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江南地区两次教案述论

乾隆十二年(1747)，江南地区发生苏州教案，两名传教士被处死。乾隆十九年(1754)，江南地区再次发生教案，被拿获的五名传教士先被监禁，后被驱逐至澳门。在这两次教案的打击之下，江南传教区日趋萎缩。本文利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苏州致命纪略》和《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中的有关资料，对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江南两次教案发生的背景、经过及结果进行分析，以期探讨乾隆朝严惩传教士的原因，而对教案等相关材料的厘定，有助于考察乾隆时期的禁教政策。

关键词：禁教江南教案乾隆

作者：周萍萍，1972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康熙末年，罗马教皇下令禁止中国教士、教民“祭祖”、“敬孔”，从而引发“礼仪之争”。康熙帝遂在教廷禁约上殊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失去了公开传播的自由。雍正即位以后，对天主教态度冷漠，表示“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所有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尽行禁饬，令其改易。”京城之外的传教士一律被驱往澳门，各地教堂或被拆毁或被他用，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受到打击。乾隆继位后承袭雍正帝的禁教政策，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一朝虽然禁教，却没有发生教案，乾隆一朝则教案不断，于乾隆十二年(1747)和乾隆十九年(1754)，江南地区两次发生教案。

一、乾隆十二年(1747)苏州教案

乾隆即位后，因其爱好西洋科技、工艺等，故仍在钦天监、如意馆中留有西洋传教士为之效力。但他和雍正一样，严禁天主教在华传播，严禁中国百姓人教。乾隆认为：“国家任用西洋人治历，以其勤劳可嘉，故从宽容留。满汉人民，概不准信奉其教。”乾隆二年(1737)，北京传道员刘二依照教规给弃婴“洗额诵经”，被官府抓获，交由刑部审理。刑部尚书尹继善上奏，请求乾隆严惩教徒刘二，严申禁教之令。他在奏折中写道：“我们必须将趋向于欺骗民众的所有邪教教理连根拔除。仅仅是由于西洋人掌握了某些数学知识，陛下的先皇才对外国人充满善意，而没有迫使他们从中国返回故里。难道曾允许他们于帝国内传播其宗教、从各处聚集吾民并以邪教教理来扰乱吾民吗……即通过公开张贴告示，而禁止民众参加基督教，并且勒令那些已经加入者放弃该宗教。臣顿首恳求陛下批准之。”

乾隆批准了这道奏折。九门提督、五城两县各衙门奉刑部之文，在京城内外大小街道都张贴告示：“禁止天主教，严拿教中人送部治罪。”在宫中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们得知此事后急忙上奏。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神父甚至在乾隆来看其作画之际，冒死呈词，请求皇帝放宽教禁。最终，乾隆特谕：“刑部拿刘二治罪，系彼自犯中国法度，是伊应得之罪，实与天主教、西洋人无干，钦此。”但是皇帝的新批示，刑部并没有执行，取缔天主教的文书依然被发往全国各省，并张贴于各个十字路口，甚至贴在北京教堂的门上。冒死向乾隆呈书的郎世宁神父也遭到指控，“人们在宫殿内严格地对郎世宁进行搜查，看他有没有夹带与呈送给皇帝的请愿书相同的文书”。禁教风声很紧，陕西、山东的传教士被迫带领信徒躲进大山，以免被抓获。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二案件引起的禁教风波慢慢平息下来，官府渐渐放松对教徒的监视与控制。于是，潜藏于各地的传教士们重又悄悄传教。但是传教活动的日渐活跃，再次引起地方官府的警觉。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福建巡抚周学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事务新柱等先后上奏，密陈拿获了在福安县传教的白多禄(Pedro Sanz)神父等五人以及藏匿西洋神父的中国信徒数百人。周学健请求皇帝乘此案件，治传教士以重罪，以儆效尤，断绝其再人中华的念头。在五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周学健恳请乾隆：“似当乘此，严定科条，治其诬世惑民之大罪，渐行驱逐，绝其固结人心之本根，使山陬海澨，晓然知天主一教，为盛世所必诛。士民不敢复犯，岛夷不敢潜藏，方可廓清奸宄。”同时，周学健由福安一地拿获五名西洋传教士，联想到全国情形，为国家安全计，他提醒乾隆应当彻底搜查有无西洋人在境传教，“并请皇上密饬督抚，务各彻底搜查，不使一名潜藏内地。如此广积久之，流毒一旦涤除，彼狡黠之岛夷亦无所施其技矣。”⑥乾隆听从周学健等的建议，传谕各省督抚等：“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钦此。”各地官员不敢懈怠，禁教行动在全国渐次展开。从七月开始，山东、山西、湖南、四川等省相继严厉查核有无教士、教民活动。江南也不例外，结果有两名神父被抓获，发生了苏州教案。

明朝末年，传教士初人中华，江南地区信徒人数位居首。《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考订：“明末教务最盛者，首推江南。徐光启提倡于先，其子徐骥圣名雅各布伯提倡于后，士民观感兴起，奉教者所在多有。计江南一省，领洗信教者，不下十万有余，得中国奉教者三分之二。”清入关后，传教士力图赢得皇帝对天主教的好感，为天主教在华传播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逐渐把传教重点转移到都城北京。尽管传教重心北移，江南仍是传教士较为重视的传教区域之一。特别是雍正、乾隆禁教时期，江南因河道、湖?自较多，便于隐匿，故仍有不少传教士在此活动。江南教区在整个中国传教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江南地区教务发展的基础较好，所以传教士一直对它抱有美好的想法，认为禁教风波不会波及于此。尚若翰(Chanseaume)神父曾在寄回国的一封信中乐观地写道：“江南那美好的基督教会口与其他基督教会口相比较，则较少受到动乱与欺压的影响。因为江南基督徒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所有衙门中都有基督徒，他们自己就取缔了所有的追捕令；或者是他们在这些命令被执行之前，便发出警报，以使其他基督徒们通过金钱贿赂而撤销这一切。”

福建教案发生后，江南官吏接到谕令，四处访拿传教士。乾隆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苏州巡抚陈大受上奏，“臣现在钦遵，密饬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西洋人潜匿境内，私建教堂、聚众诵经者，立即通报查拿，遵旨办理。并令将旧日教堂某处改为公所，系作何用；某处系变价归公，现在何人居住，是否向来人教之人。逐一查明，申报查办。”因那时江南信徒中有不少在官衙里当差，他们消息灵通，所以传教士们早都藏形匿影，暂避风头。分别于乾隆二年、乾隆九年(1744)来江南传教的黄安多(Antenio—Jose Henriques)、谈方济(Tristano Attimis)两位神父也都格外小心谨慎。官吏们东访西缉，并没有什么收获，于是他们向皇帝奏明没有西洋人在江南地区活动。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江苏巡抚安宁奏称：“兹据各属陆续申覆，咸称现在并无西洋人在境行教，亦无传习其教之人。”同年七月十六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兹据各府陆续呈覆，并据苏州按察司翁藻详称，下江所属现在并无西洋人在境行教，即内地民人亦无传习其教、转相诱惑之事……至上江地方亦通行查覆，并无西洋人在境，亦无内地民人习教情事。”

官吏们拿获不到西洋传教士，也知道江南教徒人数众多，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一概严拿，恐犯众怒，所以禁教令就渐渐松弛下来。

当江南官吏逐渐放松警惕，禁教风声慢慢平息时，谈方济、黄安多两位神父便又开始哨悄巡视各个会口。黄安多神父曾在一封写给省会长的信中说：“这里风波不甚险恶，且像残灯似的，将渐渐熄灭了。”不过，黄神父已经察觉出信徒中可能出现不良之辈会向官府告发。在几个月后的另一封书信中，他写道：“仇教的风声已平，但茹答斯辈，真是可怕，同门仇敌，防不胜防，奈何。”对于熟稔神父行踪的信徒，他们一旦背教，传教士只能束手就擒。果然如此，导致苏州教案发生的正是一位姓尤的教徒。由于他的告发，谈方济、黄安多两位神父先后被官府抓获，并被处死于狱中，其他信徒也受到牵连。

尤姓教徒与神父结怨，起因是乾隆十一年他与族人争夺田产时，因其理亏，遭到黄安多神父的斥责，于是心怀不满，伺机报复。乾隆十二年十一月，谈方济神父在常熟戈庄堂内，黄安多神父前来拜会，尤姓教徒得到消息后赶赴苏州告发。苏州按察使翁藻派人前去捉拿，谈、黄两位神父相继被抓获。江苏巡抚安宁将拿获西洋神父一事详细上报朝廷：“访闻苏、松、太各属尚有信奉天主教之人，并闻常熟昭文一带现有潜住之西洋人。臣等当即飞饬查拿。据该府带同常、昭二县，于昭文县地方获到西洋人一名谈方济各，并拿获内地现奉天主教之唐德光等数名。逐一研究，据供：谈方济各于乾隆九年正月内自西洋起身至广东澳门，于九年十一月内由广东、江西一路到江南之昭文县地方何公祠内潜住。复又究出尚有西洋人一名王安多尼，现在浙江嘉兴府蒯洪尚米行内。当即差员驰往彼处拘拿，一面飞咨浙江抚臣顾琮。随经浙江抚臣委员协同江省差员，于嘉兴地方孙景山家内拿获王安多尼，解到江省。臣查谈方济各、王安多尼，不远重洋，潜住内地，将久奉严禁之教传习、煽惑，其中有无别情，必须严加究诘。现饬臬司隔别研讯，并查开从前失察之地方官……。”与两位神父同时被抓的还有苏州、常熟、嘉定、太仓、丹阳、上海等地的百余名信徒，其中有不少女教徒。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沈陶氏，她见到神父和信徒都被抓获，便自己去投案了。

被拿获的传教士和教徒受到官府反复讯问，教徒中有被严刑拷打仍保持宗教信仰的，如唐德光被打的皮开肉绽，死于监中；也有还没用刑就背教的，如徐鲁直称自已是“被惑从教”，表示“情愿出教”。据《苏州致命纪略》可知，神父和教徒先后共被审问十次之多：①元和县知县张日谟审；②保甲局审；③知府傅椿审，判洋人遣回本国，汪斐理、王若望、谈文多拉杖五十、唐德光杖五十，枷号两个月；④臬台翁藻审，初判西洋人送回本国，教民保释；⑤三县会审(元和县张日谟、长洲县郑时庆、吴县王继祖)，判西洋人拟绞、唐德光、沈陶氏永流边外；其余杖一百，枷一个月；⑥三县覆讯；⑦新知府姜顺蛟审；⑧臬台翁藻覆讯，判西洋人杖四十，枷二月，驱逐回国；⑨藩台朱一蜚审；⑩抚台安宁审，依三县决，上奏请旨。可以看出，判决结果前后不一，其中以第五次三县会审的判决最为严厉。

在京传教士刘松龄(Hallerstein)、郎世宁等极力设法营救，他们深恐“江南一片干净土地，从此封闭，不能传教了”，于是撰写奏本，请官员代为奏陈。大意是说：“圣教道理正实无邪，教士都洁身谨行。民间但为奉教缘故，受刑万状，实属冤抑。且天主圣教，明代已来，未闻邪妄之说，奸诈行为。间虽有人妒恨教士，横加冤诬，朝廷常施恩保护”。传教士哀请乾隆能够网开一面、从宽处置，但是没有人愿意替他们把奏本代呈皇上，各大臣惟恐避之不及，纷纷为自己找借口开脱：“各教都很好，你们的教也好。但国内只有一教，那是更好……他禁止人民奉你们的外国教，不啻三令五申。倘吾直口谏争，忤了皇上意旨，反使皇上严办教民，那不是反成了一桩恶事么?”最终，谈方济、黄安多两位神父各“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律”，于乾隆十三年(1748)在监狱中被绞死，信徒沈陶氏以“开堂窝顿、左道惑人为从”的罪名，被判充军边外(沈陶氏是妇人，照律收赎)，其余教徒各被杖责一百、八十、四十不等。

二、乾隆十九年第二次江南教案

乾隆十七年(1752)，湖北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朝廷怀疑与西洋人有关。

马朝柱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前后，湖北蕲州人，后迁往安徽霍山县居住。乾隆十二年，马朝柱以开山烧炭为借口，在江南的英山、霍山与湖广罗田交界的深山里，安营扎寨，名为天堂寨，同时宣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马朝柱的反清行踪引起地方官府的注意。乾隆十七年四月，清军前往罗田县天堂寨搜捕，马朝柱得以逃脱。但马朝柱一直宣称“西洋出有幼主”，“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他所建的“天堂寨”又与天主教教义所宣扬的“天堂”二字相符，这一切都引起官府对西洋传教士的怀疑。且官府经过讯问得知，马朝柱的余党散布在江南桐城、太湖、毫州和河南汴梁等处。在华的西洋传教士因此被当作是马朝柱的同伙，搜捕马朝柱的同时，秘密传教的西洋人和依旧信教的中国信徒都成为打击对象。

乾隆十七年，福建龙溪、福清等县拿获依旧信教的百姓。乾隆十八年(1753)，湖北查获信奉天主教的曹应文等书写番字经札。乾隆十九年，直隶查获宛平县民张显枢等尊奉天主教；江南则拿获传教西洋人张若瑟(Jose Araujo)等。

在搜捕马朝柱的风声之下，江南提督林君升担心苏、松、太一带靠近海滨，仍会有西洋传教士偷偷活动，下令：“严饬道府，转饬地方文武，不时留心访察”，结果发现江南仍有不少人都信奉天主教。官府在苏州、常熟、上海等七个县区，搜捕“私行奉教”的信徒时，西洋传教士张若瑟被拘获，大约800名教徒被告发。地方官员发现，被抓信徒中“引送窝顿张若瑟来往行教的”不乏苏州教案中的旧犯。两江总督鄂容安和江苏巡抚庄有恭在奏折中称：“查现获之汪钦一、邹汉三、尤元常、周德明等，皆属王安多尼案内问拟杖责之犯，不思改悔，翻敢引送容留、助匪煽惑，是为不法。”

张若瑟被抓后，在京的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神父赶紧向欧洲汇报此事，告知江南传教区再次受到查禁。他在信中写道：“在江南传教的郎若瑟(Araujo)神父已经被捕，并在他被拖入的衙门中受到官员的拷问……许多基督徒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并且人们已经公布了所有在这一省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体貌特征。”在官府的缉拿下，闻风潜藏的江南其他4位传教士也都被捉拿归案。

经审讯，这5名传教士中有的已潜在江南传教两三年，有的竟长达十年，如费德尼(Denis Ferreira)神父于乾隆十年(1745)在教徒的引导下就来到江南传教。苏州教案发生后，他还一直暗藏于江南继续传教，这让官府十分惊讶。5位神父被关押在南京狱中，并遭到反复拷问。钱德明神父在信中提及被抓教士、教民的遭遇：“郎若瑟神父已被多次提审；大量基督徒也具有和郎若瑟神父一样的遭遇；某些受刑者已被打成残疾；另一些人做好了坚强地忍受酷刑、审问的准备，并勇敢地表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江南再次发生教案，被拿获的神父关在监中，生死未卜，北京的神父十分担忧。“同僚五人

去岁被捕，今尚在狱，备受刑杖，问官某手画十字，命诸神甫用足踏之。及见诸人不从，复以诸刑苦之。”任钦天监监副的傅作霖(Felix da Roeha)神父到处斡旋，请求释放5位传教士，“先是在一七五五年曾数请于总督，请将禁于南京狱中之郎若瑟、卫玛诺、毕安多、费德尼、林若瑟五神甫开释”。

或许是在京传教士的四处运作起了作用。张若瑟等被关押了一年多后，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乾隆帝降下圣旨，重又过问此案，“可传谕询问该督抚等，自张若瑟等犯案之后，现在该省有无此等西洋夷人潜入内地，煽诱行教之事。如并无此等情事，则张若瑟等白可仍照前旨从宽，解往澳门安插”，言辞之中流露出释放传教士的意思。这种情况下，两江总督尹继善与江苏巡抚庄有恭只好回奏皇帝：“荷蒙恩谕下询。仰见我皇上恤囚柔远之深仁。臣等尊查张若瑟等事犯，羁禁之后，现在江省各属并无此等西洋夷人潜入内地、煽诱行教之事。拟合奏明，请旨将张若瑟等五犯从宽释放，逐程佥差递解粤省，转发澳门安插。仍令严加管束，不许再往内地煽诱行教。”张若瑟等人被释放，并被驱赶至澳门。

三、乾隆严厉查处传教士的原因

从江南连续发生两次教案来看，乾隆朝对天主教是严行禁止、毫不宽松的。乾隆曾下令：“仔细地搜捕所有那些于其父皇或在他统治下重返中国内地、在那里秘密而颇有成效地工作的传教士们。”宫中尽管有西洋传教士为其效力，但乾隆并不对禁教政策稍加松弛，他曾表示：“北京西士功绩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诸省西士，毫无功绩可言。”即使是京中传教士，乾隆也不过把他们看作是为其效忠的臣子，而非宣传天主教教义的神父，这一点传教士心里已十分明白。1753年，宋君荣(Antoine Gaubil)神父在致耶稣会会长维斯孔蒂(Visconti)的一封信中，提及乾隆对待天主教的情形：“然满、汉人皆知帝恶天主教，不许外省有传教师，并不许官吏入教。是以读教中书，言教中事者甚稀。即在教友之中，信心日弱，吾不信朝中尚有一人敢在帝前言西士为传教师。每次吾人试一为之，辄被拒绝。帝意以为我辈西士中已有四人擢授官职，即此已足，从未思及略微优遇天主教。”

乾隆对教士、教民的严厉查处，与地方官绅对西方天主教势力进入中国的担忧密不可分。当时欧洲各国不断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亚洲许多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这种情况下，传教士被认为与西洋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国家安全计，大臣们主张对传教士严厉处置。乾隆十一年的福安教案中，福建巡抚周学健为促使乾隆下决心处死西洋传教士，使其不敢再人中华，陈述了五大理由：

首先，西洋国家阴行诡秘。周学健经过审问得知，西洋国家每年如期运送银两，资助在华的教士、教民。澳门有8个教堂经管行教、支发钱粮的事，每个堂经管中国一个省。每年该国钱粮运交吕宋会长，再由吕宋转运至澳门各堂散给。对此，周学健忧心忡忡地提出，“夫以精心计利之国，而以资财遍散于各省，意欲何为?是其阴行诡秘，实不可测也”。

其次，西洋人坚忍阴狠。周学健认为西洋人饮食、嗜欲与中国相同，但是传教士却能别离父母、绝其嗜欲，终身为国王行教，直至老死；并且还违反中国的禁令，藏匿于民间，不管是夹壁还是地窖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据此，周学健推断这种人“忘身触法，略无悔心。是其坚忍、阴狠，实不可测也”。

第三，天主教固结人心。周学健发现中国人一旦信奉天主教后，就坚定不移，毫不悔改。不仅乡村愚民如此，就连文人举子亦如此，他们至死不愿跪拜孔子及关帝诸神，被迫拜后，还说“身虽拜，心仍不服也”。面对此情形，周学健更为担忧，“以读书入学之生监，归其教者，坚心背道，至于如此。是其固结人心，更不可测也”。

第四，传教士有幻术诡行。在周学健看来，男女情欲，就是父母、法律都阻止不了的，而信教的处女却能终生不嫁。他经过仔细察究，认为传教士用铜管吹人的脐肚，人就能终身不思嫁娶，“是其幻术诡行，更不可测也”。

第五，邪教招服人心。凡人教的人，传教士都给取一个教名，登记在册，每年有人去澳门时就托其把名册带回，以领取银两。周学健经过讯问，得知“现在番字册内，共有福安从教男妇二千六百一十七户口”。面对这种情形，周学健忧愤交加，认为天主教在华收买人心，疾呼：“夫以白多禄等五人行教，而福安一邑已至二千六百余户口。合各省计之，何能悉数?是其行教中国之心，固不可问!至以天朝士民而册报番王，俨人版籍。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其心犹不可测也。”

周学健在奏折中一连用五个“不可测也”，来提醒乾隆应防止天主教浸淫人心，危害国家。内中虽然有对于天主教的误解，但较真实地反映了周学健等封疆大吏维护清朝长治久安的动机。同时，周学健指出将白多禄等人正法，有据可依，与国家“怀柔远人”的做法并不矛盾。他举出四条理由：第一，西洋夷人虽在化外，然既入中国，食毛践土，即同编氓；第二，从世宗雍正皇帝开始，已多年例禁天主教，现在传教士仍潜藏中国，实系有心故犯，显违谕旨；第三，传教士忽视天朝法度，却畏惧会长的责罚，不加惩创，则习为故常，愈加难禁；第四，治罪必分首、从，今从教之民人则按律治罪，而为首之夷人，则概置不问，不特无以儆夷人，亦令百姓不服。

周学健的再次上书，言之凿凿，不得不让乾隆重新考虑对传教士的处置。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还需要像周学健这样的海疆重臣为之卖命，皇帝没有必要因为袒护传教士而失去臣属对他的拥戴。尽管觉得周学健的主张过于严厉，乾隆还是在他的奏折上殊批：“未免言之过当。然按律定拟，自所应当。”最终，白多禄神父被斩首，其他几位神父被处斩监侯，不久都毙命于狱中。乾隆十一年九月，周学健升任江南河道总督。乾隆十二年，苏州教案发生，因福建福安县教案中已有处死白多禄神父的先例，因此江苏巡抚安宁对于苏州教案中两位神父的严惩，也就不难理解了。

乾隆十九年，江南再次发生教案时，乾隆起初谕令地方官：“就案完结，毋致滋蔓，将张若瑟等解回澳门安插。”但是地方官员依旧要求严惩传教士。两江总督鄂容安、江苏巡抚庄有恭这两位在苏州教案中就主张严惩传教士的官员，联名上疏提出，天主教煽惑人心，传教士多次违抗禁令在华偷偷传教，在福建、江南已有处死传教士的先例之下，他们仍敢潜伏传教，若不加以严惩，则西洋人不知道天朝的国威，建议“可否将张若瑟等，照从前江西拿获夷人李世辅之例，暂行隔别监禁，俾伊等稍知儆惕……如果数年后夷人不敢再人内地，容臣等将张若瑟等奏闻”。李世辅是乾隆十一年在江西鄱阳县境被抓获的西洋传教士，曾传教山西、陕西等地，次年，乾隆下旨将其与两名被抓的中国教徒“永远牢固拘禁。则伊等狡狯伎俩，举无所施，不致蔓延生事”。显然，地方官员想以处置李世辅的方式为例，囚禁张若瑟等。

乾隆同意了江南地方官员的请求，将神父们继续羁押在监中，以警示其他西洋传教士，不许他们再擅入内地。同时，令广东督抚明确传谕澳门耶稣会会长季类思，禁止传教士人华传教。其他被抓获的信徒，如谢文山、汪钦一等，则因是苏州教案中的旧犯，又辗转引送西洋人，所以各

被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教徒各被杖一百不等。

江南传教区经过这两次教案的打击，元气大伤。1757年，南怀仁(Gottfried Xaver Von Laimbeckhoven)主教在写给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Joseph I)的一封信中，详细谈到了江南传教区的境遇：“此省教会因仇教所蒙之教难几尽摧毁无余。牧师尽受打击，信徒业已溃散。前此教难未受摧毁者，今皆摧毁罄尽。余归来以后，尽余所能，安定人心，谋将散者招集，顾无效也。信徒恐怖殊甚，不敢将余收留，此处广大江南省境之内，竟无容身之所。”在官府的压力之下，教徒数量日益减少。德玛诺(Romain Hinderer)神父在江南地区日夜忙碌，教徒数仍呈下降之势。《苏州致命纪略》中记述：“(德玛诺神父)圣德出众，竭心尽力，讲道劝人，不顾艰险，不避辛苦，所以信教的人又渐渐多了，但终补不满背教的数。”

四、余论

乾隆朝严禁天主教，无疑延续了雍正朝的做法，目的是确保江山社稷的稳固。统治者担忧民众入教会动摇其政权根基，因为他们发现信徒领洗入教后，只知尊奉天主，“竟将世代宗祠全行抛弃，以父母之祭俱不焚奠”，因此主张对天主教“严行禁止，如有违禁者，从重治罪，以警众视”。而严禁之下，传教士依旧偷偷潜入内地，昼伏夜行秘密布道，信教者又多为下层民众，无疑使地方官员认为天主教较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更加包藏祸心。周学健就曾指出：“历来白莲、弥勒等教聚众不法，皆无知奸民借此煽惑，乌合之众立即扑灭。天主教则不动声色潜移默诱，使人心自然乐趋，以至固结不解。其意之所图，不屑近利、不务速成，包藏祸心而秘密不露，令人堕其术中而不觉，较之奸民所造邪教为毒更深。”

此外，被拿获的张若瑟等传教士供认：“小的们在澳门听得中国禁止行教。会长季类斯们说‘虽然禁止，还不妨事，若果行不得，再回来。小的们听了他的话来的。”这使地方官员觉察出西洋传教士明知中国禁教，但却置若罔闻，仍旧听从长上命令来华传教。再加上传教士每年都编写信徒名册寄回欧洲，这更让地方官员忧心忡忡，因此他们吁请朝廷禁止传教士再入内地传教，“有犯则置重典”，同时在沿途关津、隘口如广东保昌、江西大庾、福建厦门、江南上海等水陆必由要道，对传教士加意防范，使其难以蒙混过关。

然而乾隆在位时间较长，地方政府不可能始终做到对天主教刻意防范，因此在禁教政策相对松弛时，传教士便利用空隙，重又偷偷进入内地秘密传教。不过经历磨难后，一些主教开始着意培养中国籍传道人员。在中国传道人员的努力下，江南教务虽呈萎缩之势，但仍得以延续。据估计，“一七八五年江南诸教区尚有教民三万”。

(责任编辑袁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