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汉甘肃畜牧业的发展

高 宏

摘要:甘肃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资源,自古就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和传统。西汉建立以后,为了巩固国防和发展生产,西汉政府重视畜牧业生产,在甘肃设立许多的官营厩苑,发展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农区在牛耕技术的推动下养殖牛、马等家畜,畜牧民族则“逐水草迁徙”,发展游牧业。经过各方努力,西汉甘肃畜牧业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当时中原王朝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基地。

关键词:西汉;甘肃;草原畜牧业;农区畜牧业;发展

甘肃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和西部干旱区的交汇处,是东部农耕区向西部草原区的过渡地带,非常适宜发展畜牧业,是我国六大畜牧省份之一。历史上甘肃就有发展畜牧业的传统及优势,史籍上关于“天水、陇牧为天下饶”、“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录很多。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甘肃的畜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1西汉时期甘肃气候及植被状态

1.1甘肃的气候状况甘肃地处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处,省内地势高亢,山地和高原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0%以上,海拔一般在1 000～3 000m之间。四周群山环绕,远离海洋,夏季海洋季风影响甚微,成雨条件较差,降雨量较少;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夏季,夏季降水占总降水量的50%～70%;降水区域分布很不均匀,年平均降水量大致在50～800mm之间,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省内东部地区属于东部季风控制范围,受季风影响,降水相对较多,年降水量可达200～800mm,雨热同季时间长,气候生产潜力较高,以耕作业为主;西部地区属于西北干旱控制范围,日照充足,光热资源丰富,降水稀少,不足200mm,走廊西部不足40mm,干旱显著,风沙地貌发达,荒漠面积辽阔。

西汉时期,我国气候进入了温暖潮湿期(公元前770～公元初)。据竺可桢先生等学者研究,估计年平均气温比现代高1 ℃。从大量的史料中对这一时期的气候情况做出了印证。《诗经·秦风》产生于甘肃的东部和陕西省,其中《终南》篇说:“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山位于西安南部,是秦岭的一部分,西秦岭位于甘肃境内。竹、桑、梅、芦苇都是热带和亚热带植物,今多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甘肃东部已很难见到,可见当时气候比较暖湿。《山海经·西次二经》记载:“高山,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高山即六盘山,竹和棕是热带、亚热带植物,六盘山上有很多棕树和竹子,说明当时气候暖湿。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描写了当时动植物地理分布,“夫西饶材、竹、谷(木名)、族。……渭川千亩竹。”汉代山西包括甘肃东部,渭指渭河流域,旄指犀牛尾。犀牛、象、稻、竹和桑麻均为热带、亚热带动植物,西汉时在甘肃东部普遍生长,也说明亚热带北界比现在偏北,气候温暖[1]。

在古代,农牧业生产对自然条件是完全依赖,西汉时期温暖潮湿期对于受季风控制的甘肃东部来说意味着气候温暖湿润,降水较多,雨热同季,适应农牧业发展。

1.2甘肃的植被状况史前甘肃是森林和森林草原环境,气候温暖潮湿,黄土高原古代森林率高达到53%,是一片林茂草丰的好地方。秦汉时代,陇东地区为亚热带森林区,据古文献资料,其木本成分以松、栎为主,同时含有大量的黄连木、栗等亚热带植物。陇山(六盘山)“大山乔木,连跨数郡”、“峰峦起伏,松林葱蔚”;陇西地区为暖温带草原区,在森林区中兼有若干草原,草原区里间有茂盛的林区。《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大通河、湟水、黄河干流附近,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均有森林分布。陇南山地“几千年前曾有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竹林等”。[2]良好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农牧业的发展。

河西走廊地处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东西长,南北窄,形如走廊。境内沙碛多,地势平坦,光热资源丰富,降雨稀少,气候干燥,属于干旱高寒荒漠草原区。祁连山横亘于河西走廊南面,2 000余年前约有600万hm²天然森林[3],1 600多条大大小小的冰川。沿森林带下移到山前坡地是灌木草丛和连片草场。《民乐县志》载“祁连山,逼近江水,森林很多,峰峦洞深,松林葱蔚”;合黎山“美水草,多森林,东乐堡之民,多畜牧于此”。祁连山降水量较多,每年出山的灌溉水源较充沛,汇聚而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水系,发育了辽阔的森林、广袤的草地以及由这些绿色生命组成的武威─民勤、张掖─民乐、酒泉─敦煌绿洲盆地,在河流下游汇聚有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沿河两岸茂密的胡杨林、灌丛和草原,水草丰美,宜于农牧业的发展。

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思·诺思认为,决定人们选择的客观因素包括原始条件、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原始条件主要是地理环境要素;内生因素包括人口状况、物质技术成果、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的精神文化状况;外生变量主要是气候变化和其他社会的影响。古代社会之间缺乏交往,决定社会状况的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甘肃农牧并举,亦农亦牧的发展模式就是由独特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决定的。

2西汉甘肃畜牧业区域

西汉建立之初,在今甘肃的辖区仅限于东中部地区。在行政建制上承袭秦制,设北地郡(郡治义渠,今西峰市)和陇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公元前114年(元鼎三年),汉武帝又以原秦郡太大,乃将原北地郡的南部地区划分出来,设立了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县),将原陇西郡的东北部地区划分出来,设置了天水郡(郡治平襄,今通渭县西北)。元鼎六年,在陇西郡东南白马氐人活动的地区设置了武都郡(郡治武都,今西和县西南)。

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两次率骑进兵河西,打败了匈奴在河西的统治者浑邪王和休屠王,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从此河西归入汉朝的版图。至此,西汉在今甘肃的统治区域,除了陇西郡以西今甘南地区仍为羌人活动区外,其余全部设置了郡县,进行直接统治[4]。

2.1东部地区甘肃东部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农牧业交错区,介于东部农耕区和西部草原区之间。陇东、陇中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势陡峭,残塬、沟壑和梁峁占地面积较大,川地较少,因此,农业开发仅限于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呈点状分布规模不大。草场则集中分布在不宜垦种的梁、峁、沟、坡地段,是羊只的四季牧场和大家畜的夏季牧场。秦汉以前,西戎游牧民族在此驻牧,以畜牧业为生,终岁迁居[5],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及军事上占重要地位[6]。秦推行商鞅变法,制定“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7]等一系列重农政策,督促人们努力耕垦,秦国的陇东、陇西地区开始了农业开发,成为了甘肃地区社会制度最先进的地区[8]。

西汉时期,畜牧业仍然是甘肃东部主要经济形态。

首先,当时西汉政府把河东地区作为主要官营畜牧基地经营。设置了大量的牧师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颜师古云:“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9]。《续汉书·百官志二》载:“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据钱大昕考证,《百官志》所记“河西六郡”是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和西河六郡[10]。

其次,从当时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这里的养殖规模很大:《史记·货殖传》所云:秦汉时,有位乌氏倮其人“畜牧,及众。……畜至用谷量马、牛”,由此可见私人畜牧业的发达程度。汉文帝十四年(前167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孙)邛,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甘肃镇原南)。《汉书》卷49,记晁错言:“高后时,(匈奴)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从上述两条史料中看出,匈奴兵力所及的汉朝政权所辖甘肃地区,畜牧业很盛行[11]。 《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以射猎为先”。

最后,甘肃东部仍散居着大量畜牧民族部落。西汉时县“有蛮夷曰道”。陇西郡有氐道(天水西)、狄道(临洮)、羌道(盘曲);安定郡有月氐道(固原南);北地郡有略畔道(合水)、义渠道(合水西);天水郡有戎邑道(秦安东)、绵诸道(天水东)、略阳道(庄浪西)、 道(陇西东)[12],畜牧业自然盛行。匈奴战败后,降者被分处边境五郡(金城郡及河西四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属国”。师古注云,“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13]” 所谓“故俗”,即不改变其原有的氏族部落与游牧生产制生活与生产方式。兰州地区当时为羌人畜牧场所。《西羌传》说:“河关(县)之西南,羌地是也。……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河关属金城郡。“以产牧为业”,似乎是以畜牧为主体,也存在少量耕作。《地理志》云:汉代“武都地杂氐羌,……近天水,俗颇似焉”,汉代天水郡地颇行农作。“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非常明确揭示氐人耕织、畜养并举[14]。

因此,司马迁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以农业为主,风俗相近。又因与羌、戎狄等游牧民族接近,“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业较为发达,甘肃东部地区畜牧业在全国已显示出明显的区域优势,初步形成农牧并举,亦农亦牧的发展模式。

2.2河西地区河西地区在归入汉朝版图之前是畜牧业区域。祁连山植被良好,水美草茂,冬温夏凉,非常适宜细毛羊、牦牛和马匹的繁育生长。走廊内三大绿洲灌溉便利,水草茂盛,适宜牲畜的饲养繁殖。秦汉以前,月氏和乌孙在此游牧。秦汉之际匈奴赶走了月氏、乌孙,将整个走廊占为己有,依靠当地森林、草原、内陆河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匈奴……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15]汉武帝收复河西,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西河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游牧业就此退出了河西走廊。

河西归汉后,整个河西走廊“金城,河西并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16]。西汉政府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及35县,派遣大批军队戍边屯田和移民实边屯田,将“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绿洲开垦为农田,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河西走廊变成了农业耕作区。西汉政府利用河西走廊优良的畜牧业生产条件,设置了许多厩苑,发展养马业。屯田区农户则在牛耕技术的推动下积极养殖牛马,用于耕作,河西地区官营和农户畜牧业得到蓬勃发展。《汉书·地理志》中所说:“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3西汉甘肃畜牧业发展

汉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弊,牲畜严重缺乏,朝廷竟“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7]。从高祖至文景时期,皇室只有“厩马百余匹”,民间畜力严重缺乏。这种情况,西汉政府对畜牧业生产非常重视,制定法令,禁止宰杀耕牛,规定杀牛、盗牛者受重刑,“盗马者死,盗牛者加”[18],在边郡设置厩苑,发展官营畜牧业,积极鼓励和扶持私人发展畜牧生产。文帝时,晁错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19]。武帝时,又提高马价,以刺激民间养马业的发展。政府还推行“民养官马”,“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20]。通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西汉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3.1甘肃畜牧业养殖方式西汉甘肃畜牧业分为草原畜牧业和农区畜牧业。草原畜牧业的养殖形式为游牧,是匈奴、戎、羌等畜牧民族采取“逐水草迁徙”的牲畜养殖方式。戎、羌主要在陇东、陇中高原、陇南山地游牧,“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匈奴在祁连、北山山地、河西走廊游牧,按照匈奴管辖区域的规定,河西属于右贤王统治的地区,“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21],据史家测算:“匈奴休屠王和昆邪王在河西地区游牧时,其所部只有五万多人”[22]。游牧是一种完全依靠牧草自然再生长和天气、水源的状况的生产方式,是原始的、粗放的生产形式。它的生产特点一是它依靠天然草场去牧养牲畜,畜群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游动,逐水草迁徙,放养范围广,养殖规模大,动辄数十万头;特点二是因为依存天然草地,所以饲养的对象只能是食草的、反刍类的牲畜,并且那类牲畜需具备善于长途跋涉的特点,这样牛、马、羊等成了牧民的饲养对象。但畜牧民族也同样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制约,在当时生产技术水平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一遇到自然灾害,畜牧生产立刻遭遇灭顶之灾,社会经济立即萎缩下来,游牧区的畜牧业主要维持当地畜牧民族本身生产和生活的最低水平。

农区畜牧业分为放牧和舍饲两种养殖形式。由于西汉农区已开始使用牛耕技术,“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巧便……用耦犁,二牛三人”[23]。因此,农户养殖马、牛、驴等牲畜用于耕地、驮载需求,羊、猪、鸡主要满足农户动物性食品的需求和调剂家庭的经济收入。养殖范围主要在陇东、陇中农业耕作区、河西走廊屯田区。农区畜牧业是以农民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是种植业的辅助性生产部门。此种副业生产性质,使农区畜牧业没有相对独立的饲料生产体系和供应体系,农户只能以每年收获粮食的丰歉为依据,确定家庭的饲养规模,从而使农区畜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3.2甘肃畜牧业养殖种类受纬度和气候环境的影响,甘肃非常适宜于马、牛、羊、驴、骡、骆驼等牲畜的繁殖生长。东部地处我国中部,纬度适中,无论从地形、气候等方面看处于南北过渡地带。就气候而言,没有东北寒冷,也没有青藏恶劣;既无南方的炎热,也不象蒙新地区气候之多变。总的说来气候比较适中,日照充足,光热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四季比较分明,这样的气候特点对于发展绵羊和大家畜比较合适[24]。从大量史料中看出甘肃东部地区的牛、马、羊牲畜养殖数量较多:

①乌氏倮其人“畜牧,及众。……畜至用谷量马、牛”。

②来歙“进击羌于金城,大破之,斩首虏数千人,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25]

③“武都地杂氐羌……近天水,俗颇似焉”,“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

④建武十一年(35年),陇西(临洮)太守马援击破先零羌于临洮(岷县),获牛、马、羊万余头,羌人将家属辎重移居允吾谷(兰州西),援“收其谷粮、畜产而还”。

⑤章帝时,羌人侵扰金城、陇西等地,马防等领兵出击,”得牛、羊十余万头,羌退走”,正是陇东盛行畜牧的反映。其后,桓帝时,段破西羌,获马、牛、羊八百万头。又平定东羌,分置安定(镇原东南)、汉阳(天水西)、陇西(临洮)三郡,获马、牛、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26]。

匈奴占据河西走廊时期,“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匈奴战败退出走廊以后,“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27]由于西汉牛耕技术在农耕区已普遍使用,牛、马、骡等牲畜就成了必备的农业生产工具,河西屯田区家庭养殖也因此发展起来。从汉简的零星记载当中看出,当时牛、马、羊、驴、骆驼等各类家畜饲养已很普遍。如“牛万八千”(D559)、“其一群千一百头……牛凡百八十二头”(D618)、“不转移,牛凡三百二十九枚,见二百枚,不付”(D1168)、“羊二千余头,马数十匹”(D962)、“驴五百匹”(D981)、“得骑驼三百二匹”(D1163B)。大湾和破城子出土残简有云:“积廿九人养牛”(H512.1)。

3.3官营畜牧业发展政府直接经营畜牧业是西汉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汉初首先在河东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和西河六郡设置牧师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发展官营养马业。各郡县多有管理畜牧事务的马丞官之设,负责各地畜牧生产和管理。河西收复以后,西汉政府为了继续加强与西域的交通,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完成“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将河西作为重要的官营畜牧业基地大力经营。[27]在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各县设置众多厩苑,说明河西官府养马等牲畜非常普遍。在居延和敦煌汉简中我们对河西官牧的发展有所了解:

①所遣骊轩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他X62

②□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轩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28] 73EJH2:2

③望□苑髡钳钛左右止大奴冯宣,年廿七八岁,中壮,发长五六寸,青黑色,毋须,衣皂袍、白布绔、履白革 ,持剑H40.1

骊轩即骊 ,今金昌市永昌县境内,为西汉张掖郡属县。骊(轩)苑即为设在骊县的官营牧苑。居延汉简中记载“□苑一人治厩”(H53.6),其中的“□苑”应与前面的“骊苑”、“望□苑”一样,都是官营牧苑。此外在汉简中还有“得厩”(E.P.T51:329)、“吞远厩”、“昭武厩”、“冥安厩”(D2082)、“广至厩”(X111)、“鱼离厩”(X119)、“遮要厩”(X206)、“悬泉厩”(X141)、“稽落厩”(H221.20)等。其中“ 得”、“昭武”、“冥安”、“广至”均为张掖、敦煌的辖县;“吞远”既是部、燧名,也是仓名;“鱼离”、“遮要”、“悬泉”是置名。厩是鸠集之意,是管理和饲养大批马匹的场所。

从汉简中我们不仅得知西汉政府设置了众多的官营厩苑,也任命了从事管理厩苑的官吏。上简中的骊

苑监、骊苑斗食啬夫,还有汉简中屡见的“厩令、长、丞”(X26)、“厩啬夫”(H219·22)、“厩佐”(E.P.T65:347)、“厩令史”(H51.23),都为管理该苑养马事务的官吏[29]。

西汉官营厩苑对马、牛等牲畜进行登记入籍管理。汉武帝时, 宽受命“之北地(庆阳西北),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30],为畜产专立帐簿。汉简36.2指出:“十五日,令史官移牛籍太守府。求乐不得乐,吏毋告劾,亡”。根据居延汉简中牛籍管理的资料看出,对牛的毛色、性别、标记、年龄、体尺的次序进行登记。沈元[31]为此列举10简,并作出校释。今选其四简如下:

④牛一,黑,特,左斩,齿八岁,七尺八寸H491,8

⑤牛一,黑,牡,左斩,齿三岁510.28

⑥牛一,黑,牝,白头,左斩,齿四岁512.6

⑦牛一,黑,特,左斩,齿三岁,七尺三寸H517.14

西汉官营的厩苑养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居延汉简中有“食用茭四白九十二束,夜用三百五十束”,可见大部分饲料都在夜间消耗掉,这是一种符合牲畜生理特性的科学的喂养方法[32]。而且这时期在宁夏、甘肃一带推广苜蓿。颜师古在为《汉书·西域传》作注时说:“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今宁夏黄河两岸及甘肃陇东地区)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33],说明汉时已向西北牧区推广。

经过西汉政府的不断努力,汉王朝官营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初“马一匹则百金”,武帝时才只有“平牡马匹二十万”[34]。武帝时,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35]。

3.4私营畜牧业发展

秦汉以来,河陇地区即今甘肃东中部的私营畜牧业相当发达,无论是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都脱离不开畜牧业生产。就各民族经济状况而言,大多数汉族居民是以农为主、兼营牧业,而就整个河陇地区的经济结构而言,这里无疑以畜牧业为主。这是当时河陇经济的一大特色。[36]史载:“乌氏(县名,治今甘肃平凉市西北)倮畜牧,及众。……畜至用谷量马牛”[37], 由此可见私人畜牧业的发达程度。东汉初,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建武十一年(35年),刘秀“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收其谷粮畜产而还。……赐牛羊数千头,援尽班诸宾客”[38]。

随着东部农区大量移民的到来,中原先进的牛耕技术也推广到了河西走廊各军垦民屯。“民或苦牛少,亡以趋泽。……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又教边郡及居延城”[39],垦区农户开始养殖牛、马用于耕作力役。我们从居延汉简中礼忠一家的财产登记中就可以窥探出当时私营养殖业情况:

侯长得广昌里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一万

公乘礼忠年三十大婢一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

轺车一乘直万服牛二六千

凡訾值十五万(37·35) [40]

这是公乘礼忠全部家产共值十五万,就有牛、马、车和奴、婢,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地主。

居延汉简“□数□千,羔羊万余,藁积如山,粟米常陈,家室富有”(E.P.S4.T112)这样的记载,虽然简的上端残缺,简文意思不甚明确,但将“羔羊万余,藁积如山”与“粟米常陈”均作为“家室富有”的重要标志,足见羊只数量之多、养羊业之发达[41]。

①高望部元始元年十月吏妻子、从者、奴、私马廪致D545

②承私马一匹,十一月食麦五石二斗二升,已廪官D353

③居摄三年吏私牛出入关致籍 D534

④□□钟政■私驴一匹,骓,牡,两齿六岁,久在尻 □□ D536

以上四简表明,私人畜养马、牛、驴等家畜是非常普遍的,以致许多官差、劳役都需要借助私人家畜。类似记载还可以参阅D351、D355、D357、D1044-1045等简。

⑤出粟二百七十一石二斗,摄食候长、候史私马廿匹,积千七百六十匹□E.P.T4:78

此简显示,有20匹私马被官府长期役使,累计达1760匹次,官府为此需“出粟二百七十一石二斗”以供其食,说明当时官府使用私人牛马已非个别现象。

⑥出廿一石六斗,合候长、候史私马六匹十一月食H46.7

⑦□斗,给候长、候史私马□ E.P.T59:674

以上所述就汉族而言,至于活动于河西各地的少数民族部落民众牧养的羊、马等家畜,则数量更多。敦煌悬泉置遗址所出《案归何诬言驴掌谋反册》中就有羌人“驴掌与弟嘉良等十余人共夺归何马廿匹、羊四百头,归何自言官,官为收得马廿匹、羊五十九头”的记载[42]。

由于西汉政府重视畜牧业生产,牛耕技术在边郡的推广,经过广大移民和成千上万的屯田卒的艰辛劳作,甘肃的农牧业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43]富甲一方的地方。

4西汉甘肃畜牧业发展对后世的影响

西汉甘肃畜牧业的发展对后世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自西汉开始,古代甘肃畜牧业分化成发达的养马业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畜牧业。在农业垦殖地区,这种小农经济的畜牧业仅是农区的副业,以饲养羊猪鸡为主,牛则是重要的农耕动力,在牧区畜群则成为富人保存财富的一种手段。[44]二是自汉以后,甘肃初步形成了农牧并举,亦农亦牧的发展格局,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发展甘肃经济的共识。三是由于地处东部农耕区和西部草原区交错地带,甘肃成为了游牧民族与以农为主的汉民族互相争夺,时进时退的地带,形成了农牧并存,但农牧分家的特点,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相互不交融,农区不能成为牧区饲料供给地区,牧区也不能成为农区力役提供基地,两大民族几千年来经常发生争地争草场的农牧矛盾,并使资源退化,环境恶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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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汉书》卷55《霍去病传》,2483页,又卷6《武帝纪》:“置五属国以处之。”176页。《续汉书·百官志五):“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3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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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

[20]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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