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研究
——基于长三角的实证检验

苗 森

（浙江树人大学外经贸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FD I）是一个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FD I已经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更趋于全球化,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从1993年开始,中国连续 9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东道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2002年,中国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52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FD I流入国；2009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900亿美元。而作为全国最大的核心经济区域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已成为国外投资者关注的“热土”。2009年,长三角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457.58亿美元,占全国的51％。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此落户。①

长三角地区是近年来全国利用外资总量最大、势头最猛、增长最快的地区,然而外资在各城市的分布却呈现不均衡的现象。通过观察 FD I在长三角的分布可以发现,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和宁波在各年的外资实际吸收金额中占有大部分的比重。它们具有相对稳定和一致的外部环境,总体的宏观政策和文化环境也都类似,但区域内部却存在 FD I不均衡情况,因此,有必要分解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而投资环境恰恰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一、文献回顾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测评,国内外的研究大多始于20世纪 90年代中期,学者大多通过使用区域经济发展中与投资相关的诸多因素,来构建综合指标进行测评。[1-3]

王慧炯、闵建蜀（1987）采用关键因素评估法从降低成本、发展当地市场、获得原料供应、分散投资风险、追逐竞争者、获得当地生产和管理技术等六项投资动机出发,选择若干关键因素,并采用多因素评估法计算总分来评价投资环境。[4]

鲁明泓（1994）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基本构成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等计量工具,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西藏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相应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该项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等计量工具对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其结果较有说服力；同时评价的范围也扩大到全国的大部分省市。然而,该研究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非经济因子考虑过少；二是评价结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间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5]

鲁明泓（1997）在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再次运用计量分析工具,挑选出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重新测算各地区投资环境综合指数,继而运用偏差系数分析法分析出过度投资地区和投资不足地区,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来潜力,最后分析了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差异。该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划分过度投资区和投资不足区的依据和结果难以使人信服。[6]

苏亚芳（1999）在对投资环境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自然资源、人口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城市宁波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进行了适宜性评价。该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投资目标区域与投资产业的适宜性评价相结合,同时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应用模型的开发相结合。[7]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还没有形成关于投资环境的一般性理论,众多有关投资环境（即受资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的研究都是包含在一般 FD I理论中提出的。[8-9]理想的关于投资环境的研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投资环境的外延和内涵,投资环境对 FD I产生作用力的机理以及投资环境的评价。而现有的研究成果或者只在一般 FD I理论中略微提及,或者只研究其中几个方面,或者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种种的缺陷。[10]

关于投资环境评价方法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所做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局限于单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静态评价[11],而较少关注城市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较少关注本地城市与周边城市以及更遥远的城市之间的动态联系和竞争。

（2）投资环境评价方法存在技术上的问题,或者单从宏观方面来阐述,而对微观区域投资环境考查与定量评估做得不够,或者侧重单项软硬环境,侧重一般经济因子而忽视非经济因子,侧重外资企业或产业布局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忽视外商对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适宜性需求方面的考虑。[12]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由于选取的评价指标不全面,不能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使得评价结果过于片面,不能反映投资环境的实际情况。

（3）不同区域层次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投资环境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主要指国家或大的区域的投资环境,中观层面主要指城市的投资环境,微观层面主要指企业或特定产业的投资环境。对不同区域层次进行投资环境评价时,选取的评价指标应该有所区别,这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注意到的。[13-15]

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作为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对象。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区域,又是我国吸引 FD I最大的区域,同时 FD I在其内部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也很明显,因此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应当说最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希望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为各城市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起到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投资环境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一）投资环境评价方法

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而真正的投资环境评价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从80年代起由于受到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迅猛发展而得到快速发展。在投资环境评价方法方面国内外学者都做了不少研究,并形成了各种实用评价模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冷热图分析法。美国学者依西阿·里特法克和彼得·班廷于1968年发表的《国际商业安排的概念架构》一文中提出了评价投资环境的“冷热图分析法”。该理论从投资者立场出发,选取七个因素对投资目标国或地区进行评价。该理论同时指出,依据投资目标国的冷热程度,跨国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该评价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投资环境评估结果与跨国企业投资策略结合在一起,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对跨国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指导意义。但是该理论局限于定性分析,无法进行具体的计量侧度,说服力较为欠缺；同时该评价方法关注点主要放在投资环境的软环境上,而对硬环境方面几乎没有涉及。

2.等级尺度法。R B Stobaugh（1969）提出评价一国投资环境的“等级尺度法”。该理论将投资环境分为八个指标因素,并且按照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给予不同的分数,然后根据评价对象在每一因素上的具体表现进行打分,以总分来衡量一国的投资环境。总分越高,表明投资环境越好,越适宜投资,反之则不适合投资。该评价方法对比冷热图分析多选取了一些评价因素,但是对指标内部权重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却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同时,该方法同样忽略了对硬环境的评价。

3.关键因素法。香港学者闵建蜀在罗伯特的“等级尺度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关键因素法”,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投资动机,对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该方法主要考虑外资对本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价,也从本地投资环境实际情况出发,综合分析评价各因素对吸引外资的重要性、吸引能力、现实状况以及这些因素在当地能够发挥作用的程度,由此而得出关键因素。

4.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鲁明泓（1994,1997）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基本构成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等计量工具,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西藏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

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评长三角地区的FD I投资环境综合情况,并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结论进行聚类分析。

（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

1.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试图在研究东道国区位优势的构成要素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提炼出有关影响地区 FD I流入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因素（市场规模、经济增长潜力、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成熟度）、人力资源因素（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因素（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保护因素（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人均园林绿化面积）等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对于政治稳定性、司法公正性等指标,由于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间差异不大,因此可以剔除不予考虑。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构建如表1所示的由18项指标组成的地区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表1 地区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采用的投资环境评价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的原理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比如m个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通常数学上的处理就是将原来m个指标作线性组合,作为新的综合指标。其具体操作步骤为：

（1）收集n个城市的m个评价指标,组成一个的矩阵Xij（i=1,2,…,n；j=1,2,…,m）；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需要消除量纲的影响,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2) 计算无量纲后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Rjk:

（3）从相关系数矩阵Rjk出发,求解其特征值λi及相应的特征向量Ikj,每一特征值占总特征值的百分比则是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Pj：

（4）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75％确定主因子数。按照第k个主因子Fk与原始因子向量ZXj的相关关系,计算出第 k个主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 Pkj：

据此可以计算出各城市投资环境的各主成分得分 Fik和综合得分 Zi：

三、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环境综合评价

本文将根据上述主成分分析方法原理,利用SPSS13.0,对2003年～2008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定量评价。

按照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步骤,我们得到了三个主因子的载荷矩阵,由此可以分析三个因子基本承载的信息量。以2008年为例,见表2。

从表2中可以发现,F1负载的信息较多的是经济总量；F2主要反映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指标；F3主要体现的是各类人力资本和自然环境的指标。笔者将根据三个主因子对长三角的情况进行聚类分析,进而得到各个年份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的投资环境综合情况（见表3）。

表2 2008年三个主因子的载荷矩阵

表3 2003-2008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投资环境得分排名

从表3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上海连续六年在投资环境排名中处于领跑位置,特别在第一主成分上的得分要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显示了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同时,上海在经济增长潜力、产业结构成熟度、劳动力素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要素方面于各年都有领袖般的表现。

（2）杭州、苏州、南京、宁波和无锡在2003年～2008年间的排名中占据了第二至第六的位置。其中宁波和无锡的排名稳居第五和第六,而苏州在经历了2004年排名的下滑后于2005年占据了第二的位置,但在最近两年又下滑到了第四位。南京在2004年的位置上升到第二后于2005年又下降到第四的位置,直到最近的两年又上升到第三位,杭州则在2004年～2006年都处在第三的位置,较2003年的第二名有所下滑,最近则平稳的位于第二位。总体来说,这几个城市在近年投资环境建设上都具有不俗的表现和成绩,其中,苏州和杭州在2007年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价中获“金牌城市”称号,尤其是苏州作为跨国公司本土化生产的制造生产基地,其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杭州相比,主要优势是良好土地政策和投资及居住氛围等。但是,杭州和苏州在市场规模、经济增长潜力、经济开放度、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基础设施上较上海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而南京、无锡和宁波都凭借自己比较庞大的市场规模、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在各城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其他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3）在其他城市中,常州、绍兴、嘉兴和镇江不断在第7-10位徘徊。在排名靠后的城市中,浙江省的湖州、舟山和台州的名次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相反,江苏省的南通、扬州和泰州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常州在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均电力消费量、每百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指标上于各年都跻身前四名,而绍兴则在公路货运量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两项指标上拥有不错的表现。嘉兴市在客运总量上表现突出,而镇江则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这两项环境方面的指标表现良好。对于排名靠后的城市,导致南通等城市投资环境排名下降的因素有融资环境的恶化、第三产业发展的迟缓以及技术人员的匮乏,而湖州等投资环境排名上升的城市则在各项指标上都有进步的表现。

四、基于主成份分析的聚类分析

以2008年为例,我们采用三个组成进行聚类分析。根据上文的论述,我重新定义三个主成分指标,从而计算得到2008年长三角地区的投资环境。再以此指标为原始数据矩阵,运用 SPSS进行聚类分析。由于在主成分分析中数据已经标准化,所以在进行聚类分析中就不需要再进行标准化。并以该三个新变量为聚类变量,选择W ald分析法对样本进行聚类,计算得到各个地区的聚类谱系图,见图1。

在不考虑舟山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发现,首先上海作为直辖市,可以单独和其他15个地级市平行存在,一方面反应了上海在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的地位,另一方面,结合上文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上海具有超越其他地区的,更加优越的投资环境。

图1 长三角地区投资环境谱系统（基于聚类分析）

其次,杭州、南京分别为浙江和江苏的省会城市,具有副省级地位,也是长三角地区的第二个层次的中心城市,这两个城市具有经济总量较大、城市建设相对完善,人力资本较高的特征,因此总体的投资环境也较为优越。

第三,由苏州、嘉兴、宁波、无锡、绍兴和常州组成第三个类别。在这一组中的城市多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且有的也具有副省级地位,但是却不具备类似杭州和南京的经济地位。可以说,在长三角的地位中,这些城市多为一些吸引外资的第二个层次选择,主要原因是这些城市自身的市场规模有限,因此外资在考虑区位选择的时候还是会有所顾及。

最后,以扬州、湖州、镇江、台州、南通和泰州组成的第四个类别,在整个长三角地区中的地位为地区周边城市。这些地区主要的特点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其他城市较为落后,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在这些地区的投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舟山的分类情况显得有些特殊。舟山是全部长三角16城市中唯一的非陆地城市,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可能是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原因,因为独特的地位位置将会对原有涉及的18个测定指标产生偏误,这样一种偏误可能会对测定指标的可适性产生影响。

通过上文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我们得出长三角地区引资总量上具有的地区差异性可以通过投资环境加以说明。投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了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以及在数量之上的投资质量。可以说,长三角地区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人才储备充分等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地区投资环境较其他地区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属于第一层次,这些城市在引资政策上,应当注重利用自身的优势,一方面为外资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本轮的宏观经济调控,注重引资结构,适合自身的产业结构,以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

而剩余的其他城市,有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有的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限,有的因为地理位置问题等,较第一层次城市的投资环境具有一定的差距。这些城市的发展策略可以采取跟进式的发展,连接第一层次城市的产业结构,加入到长三角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从而更加适应自身的经济发展,促进外资的外部技术溢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总体性和静态的评价,由此得出的结果只是对长三角地区当前的投资环境粗略的结论。而且模型本身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对于各地区的投资环境未来发展趋势还需要深入分析,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行预测,提出相应的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外资司历年统计数据。

[1]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Quarterly of Econom ics,1966（5）.

[2]Dunning J H.Econom ic Aanalysis and theM ultinational Enterp rise[M].New York,Praeger,1975.

[3]Dunning J H.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1（Sp ring/Summer）,1980：9-31.

[4]王慧炯,闵建蜀.中国的投资环境[M].北京：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出版社,1987.

[5]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和比较[J].经济研究,1994（2）：60-70.

[6]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J].经济研究,1997（12）：37-44.

[7]苏亚芳.海港城市投资环境评价[M]//陈述彭.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22-349.

[8]Ko jim a K.D irect Foreign Investm ent,a Japanese M odel of M u ltinationalBusiness Operations[M],Praeger,New York,1977.

[9]Louis TW ells.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irm s from the develop ing countries[J].In Tam irAgmon and Charles P.Kind leberger（ed.）.M u ltinationals from Sm allCountries.Cam bridge M ass,M IT Press,1976.

[10]Dunning J H.M u ltinational Enterp 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 y[M].New York：A ddison-W esley Pub lishing L td.,New York,1993.

[11]郭信昌.投资环境——分析、评价、优化[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

[12]朱志刚.中小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分析及启示[J].南开管理评论,2001（2）：17-21.

[13]曾永珍,中小型企业跨国经营探讨[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9（9）：38-40.

[14]汤建中,盛强.全球区位论初探[J].世界地理研究,1999（3）：1-8.

[15]张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综述[J].经济纵横,2006（8）：7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