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扬弃

周 鹏

(洛阳理工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扬弃

周 鹏

(洛阳理工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市场经济的双刃性决定了我国必然要经历一个对其进行扬弃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历史解读、逻辑解读有助于我们梳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 扬弃；历史解读；逻辑解读；中国经济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发掘劳动者的潜能，形成了很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另一方面，它扩大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出现贫富分化局面，显著增加社会对抗的风险。”市场经济的这种双刃性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下几个问题：其一，社会主义国家可否运用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生产力？其二，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而言是否仅仅属于“手段”？其三，社会主义能否克服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形成优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笔者认为，这三大时代课题都可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扬弃史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一、中国扬弃市场经济的历史解读

历史表明，“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可以说，一部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史，就是一部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扬弃史。所谓扬弃是作为发展环节和联系环节的辩证的否定，“有双重意义，它既意味保存、保持，又意味停止、终结”。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扬弃是指保存、保持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激发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一面，同时停止、终结由引进竞争机制带来的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相冲突的贫富分化的一面。一部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扬弃史就是中国人民选择、运用、改造市场经济的历史。

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首先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相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这显然与他们所倡导的“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完全平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价值目标相背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曾认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并以推行“战时共产主义”而步入极端。“后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他实事求是地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货币调节和市场。他认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作为列宁继承者的斯大林囿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自身的认识，没有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却走向了反面。他认为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只存在于生活资料范围内，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片面地强调了计划经济，忽视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斯大林的上述思想。首先，他认为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必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其次，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中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再次，毛泽东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活动范围由生活资料领域扩展到生产资料领域。他讲：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说法“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尽管毛泽东对商品经济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但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机械的理解，更是出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毛泽东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他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陈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早论述始于1979年，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随后，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是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和市场关系上的认识有了创造性的重大突破，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为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邓小平“着重回答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问题”，那么江泽民则“着重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江泽民的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内容：第一，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此，他明确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思想，我们适时地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内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第三，有效地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明确地将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分开来，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姓“公”姓“私”问题。

21世纪初期，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如何完善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之定型化”的阶段。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集体适时地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如何完善和驾驭市场经济进行了更加深入地探索，并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成果。“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升华，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其指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理论和体制必将日臻完善，焕发出更加巨大的威力。

二、中国扬弃市场经济的逻辑解读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或通过重大的历史事实直接反射出人类发展的最完整的情景，或通过大量偶然性、偏差和曲折折射出历史的规律和趋势。逻辑的东西是“修正过”的历史的东西，如同恩格斯指出的“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因此，探寻中国扬弃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其意义不仅在于再现中国人民选择、运用、改造市场经济的历史轨迹，更在于深入挖掘其被修正过的逻辑规律。

1.中国扬弃市场经济的唯物主义解读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矛盾。二者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就内在地决定了要想对中国扬弃市场经济进行唯物主义解读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及市场经济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首先，我们谈一下市场经济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第一，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按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依次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含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产品经济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作为商品经济最高形态的市场经济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续下去。它只是人类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中间过渡环节。因此，我们必须把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理解置于历史长河的考察之中，既要看到其历史进步性，又要考察其历史局限性。第二，市场经济的自我扬弃是生产力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着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表明是否能够容纳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市场经济能否存在的充要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消极地等待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并最终将其彻底淘汰，而是在保持其商品经济质的范围内，通过引入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不断地改变其原生态形式，以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中国扬弃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历史地看，在近60年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经历了否定、肯定、辩证的否定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了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打破其束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启用了市场经济；21世纪初至今，我国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但市场经济弊端日益显现，为了使之更好地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我国正在改造市场经济。由此可见，每个时期我国对市场经济的取舍都既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又服从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接着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市场经济与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余金成认为：“市场与计划既可以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又可以都是体现各自生产关系的‘目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笔者十分认同此观点。从手段的角度讲，市场经济从属于经济体制层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商品阶段上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方法嘛”。从目的角度讲，市场经济从属于经济制度层面。在组织、管理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必然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阶级属性，为特定的阶级服务。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要么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为资产阶级服务；要么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因此，从生产关系的维度看，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扬弃，扬弃的不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而是如何解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价值手段。

2.中国扬弃市场经济的辩证法解读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无限理论张力的根结之所在。这就使得从辩证法的维度考察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扬弃成为一种必然。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就要求我们本着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从不断的运动中对中国扬弃市场经济进行考察。首先，应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国对市场经济的扬弃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走了很多弯路，有些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只要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看出，不同时期我国对市场经济的扬弃都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都从不同程度上修正着前人的错误。其次，我们应把其看做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任何有价值的理论都力求无限地接近现实生活，但它越是接近就意味着它越容易被实践所否定。因为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某一具体理论却是止步不前的。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不例外。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突破历史条件和我们主观偏见的束缚，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3.中国扬弃市场经济的实践解读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对现存的市场经济，只有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并最终落实到武器的批判上，才能实现对其彻底的改造。笔者认为，要想驾驭市场经济，使其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引领中国快速向前发展，就必须付之于符合中国传统思维又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坐标体系。

第一，从价值主体层面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这里的“人”不是部分人，而是整体人。正如胡锦涛所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建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为少数的精英阶层服务，同时还要关注那些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确立现实的完整的社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真实主体地位。

第二，从价值目标的层面看，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终极追求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终极追求是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是否实现共同富裕是二者最为核心的本质的区别。邓小平曾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当今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倾向和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标示着这一天已经到来，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中心课题。在这一紧要关头，我们不应以出现的社会偏差来否定我们的价值追求，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牢牢扭住社会主义方向，咬紧牙关毫不动摇地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第三，从价值手段的层面看，必须实现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前提，公平竞争更是保证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关键之所在。在一个国家内如何实现公平竞争与该国市场经济的特质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国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内容既带有一般性特征(世界上后发展国家大多具有的不完善性)又带有中国自身的特点(这一点必然带有社会主义特色)。这就内在地决定了在中国若要实现公平竞争不仅要突破现有的竞争机制瓶颈，还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竞争制度。中国在近20年的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如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工资和福利向少数人集中(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又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因此，消除特权和垄断，培育良好的竞争环境已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彻底消除一切不利于“多数致富”的特权、特许权、进入壁垒、区域保护、行业垄断、人事禁锢等制度规定，为公平竞争的实现开辟道路。

然而，如果我们把公平竞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竞争机制的层面上，至多只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打个平手，是无法实现对其根本超越的。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公平竞争的内涵。除竞争机制公平以外，公平竞争还隐含地包含了竞争起点的公平。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抛去竞争机制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从本质上讲是脑力的竞争。毫无疑问，影响脑力竞争的最大因素莫过于人的受教育程度。沿着这种思路，我们必须给予劳动者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使其获得充分发展自身的条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竞争。应该指出，劳动者均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有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才有可能实现。

第四，从价值标准的层面看，必须以社会和谐为尺度。“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政治诉求，更是判定我国市场经济改造成功与否的根本尺度。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价值法则天然地把人分为先富者、未富者或后富者两类。两类群体由于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往往会产生富者蔑视穷者、穷者仇视富者等敌对情绪，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局面。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机制，缩小先富群体与后富群体的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换言之，只有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我们的社会才是和谐的，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造也才是成功的。

[1]余金成.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改造[J].学习论坛,2009,(11)：14-16.

[2]章百家.资本市场的重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案例初探[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4)：16-19.

[3]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6]赵 曜,王伟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11]杨承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30年跃迁[J]. 中州学刊，2008,(4)：9-14.

[12]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4]余金成，曾 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蕴中的三大思想解放问题[J].探索，2010，(1)：20-23.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R].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责任编校：张 静，罗 红

OntheSublationofMarketEconomyinChina

ZHOU Peng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China must go through a process of sublation because of the double-edged nature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terpretating the process by historical and logical method could helps us to sort out the market economy in China'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to grasp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explore a development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ket economy;sublatio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 logical interpretation；Chinese economy

2010-04-28

周 鹏，男，河北唐山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

F123.9

A

1007-9734(2010)04-002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