过去的作品的风格极不相称的”。安旗写到:《迟开的蔷薇》“不但思想空虚,而且朦胧、隐晦”,“是作者颓废和阴暗心理的反应”。

后来有人评曰,公刘的《迟开的蔷薇》是独具抒情个性的作品,“有意离开当代爱情诗的政治观念模式,表现不附加政治道德因素的思念”{12}。

公木:《怀友二首》

其一

我游扬子上,默诵大江诗。回荡有奇气,浩然赋伟姿。晚霞披丽彩,夜冥倾幽思,满月凌波起,孤星拂浪垂。浮云三两片,哪得掩清辉。

其二

苍茫万里忆长安,皓月沉江江浪寒。逝者如斯水水水,恍兮若梦烟烟烟。涛声未已不眠夜,霞色微明欲曙天。眼看东方红日出,任他冷雾侵衣衫。

1956年

公木(1910～1998),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作者和《东方红》的歌词改定者,到1958年竟然也成为“右派”,流放北大荒。

“1957年,公木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学生流沙河因为写了散文诗《草木篇》而受到批判,流沙河写信给公木,说‘犯了错误,公木于是在5月18日把这两首原本写给天蓝的诗寄给了流沙河,并注明:‘去年9月,由武汉去南京,于江新轮上,想起天蓝同志,他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已一年多没有消息。但我深知他绝无政治问题,似有所感,因成此诗。今转赠流沙河同志一哂。”{13}流沙河之后就把这两首诗加了《怀友二首》的题目发表在了《星星》诗刊上,结果受到了批判。

1957年9月出版的《星星》首页,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的文章,声称“改组后的编辑部,对《星星》诗刊1～8期作了初步的检查”,把“初步辨认出来的”的“罪恶活动”时期“放”出来的作品,分为“毒草”、“坏作品”和“带有坏倾向的作品”三个级别,并一一列举。“这里应特别揭露出来的是公木的诗《怀友二首》(第7期)……是公木在为天蓝、流沙河的‘冤屈鸣不平,又是给流沙河煽风。”

10月号《星星》有一篇专题批判文章《公木支持了什么》,作者山莓(张舒扬)说:“‘晚霞披丽彩,夜冥倾幽思,公木的幽思为谁而倾?注曰:为天蓝而倾。因为‘天蓝自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后,已一年多没有消息了。而天蓝又是为公木所‘深知的‘绝无问题的一个人。为了这‘深知,公木不惜怀疑党的正直和无私,不惜把党说作是‘莫须有的罪名的制造者,天蓝之成为胡风分子,好像是党给他扣了帽子的结果。”分析之后是结论:“公木的‘怀友二首,所抒之情,对党所抱的态度,可用三个字来说明,即怨、怒、恨。‘怨者,怨党之不明;‘怒者,怒党之不公;‘恨者,恨党之不情。‘不明、‘不公、‘不情,何以服人。此公木之所以要对党恨恨有声的原因了,也即是‘似有所感,因成此诗的原因了”,文章继续写道:“如果把公木的‘眼看东方红日出,任它冷雾侵衣衫的诗句,和流沙河的‘纵然死了吧,他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的诗句,对照起来看,就很清楚,他们不是有区别,而是异曲而同工。”

《文艺报》1958年第17期发表杨子敏《公木在“谈诗歌创作”中宣扬了什么?》,此文批道,“第一首《怀友》末两句是‘浮云两三片,哪得掩清辉。第二首《江上怀友》末两句是‘眼看东方红日出,任他冷雾侵衣衫。他把党和同志们对反党分子的批评咒骂为‘浮云和‘冷雾,这就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实践。”

昌耀:《林中试笛》(二首)

车轮

唉,这腐朽的车轮……就让它燃起我们熊熊的篝火,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吧。

——勘探者语

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

暖洋洋地映着半圈浑浊的阴影

它做着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

任凭磷火跳跃,蛙声喧腾

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

长路上日夜浮着烟尘

但是,它却再不能和长路热恋

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

青羊

啊,好一对格斗的青羊,似乎没听见我们高唱……请轻点,递给我猎枪,猎一顿美味的鲜汤。

——勘探者语

在晨光迷离的林中空地

一对暴躁的青羊在互相格杀

谁知它们角斗了多少个回合

犄角相抵,快要触出火花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忘记了青草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打起了血架

这林中固执的野性啊

当猎枪已对准头颅,它们还在厮打

昌耀(1936～2000)自述:“1957年对于我以及我这样的一批人都是流年不利的一年。那年秋,正当我的第一本诗集《最初的歌》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发排出版,我以两首原由《青海湖》诗歌专号刊作头条(后挪于末版)的16行小诗《林中试笛》而罹罪。这很滑稽:颂歌等于‘毒箭,故定为右派分子。从此扫出文坛,打入最底层。”{14}

原拟作为优秀作品置于卷首向国庆八周年献礼,转而落到尾页做反面教材,只因为反右运动形势和主事者好恶发生了变化。《青海湖》1957年第8期,随此诗配发的《编者按》写道:“这两首诗,反映出作者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鉴于在反右斗争中,毒草可起肥田的作用,因而把它发表出来,以便展开争鸣。”1957年第9期《青海湖》刊发时任青海省文联副主席的程秀山的《斥反动诗——“林中试笛”》,或许是自忖文本分析的理据不足,篇末加了“作者注”:“昌耀是恶霸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已被劳改,他母亲在土改中畏罪自杀,残废后病死。昌耀对家庭被斗母亲死去,一直心怀不满,继续对党和人民怀恨在心。”第10期《青海湖》发表另两篇批判《林中试笛》的文章,把《车轮》和《青羊》称之为“向党射出的两枝毒箭”。{15}

沈泽宜 张元勋:《是时候了》

(—)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樊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沈泽宜(1933～)、张元勋(1933～),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两位大三学生,他们这首诗于1957年5月19日作为诗体大字报贴出,并发表在学生刊物《广场》1957年创刊号。围绕它,北大的墙上贴满了支持和反对的大字报。在批判会上,它更是被引申为大逆不道的鼓动叛乱的纲领。

《是时候了》一诗张贴后,在它的旁边出现了另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歌》,这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级学生写的,领衔者江枫:“我们/不同意/《是时候了》的基调/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为什么/高声疾呼着/‘急雨/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调子?/真理的力量/并不在于/‘真理的揭示者姿态的/疯狂。/假使我们爱党/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效果,/而不是/醉心于/歇斯底里式的/手段……”于是引发一场诗论战。

《是时候了》和其后出现的《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致勇士》等诗篇均收入《右派言论汇集》。“或许这正是对1957年燕园发生的这场由《是时候了》引发的用诗的形式展开的思想交锋的最好总结。《是时候了》与《致勇士》这两首政治抒情诗,也许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史的意义和价值。”{16}

孙静轩:《雾》

夜悄悄地走了,只留下一片浓重的雾

蓝色的雾呵,它那么多情,又那么温柔

它久久地偎依着大地,无言地把一切生物爱抚

阳光来了,从云缝里催它离去

它无可奈何地起身走了,在那青草的叶子上却洒下了点点泪珠

一九五六年十月·成都

孙静轩(1930～2003)这首小诗《雾》初刊于《延河》1957年第5期,收入其诗集《海洋抒情诗》。

“直到1958年下半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我们这些落网者均先后在劳教队、劳改队各就各位。‘斗红了眼的孙静轩环顾左右定睛一看,发现本单位的业务骨干几乎全军覆没,一直和他并肩作战的全都是些‘职业马屁精,而这些人恰好又是他往日羞与为伍的庸碌之辈。自恃‘根红苗正且在此番批斗中立有汗马功劳的他,竟心血来潮地前去找到重庆文联一把手兴师问罪,还斗胆地给这个‘土皇帝扣上一顶宗派主义的大帽子,更令‘土皇帝咬牙切齿的是,理直气壮的孙诗人竟指着‘皇上的鼻子挑衅说:‘你该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吧!?”{17}

宋垒《景物抒情诗与时代感——孙静轩“海洋抒情诗”读后》(载《诗刊》1958年6月号)写道:“1957年,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年头,现实生活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斗争,而作者却那么热衷于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和抒发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感情。”“像孙静轩同志自己也提到的‘雾……这里面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呢?认为写景抒情诗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那种看法是教条主义的。但,反过来,认为景物抒情诗都可以不要时代感或不能有时代感,这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论调。”

沈凌云、陈开跃《“海洋抒情诗”批判》(载《红岩》1958年第11期)声称:“在孙静轩的笔下,‘雾到底不过是一种假托,那低沉与阴暗的‘爱情也只是一种象征,他不过是要告诉读者(也是他的‘控诉):‘爱情在没有生机的环境中被强力拆毁了,‘太阳是强拆‘爱情的‘暴君!而对于拆散‘爱情的‘暴君的‘控诉,就是这首诗的实质。”

1958年12月号《诗刊》发表余音《批判孙静轩的诗》:“这片蓝雾,是被赋予了沉重哀伤和阴暗的反动情绪的,在向黑暗撒手告别的一刹那,它留恋着,眷恋着,仿佛抑制着不可磨灭的痛苦。可是它留恋什么呢?既然黑夜走了,太阳已经来临,光明普照大地,在新的生命面前,难道还不甘心让出自己的地位来么?不要忽视它,这雾的幻灭,这雾洒在阳光和庄严宇宙中的点点泪珠,都是从这个右派分子的心窝流出来的,它深深压制着一种对消失了踪迹的生活和过去地位的回忆的哀愁。罪恶深重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和黑暗年代永远结束了,一批‘偎依它生存的侏儒,面对着强大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只有‘无可奈何地悲泣、号啕、痛哭。”

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因诗罹祸的诗人诗作还有许多,例如,宁夏张贤亮《大风歌》,四川王志杰《给沉浸在会议里的人们》,江苏王辽生《碎片》,陕西玉杲《方采英的爱情》……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三、其他诗人被质疑的诗

胡风分子、右派分子之外,十七年中的另类诗人还有很多。既有惯唱“夜歌”,不大适应唱战歌颂歌的何其芳,又有受现代主义影响较深,难以改弦更张的穆旦、卞之琳,也有到革命队伍里磨炼多年始终磨不去独特风骨和个性的蔡其矫,还有不知今夕何夕只一个劲地唱情歌的曰白,以及极力跟上时代步伐,却难免失足的沙鸥。

沙鸥:《驴大夫》(节选)

又过一点钟,

大夫未露面,

出来一小驴,

拿了一管针。

小驴来抽血,

抽血去验病,

扭住羊耳朵,

一点不关心。

山羊急坏了,

要求快救命,

大夫走出来,

骂声像雷鸣:

“规矩也不懂,

小病啥要紧,

医生有办法,

不必多嘴问!”

1950年8月,沙鸥(1922～1994)看到一则报道,作家楼适夷的小孩因华北人民医院的误诊致死,于是写成童话诗《驴大夫》,讽刺驴大夫玩忽职守,致使小山羊不治身亡,发表在1950年出版的《大众诗歌》第2卷第3期(总第9期)。

《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6期发表段星灿《评“驴大夫”》,指责沙鸥“不是在热情地严肃地批评,而是在发牢骚,泄愤气,在无情地讽刺……采取了不恰当的比喻,用驴来代表被批评的人”。进而指出:“根本问题是沙鸥同志的新童话诗写的是目前的社会现象,而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里,作为革命的进步的作家或诗人,在进行创作时,不应该模糊自己的立场,不应该采取非同志的不与人为善的批评态度,尤其不应该把环境不正确地违反现实地写得那样黑暗和阴冷……”

沙鸥不得不写了《关于“驴大夫”的检讨》,发表在《文艺报》第3卷第9期上,承认自己“政策观点的错乱,弄得敌友不分”。

何其芳:《回答》(节选)

一

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吹呵,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

何其芳(1912～1977)的《回答》发表在1954年《人民文学》第10期,全诗9节,每节8行。这是诗人试图对如何迎接一个让人不无惶惑也不愿愧对的新时代做出自己的回答。

《回答》问世,即遭质疑。《人民文学》1955年第4期发表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篇来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诗“回答”》和叶高《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回答》。盛文称,“这首诗在情绪上不够健康,和时代精神不够协调,因为晦涩,使人难以捉摸”。叶文指,“作者在自己的回答里流露着怎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忧郁的情绪啊!”“正是为这种‘人怎么能够超出自然的限制的灰暗的思想所左右,诗人在赞美了‘我的祖国的前进之后,接着唱出了这样缺乏战斗力量的歌声,竟然产生‘将要枕着那一块土地睡下的消极情绪。”《文艺报》1955年第6期发表曹阳《不健康的情绪》,诘问“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回答么?”断言“当一个诗人只是在个人的狭窄的感情圈子里拍打翅膀,他产生出来的诗篇就注定了一定要失败”。

这些批评都不免肤浅。关于《回答》,毕光明教授后来有一篇精辟的论述:“矛盾的感情,独立思考的精神,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关注以及对内心情感的尊重,在《回答》中缠绵萦绕,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感伤、脆弱与空想在这里留下了道道残痕,没有这些,《回答》就失去了它在特定时代出现的独特意义。不要以为这首诗是写给所有人的,它隐秘的听者是诗人幻梦过的知音”,“尽人皆知的何其芳思想和创作道路上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他简单依附了某种社会政治力量,而毋宁说他是认同了一种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集体行动。而个人与群体、幻想与现实的矛盾终其一生都没有在他的身上得到消除,为艺术而艺术,为个人而艺术的审美创造冲动自然也未能连根拔掉,除非像‘文革那样的空前绝后的历史风暴的降临”,“《回答》是纯文学和人文精神浸透了的知识人(精神贵族?)在摇摆不定的历史生活面前保持着令人着恼的‘矜持的一个例证。”{18}

曰白:《吻》

像捧住盈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我捧住你一对酒涡的颊

一饮而尽

醉,醉!

像蜂贴住玫瑰的蕊

我从你鲜红的

唇上,吸取

蜜,蜜!

像并蒂的苹果

挂在绿荫的枝头

我俩默默地

吻,吻!

石天河先生《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云:“《吻》是一首只有十二行的短诗,作者署名‘曰白,记得好像是从西安寄来的。这诗,实际上只是表现了一个热情的吻,并没有任何违反社会道德的内涵。诗稿由流沙河初选出来交给我,我认为写得可以,就同意发表了。当时,只是觉得作者可能是初学写诗的青年人,艺术上有模仿郭沫若一首早期诗作的痕迹。”这里所谓郭诗,是指《Venus》:“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

《吻》与流沙河的《草木篇》一起刊登在《星星》创刊号上,在《星星》诗祸中,最早受到批判。1957年1月14日《四川日报》发表署名“春生”的《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一文,指责《吻》与二十年前曾在蒋介石国统区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货色差不多。批判者多指其“拿色情当爱情”。也有人为之辩护,石天河说:“孔夫子那么封建,他编《诗经》,还是把‘关关雎鸠放在第一篇。”沈镇说:“《吻》不是黄色的,难道人们在吻的时候也要喊一声共产主义万岁吗?”

当时才初露锋芒的姚文元,也及时地加入了批判行列,其《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载1957年第2期《文艺月报》。姚文元说:“为了在艺术中区别爱情和色情,也为了同曰白进一步讨论什么是‘真挚的爱情,这里想具体地谈一谈《吻》的色情是在哪里:‘真挚的爱情使人的感情崇高,使人感到社会主义生活的美好,而《吻》则只使人感到低下的感官的刺激。‘真挚的爱情爱的是爱人的整个灵魂,爱的是人,如同我们在许多健康的民歌和情歌中看见的,是在劳动和斗争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对对方整个人格的美的吸引和爱慕。《吻》里面的爱情则完全相反,作品中的‘我‘爱的是女人身上的‘鲜红的嘴唇,‘像蜂贴住玫瑰的蕊,我从你鲜红的唇上,吸取蜜,蜜!这样的‘镜头所展示的是一个只看见女人嘴唇的‘狂热的男性。”

1957年9月号发表的改组后的《星星》“本刊编辑部”所撰《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一文将《吻》列为“坏作品和带有坏倾向的作品”,并指出:“曰白在他所写的《吻》受到批判后,又写了一首名叫《我爱青岛》的诗,把他那种写《吻》时的思想感情,又借‘歌唱祖国河山倾泻了出来,他爱青岛,并不是由于祖国河山的美,而是爱海岸像‘情人的手臂似的温暖,海浪‘温柔地将他全身吻遍。这是一首‘写物以附意的诗,诗的意境很不健康。”

穆旦:《九十九家争鸣记》(节选)

百家争鸣固然很好,

九十九家难道不行?

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

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因此,我就有点心虚,

盘算好了要见机行事;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虽然条理分明,我知道

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

沉默多年的穆旦(1918～1977),1957年在中国诗坛昙花一现。先是在《人民日报》5月7日发表《九十九家争鸣记》,接着在《诗刊》第5期发表长诗《葬歌》,还在《人民文学》第7期发表《诗七首》。1958年底,穆旦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销声匿迹。

黎之《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载《诗刊》1957年9月号),在批判了艾青、流沙河之后,开始批判穆旦,指其《九十九家争鸣记》“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进行歪曲,对得到领导支持的同志加以攻击和谩骂。这里的所谓‘应声虫、‘假前进与右派先生们对积极分子的攻击又有什么两样呢?用阴暗的眼睛观察现实该是多么危险!”

戴伯建在1957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首歪曲“百家争鸣”的诗——对“九十九家争鸣记”的批评》,称“作者尽管用了隐晦的笔法,但是也不能掩饰它所流露出来的对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不信任和不满”。而这首诗“发表的时候,正是右派分子在鸣放的幌子下向党大肆进攻的时候,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作者的真实动机了”。

1958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穆旦的检讨文章《我上了一课》,解释此诗的创作动机是响应党“解除顾虑、大鸣大放”的号召,讽刺“个别不敢鸣放”的“落后现象”。但由于“思想水平不高”,“对鸣放政策体会有错误,模糊了立场”,“诗中对很多反面细节只有轻松的诙谐而无批判,这构成那篇诗的致命伤”。

郭小川《我们需要最强音》(载《文艺报》1958年第9期)和邵荃麟《门外谈诗》(载《诗刊》1958年第4期)也对穆旦这首诗进行了批判。

穆旦这时期的《葬歌》也备受攻击。《诗刊》1958年8月号发表李树尔的《穆旦的“葬歌”埋葬了什么?》说:“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旧我的葬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歌。它的本质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作品。”

蔡其矫:《川江号子》

你碎裂人心的呼号,

来自万丈断崖下,

来自飞箭般的船上。

你悲歌的回声在震荡,

从悬岩到悬岩,

从漩涡到漩涡。

你一阵吆喝,一声长啸,

有如生命最凶猛的浪潮

向我流来,流来。

我看见巨大的木船上有四支桨,

一支桨四个人;

我看见眼中的闪电,额上的雨点,

我看见川江舟子千年的血泪,

我看见终身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

宁做沥血歌唱的鸟,

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但是几千年来

有谁来倾听你的呼声

除了那悬挂在绝壁上的

一片云,一棵树,一座野庙……

蔡其矫(1918～2007)这首《川江号子》发表在1958年第3期《收获》,它与《雾中汉水》是蔡其矫最受责难的两首诗。它们偏离“规范”之处在于,当全中国都沉迷于“大跃进”的狂欢时,它们却在唱着冷峻的悲歌。

1958年7月号《诗刊》发表了肖翔《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对蔡其矫“川江号子”、“宜昌”等诗的意见》:“在这些诗里,诗人不是热情澎湃地歌唱充满繁华景象的大跃进中的祖国城市,不是歌唱劳动人民的新生活和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忘我热情,更不是投身到建设的激流中讴歌大跃进,讴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而是以旧眼光来看今天的新生活,用呆滞的、冰冷的感情来吟咏今天沸腾着建设声浪的城市,对现实生活形成了扭曲。”之后,肖翔意犹未尽,还在《诗刊》1960年2月号发表《蔡其矫的诗歌创作倾向——评〈回声集〉、〈涛声集〉和〈回声续集〉》一文,继续批判。

1958年10月《诗刊》发表了吕恢文《评蔡其矫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指出“蔡其矫同志在1956、1957两年的许多诗作,反映了他这段时间创作上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倾向,就是:脱离政治,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热衷于追求资产阶级艺术趣味和表现资产阶级美学思想,迷恋腐朽的形式主义。这种倾向在他1954年的一些诗作(大部分收入《回声续集》)里已见先兆,只是1956、1957年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疯狂地冲击着我们文坛的时候,它恶性地迅速发展到了顶峰。”

其他的批评文章,还有《文艺报》1958年第5期沙鸥《一面灰旗》、陈聪《不能走那条路》等。

卞之琳:《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六首之一)

《向水库工地献礼》

奔水库先投人海——

荒山口蓝潮汹涌!

千家万户人都来,

是百川归海的行动。

摔脱了大衣抓扁担,

人海里洗一个风沙澡。

给水库献上一滴汗,

喜悦的心跳像鱼跳。

1949年以后,卞之琳(1910～2000)的诗风不合时宜。他的政治颂歌《天安门四重奏》发表在1951年第1期《新观察》,却招来“迷离恍惚”、“似通非通”和“把诗变成难懂的谜语”的批评。卞之琳随即做了《关于“天安门四重奏”的检讨》(载《文艺报》1951年第12期),表示“我接受‘首先看得懂的要求”。

1958年,卞之琳写成《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发表于《诗刊》3月号。《诗刊》1958年5月号即发表刘浪、徐桑榆《对卞之琳“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的意见》,批评卞之琳的诗“很难看出诗人在抒人民之情”,“奇句充篇,难读难讲”,表示“我们不喜欢这种诗风”。还具体指出:“‘喜悦的心跳像鱼跳这一句中的比喻用得很不恰当。‘鱼并不像生活在陆地上的其他动物一样,时常有机会跳的;而‘喜悦的心跳则是一种激情的、不停的跳动。”

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予以否定,即便按当时的标准,也不免失之于苛。

四、“主旋律诗人”被质疑的诗

十七年间,还有一类诗人,他们身居高位,自觉充当喉舌,惯于写中心,唱中心,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擅长颂歌和战歌,可谓主旋律诗人。而当他们所鼓吹的中心工作,如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被历史否定,他们的鼓吹便不免贻笑青史。

郭沫若:《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五四”时代,郭沫若无疑是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其《女神》一出,即令胡适及其《尝试集》黯然失色。然而,到了50年代,诗人郭沫若再无惊世佳作问世,才华难现,人格也不免异化了。

上面这首《咒麻雀》发表于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因为今上要“除四害”,四害之中包括麻雀,于是就来“咒麻雀”。不久,麻雀因功大于过,被赦免,《咒麻雀》这首了无情韵倒不乏痞气的打油诗,却白纸黑字留在人间。所谓麻雀“气太官”、“气太阔”、“气太暮”……源自当年破除“三风五气”之说,五气即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娇气。

郭沫若这一时期配合时政宣传的诗,还有《学文化》、《学科学》、《防治棉蚜歌》等,以及《百花齐放》101首,大多充斥着时尚的语象,难以卒读。例如其中的《水仙花》:“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子过活。/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

贺敬之《十年颂歌》(节选)

请问呵——

千里灾区何处有?

红旗下——

一片歌声笑声中!

……

在我们

前进的道路上,

在我们

大跃进的

万马丛中:

有那么几个

“心病”患者,

有那么几个

“好龙”的叶公——

强大的东风

使他们

捧心闭眼,

群众运动的火焰

使他们

肉跳心惊——

什么“得不偿失”呀

什么“太快、太猛”……

……

呵,“不识庐山

真面目”——

只因此心

向右倾……

贺敬之(1924～)是“文革”前诗坛主旋律——政治抒情诗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地位、其成就不容置疑,“文革”前十七年国内媒体上未见对其人其诗的任何微词,直到20世纪末。

《星星》1999年4月号发表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指名批评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

《星星》1999年10月号发表陈良运《“诗歌美育”续议》:“我对《回延安》一诗颇为反感,觉得作者是在人为地强化那种‘革命感情,强化过之,有伪情之嫌。”高中语文课本将“早已被很多选本摈弃的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发表于大跃进时代(1958年)的《三门峡——梳妆台》照选不误,并在诗前的提示中大加赞扬。编辑的思想迂腐,令人扼腕而叹”。

其实,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思想艺术成色究竟如何?看看上面这首《十年颂歌》的片段,就大致了解了。1959年,当大跃进失败,大饥荒来临,当彭德怀见“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心忧天下苍生“来年日子怎么过”,在庐山“为人民鼓与呼”的时候,贺诗人却在声嘶力竭地歌唱浮夸风,歌唱土高炉以及人民公社乌托邦,同时,还咒骂“右倾分子”。

1979年版《贺敬之诗选》自序,有这样两句话:“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是太肤浅,太幼稚了,对我们生活中的矛盾的认识是过于简单,过于天真了。”

郭小川:《望星空》(节选)

呵,

望星空,

我不免感到惆怅。

说什么:

身宽气盛,

年富力强!

怎比得:

你那根深蒂固,

源远流长!

说什么:

情豪志大,

心高胆壮!

怎比得:

你那阔大胸襟,

无限容量!

我爱人间,

我在人间生长,

但比起你来,

人间还远不辉煌。

走千山,

涉万水,

登不上你的殿堂。

过大海,

越重洋,

饮不到你的酒浆。

千堆火,

万盏灯,

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

千条路,

万座桥,

不如银河一节长。

郭小川(1919～1976)的主旋律之作,要数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一组长诗《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招致争议的是其探索之作,包括《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望星空》,以及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1960年1月号《诗刊》发表的殷晋培的文章《唱什么样的赞歌——评〈白雪的赞歌〉中于植的形象》,就认定“诗人的主观的良好意愿和长诗客观的艺术效果发生严重的冲突”。

《望星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11月号。《文艺报》12月出版的第23期就发表了华夫(张光年)《评郭小川的〈望星空〉》一文,指“那调子是多么低沉,多么悲壮绝望啊,它突出地反应了这位诗人灵魂深处的不健康的东西”,“《望星空》就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受到挫折以后的悲观绝望的表现”,认为诗中所抒发的是“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的情感,“令人无法容忍”。

萧三《谈〈望星空〉》,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1期,认为此诗“宣扬了‘人生渺小、宇宙永恒的意思,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而是一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诗人的世界观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脱离了斗争,于是既非崇高的理想主义,也非彻底的、积极的现实主义,因此唱出了一片悲观、低沉、泄气的调子。……这和我们大跃进的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和向地球宣战、征服宇宙的战斗的乐观主义,是多么相悖呵!”

实际上,郭小川《望星空》只是把属于天上的关于宇宙与生命存在的意义的思索,与属于人间的关于理想社会的建立的思考,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些混乱。

结语

“文革”前十七年,整个中国文学,包括诗歌,其生态环境都极不正常,既没有正常的创作空间,也没有正常的批评空间。学术批评被“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向标指示下的政治批判所取代。学术批评的君子之风无存,政治批判的肃杀之气骤起。

那批判往往颟顸无理。例如,臧克家批胡风的4000多行的长篇颂歌《时间开始了》,说胡风“明明是假借‘歌颂之名来歪曲侮辱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这就让满腔热忱为胜利者献歌的胡风们来说无所适从。接下来,臧氏还说,在这首颂歌的第一乐章《欢乐颂》里,“他叫一个个死去了的鬼魂在开国大典的节日里走过天安门,弄得一团阴森的鬼气压倒了眼前人民欢欣鼓舞的景象。”{19}这话有失公允!那“一个个死去了的鬼魂”不都是革命先烈?革命先烈们不都是为了这“开国大典的节日”的到来,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的?在“忽报人间曾伏虎”的日子,为什么不允许人家“泪飞顿作倾盆雨”呢?

那批判往往让人胆寒。例如,徐迟批艾青,指其《礁石》是“题反诗”。何谓“反诗”?反诗就是挑明了要造反的诗,就是反朝廷的诗。《水浒传》里,宋江题了一首《西江月》的反诗,就上梁山做了反贼。《封神演义》第二回:“只看见午门内臣俯伏奏曰:‘臣在午门,见墙上冀州苏护题有反诗十六字,不敢隐匿,伏乞圣裁。”以上批判也是“俯伏奏曰”,“伏乞圣裁”吗?

那批判手法也雷同拙劣。胡风入狱了,艾青的《礁石》就被指为胡风式狰狞和自傲。《草木篇》罪不容诛了,《养花人的梦》就被指为艾青的《草木篇》,公刘的《寓言诗》就被指为《草木篇》的姐妹篇,甚至“犹有过之”。《吻》臭名远扬了,公刘的《迟开的蔷薇》就被指与之同样“空虚阴暗”。

也许,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人人自危,有的批判者只是为了自保,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可是,在那些檄文谤书里,有的用语,刻薄歹毒,无所不用其极,落井下石,唯恐不能置人死地,批判者分明在受用着与人斗的无穷乐趣。文人相轻,古已有之。何至文人相残呢?一个被咬的人,咬起人来也入骨三分;一个咬人的人,转眼间又被人剑齿封喉。如此这般,让人见了,真个是,恨也恨不得,怜也怜不得。

当年一些右派相互揭批的文章,与专事整人的左棍文章相比,实在不易辨别其风格上的微妙差异。相比之下,倒是出道不久的姚文元论及《吻》辨析爱情与色情的一段文字,好像还要平和讲理一点。

还有一大奇观。如1957年,沙鸥在《诗刊》4月号刚刚赞美“艾青近年来的几首诗”,在7月号《文艺月报》更称艾青的诗“璀璨如粒粒珍珠”,到了《诗刊》10月号,却转而作《艾青近作批判》,说艾青的诗“句句变成了臭狗屎”。歌也沙鸥,咒也沙鸥,造化弄人,敢不自救。

有几个不大熟悉的名字,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饶彰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批胡风时,高喊“一切伪装必须剥去”,1970年他自己竟被“剥去一切伪装”,活活打死在粤北监狱;盛荃生,黄药眠的研究生,也算系出名门了,1955年批何其芳的《回答》“情绪上不够健康”,1957年即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更被整成精神病;山莓(张舒扬),七月派诗人,任教于四川音乐学院,批公木《怀友二首》不遗余力,直把公木批入另册,可谓披肝沥胆,山莓自己却在接下来的“文革”中,被打得肝胆俱裂,不治身亡……

批判者如此,被批判者呢?其实,当年挨批的一些诗歌文本,其艺术水准也难以高估。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开当代轻浮颂歌的先河,艺术上也很粗糙。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离传世佳作还有距离。正人君子们不齿的那一《吻》也去经典甚远。一些影响深远的作品,多是急就章,主要是以其思想性见称,以主题的振聋发聩而闻名而获罪,如邵燕祥《贾桂香》,张贤亮《大风歌》,沈泽宜、张元勋《是时候了》,以及王志杰《给沉浸在会议里的人们》等。1957年问世的这批作品,较之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诗歌,当然要专业得多,其作者也有名得多,但限于题材和表现手法等,它们更多的仍然是属于思想史,而不是艺术史。

流沙河《草木篇》事发,李劼人借用古时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话,道是“世无英雄,乃使竖子成名”,固然有为之化解之意,也未尝不是这位大作家的真实想法。待右派平反咸鱼翻身,1979年《重放的鲜花》出版,流沙河自嘲:“鲜不鲜,很难说。说它们是花,我看不太像。无论如何,我写的那一篇,看来看去,既不悦目,闻来闻去,也不悦鼻,没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水,它是烟,它是狼粪的点燃,绝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园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娱而忘忧,只会使人思而忘嬉。”

更不用说“主旋律诗人”独领风骚的大作了,那基本上是不配做审美批评的。

十七年卷入论争的诗作,大多只具史料性,不具经典性。一场场义正词严的诛讨,大多也只与政治闹剧有关,而与学术或艺术无涉。

而在当年,几位“主旋律诗人”的主旋律之作,是容不得社会学政治学的任何负面批评的。在这份诗歌争鸣档案里,关于郭沫若、贺敬之的诗,我们就找不到当年国内报刊的只言片语的不敬之辞。就算有人斗胆写了,也没有地方可以刊登。据说,孙绍振先生1957年作为北京大学学生,就写过批评郭沫若诗歌的文章,却只能发表在五五级的墙报《小火星》上。

偶尔也有疏漏。孟凡《由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想到的》,就发表到1957年第4期《文艺学习》上去了。孟凡(李庚)还振振有辞:“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被批评的人扣上不适的大帽子,加以辱骂,人身攻击,甚至在文艺批评中讲那些不在文艺批评范围内的事,穿凿附会故入人罪,进行‘围剿以势压人,实在说,这些办法即使搞出效果来,那也是只能封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的。”然而,搬出鲁迅也没有用,鲁迅活到1957年,怕也是泥菩萨过江。

俱往矣。往者不可谏矣。今朝的人们呀,请记住,我们也将往矣,我们也将作古,我们的书写也将成为档案,供后人审阅。请珍重我们自己正在书写的每一行文字吧,不要遗恨今生,不要遗笑后人。

作者简介:毛 翰,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王 娜,华侨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引自《胡风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第28页。

② 《历史法庭上的证词》,载《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③ 见《绿原自选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第212页。

④ 多年以后,有人这样评价鲁藜的《雪之歌》:“尽管,有些概括与陈述直白了,但诗人所选择的意象‘雪和自身柔美的气质,使这首诗表现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有某些诗化的效果。”——谢春池《百年厦门新诗论》,载《厦门文学》,2007年第11期。

⑤ 石天河:《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未刊稿。

⑥ 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此文题注:“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⑦ 舒芜:《平静的日子不平静》,原载《读书文摘》,2006年第9期:“那次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到一个流沙河。说:还有一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接着他就讲《草木篇》的事,讲着讲着又讲回来了: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个组诗,是曾经引发反右运动的几个作品之一,当时就说它以草木影射‘杀父之仇的想法。毛泽东的讲话不是我一个人听到的,会场上那么多人,包括王蒙,也在场。后来我曾问过王蒙,他记得跟我记得一模一样,毛当时就是这么讲的,一点不错。只是发表出来的讲话稿没有这些了。”

⑧ 邵燕祥:《献给历史的情歌·后记》,原载《读书》,1980年第4期。

⑨ 沙鸥:《艾青近年来的几首诗》,《诗刊》,1957年4月号;《璀璨如粒粒珍珠——谈艾青取材于自然的诗》,《文艺月报》,1957年第7期。

⑩ 沙鸥:《璀璨如粒粒珍珠——谈艾青取材于自然的诗》,《文艺月报》,1957年第7期。

{11} 《艾青诗选·自序》,《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13} 高昌:《把手读君风雨篇——重逢:公木的1978》,《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3期。

{14} 昌耀:《一份“业务自传”》,《诗探索》,1997年第1期。

{15} 燎原:《1957年的昌耀》,《西湖》,2008年第4期。

{16} 钱理群:《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论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17} 张先痴:《右派诗人孙静轩的生前死后》,未刊稿。

{18} 毕光明:《矜持的芦苇:何其芳与〈回答〉》,《诗探索》,1996年第4辑。

{19} 臧克家:《胡风反革命集团底“诗”的实质》,《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