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不排斥“自我”

张耀南

在官场，要不要保持自我？要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我？官场和自我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吗？官场，是一条越走越失去自我的路吗？

陶渊明在官场进进出出，有12年之久。29岁谋得一个小官职，叫江州祭酒，发现无用武之地，很快就辞了。闲居了六七年，呆不住，还是决定“入场”，于是到桓玄手下做“佐僚”。桓玄当了荆州刺史，有点头脑发热，想篡夺“最高领导权”，陶渊明感觉玄，第二年辞了职。回家种了三年田，年届不惑，发出“四十无闻”、“白首无成”之感慨。也就在这一年，他再次“入场”，到起兵讨伐桓玄的镇军将军刘裕帐中做“参军”。发现刘也是“野心家”，与桓乃是“一路货色”，于是赶快走人。但没有立即回家，而是跑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那里做“参军”，干了一年再次离职。几个月后他41岁，当上彭泽县令，但却只干了80多天就退出了。自此告别官场，归隐山野。他自己确曾抱怨官场之妨害“自我”，但若换一个时空去看，没有他前半生的“黑暗”，哪有他后半生的“光明”，没有那污浊不堪的官场，怎衬托出他心灵的“澄明透彻”？

王维21岁中进士，步入官场，历任大乐丞、济州司库参军、中书右拾遗、监察御史、凉州河西判官、殿中侍御史、尚书右丞等职，混迹官场40年，最后死在右丞任上。他是在官场中成就了“诗人王维”、“画家王维”、“音乐家王维”。官场没有损害他朴素而华美的语言，没有损害他清新而隽永的风格。他为官一生，留下诗作400余首。就算作为官员的他是个“假我”，作为诗人、画家、音乐家的他是“真我”，没有这“假我”垫底，“真我”何以能生成？

我们只知道白居易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却忘了他还是唐政府政绩卓著的好官。他任忠州刺史短短两年多，忠州政通人和。转任杭州刺史，他留下了不起的巨大水利工程“白公堤”。改任苏州刺史，他完成从阊门到虎丘之“山塘路”的修建。他活了75岁，做了30多年的官，从校书郎起步，到刑部尚书，历官20任。官场妨害了“杰出诗人”白居易吗？好像没有。官场妨害了“多产作家”白居易吗？好像没有。他退休之后四年就去世了，留下的三千六百余首诗歌及大量散文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官场写成的。没有官场的摸爬滚打，哪有他“伟大的现实主义”？

我们只知道王阳明是明朝最伟大的哲学家，却忘了他还是明政府一位相当不错的官员。他27岁中进士，正式步入官场。宦官刘瑾倒台前，他以兵部主事身份上书，要求释放受刘迫害的正直官员，反被重打40大板，并谪迁贵州龙场，成为一个没有品级的驿丞，且要时刻防范刘瑾的追杀。这样的逆境中，才有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这是王阳明“自我”的真正实现。找到了这个“自我”，却又不妨碍他继续跻身官场并建功立业。刘瑾倒台，他又受同僚推荐，担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巡抚，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真正的学问家就应该是国家最好的官员，如果不是，那是“官场有病”而不是“学者有病”。临终,学生问他遗言，他只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字。只要“此心光明”，不在官场是“光明”，在官场同样是“光明”。官场“黑暗”，正可作为这“光明”的衬托，而使这“光明”更其“光明”！

官场失意，曾经成就了无数伟大的“文士”；官场得意，也曾并未妨害伟大的“文士”之“伟大”。官场只是到达“真我”的一座桥，它是不是妨害了你的“真我”，完全取决于你对这桥的态度。你以为这座桥是完全多余的，所以你根本就不跨上去，这叫“不同流不合污”。你以为这座桥是可以走的，在没有船时也不失为一条到达彼岸的路，所以你愿意跨上去，这叫“同流不合污”。你以为这座桥就是“家”，不知道还有一个“彼岸”，不知道“归宿”并不在桥上，所以你就在桥上混迹一生，这叫“同流合污”。

当我们找不到“真我”时，处处是地狱；当我们终于找到“真我”，则处处是“天堂”。当我们找不到“真我”时，人人是敌人；当我们终于找到“真我”，则人人是朋友。只要心中有“真我”在，顺境可用，逆境亦可用，经商是助力，为官也是助力。关键是那个“真我”的定位：定位于“权”，则你就成为“官奴”；定位于“钱”，则你就成为“钱奴”。去掉这个“奴”字，才能得“真我”之“光明”！

担水劈柴，无非妙道。“为官”是一种处境，处境有时无法选择。但对于处境的态度，却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不同流不合污”，你可以选择“同流合污”，你也可以选择“同流不合污”。但假如你根本就没有“真我”，即使不在官场，也会一事无成，这就叫“不同流亦合污”。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