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称、人被称与物被称*

钱冠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1 理论取向

说哲学的分析潮流早已结束,说“形而上学已经恢复了它(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苏珊·哈克2004),都威胁不了本文的研究进路,因为它是后语言哲学的思路。后语言哲学与经典语言哲学的相同之处在于:(1)从语句入(in linguistic terms);(2)从世界出(达至世界与思想)。后语言哲学区别于经典语言哲学的特点在于:(1)吸取西方语言哲学(包括分析传统和欧洲传统两部分)的营养,不炒作它的老问题,而是节外生新枝;(2)生出什么新枝呢？从日常社会生活中寻找一个一个具体的语言问题,从词语分析(形而下)找入口,从世界与人的道理(形而上)找出口,管住入口与出口,同时让选题与风格多样化;(3)重视汉语语境,实现西方语言哲学的本土化。

2 相关论证

针对同一性(identity)a=b(the Morning Star is the Evening Star)同a=a之间的不同,Frege指出了呈现方式(the mode of representation)与认知内容(cognitive content)的不同。寻此不同,他认为,涵意并不就是指称(Frege 1952);可以解释一物两名甚至三名现象,但不能解释本文所发现的人自称的(超)多名(多变体)现象。补上这个漏洞,是生成本文的直接推动力之一。

一则流传在海外华人中的笑话——“洋人求学记”是本文的主要语料:有一个老外为了学好汉语,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拜师于一位国学教授门下。第一天老外想挑一个简单词汇学习,便向老师请教英语I在汉语中应该如何说。

老师解释道:

(在)中国……当你处在不同的级别、地位,“I”也有不同的变化,就像你们英语中的形容词有原级、比较级、最高级一样。

比如,你刚来中国,没有地位,对普通人可以说 :“我、咱 、俺 、余 、吾、予 、侬 、某 、咱家、洒家 、俺咱 、本人、个人、人家、吾侬 、我侬 。”

如果见到老师、长辈和上级,则应该说:“区区 、仆 、鄙、愚 、鄙人、卑人、敝人 、鄙夫 、鄙躯 、鄙愚、贫身、小子、小可 、在下 、末学、小生、不佞、不才 、不材 、小材、不肖、不孝、不类 、走狗 、牛马走、愚小子、鄙生、贫生 、学生 、后学 、晚生、晩学、后生晚学、予末小子、予小子、余小子。”

等到你当了官以后,见到上级和皇帝,则应该说 :“卑职、下官、臣、臣子 、小臣 、鄙臣、愚臣、奴婢 、奴才、小人、老奴、小的 、小底 。”

见到平级,则可以说:“愚兄、为兄、小弟、兄弟 、愚弟 、哥们 。”

见到下级,则可以说:“爷们、老子、大老子、你老子、乃公。”

如果你混得好,当上了皇帝或王爷,则可以说 :“朕 、孤、孤王 、孤家 、寡人、不毂。”

如果你不愿意当官,只好去当和尚、道士,则应该说 :“贫道 、小道、贫僧、贫衲 、不慧、小僧 、野僧 、老衲 、老僧 。”

最后一点必须注意,一旦你退休了,便一下子失去了权利和地位,见人也矮了三分,只好说:“老朽、老拙 、老夫、愚老 、老叟 、小老、小老儿 、老汉 、老可、老躯、老仆、老物 、朽人 、老我 、老骨头 。”

上面一百零八种“I”,仅仅是男性的常用说法。更多的“I”明天讲解。

老外听了老师一席话,顿觉冷水浇头,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便向老师辞行:“学生、愚、不材 、末学 ,走 。”退了房间 ,订了机票,回国去了。

在分析之前,须要说明,上述笑语作者以汉语“我”与英语形容词的三级比较,不妥。

任何一个说话人都可以用第一人称“我”指称自己,即把自己当做一个世界对象来指称。这便是人自称。物被人称叫做物被称,结果出现事物的名字,与人自称形成对立。既然是任何一个说话人,“我”的指称对象就是暂时的、变动不居的(Quine 1960:173)。每换一个人自用“我”于己,指称对象就换一次。这种“自我中心特称词”(egocentric particulars)(Russell 1940:116)的外延与说话人及其时空位置有着相对性,并有赖于说出它们时的语境。“它们会影响包含有它们的命题的真,因为这样的命题不能有恒常的真值。可以说它们有外延而无内涵。”(尼·布宁 余纪元2001:286)但是,我们会发现,汉语“我”的每一个变体除了有所指(外延)外,还有内涵。正是因为“我”的每一个变体都有内涵,才有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

汉语从古到今出现了大量的“我”的替换词(变体,以下简称“‘我’变体”),它们可能吓退一个现代初学汉语的外国人,却大受几千年汉语母语使用者的欢迎。这说明一个问题:在称呼我自己时,仅“我”这一基本词(字)不足以介绍我。猜想其原因,恐怕是“我”还不足以张扬人性,不能给出社会身份与身价、社会地位与等级的种种附加信息。

以上语料表明,人自称(本文只涉及汉语使用中的男性)怎样使用丰富多彩的“我”变体,同语境密切联系:面对普通人的时候;见到老師、长辈和上级时;自己当了官以后见到上级和皇帝时;见到平级时;见到下级时;自己当上了皇帝或王爷时;自己当了和尚、道士时;一旦我失去了权利和地位时;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我”出场(我存在)的凸显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需要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关心。

汉语“我”变体是支持英美语言哲学家所谓“第一人称优先性”(preferentianl first person)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人自称相对于物被称所具有的优先性,普及到一切人称对(一切)物称的优先性,反映出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基本上都遵循着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循序渐进的认知路径。

在使用“我”之前,我只是不被人注意地存在着。“我”名我,我便出场与现身了。“我”才能使我自己出场与现身。笔者曾经指出,“我们以言说使世界中的一物(实体或虚体)现身的同时,也使自己在世上出场或现身……人在世上的出场比物的出场更具有意义。只有人的出场才使物的出场成为可能”(钱冠连2005卷首语)。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运用“我”变体,我的出场便获得种种凸显度。超大量的“我”变体将原来隐匿的人性需求(张扬出社会身份与地位)凸显地、隆重地公开出来。

本文对汉语人自称的高度凸显与张扬的观察结果,与海德格尔“关注人的现实性,即“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或生存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具有哲学优先性”(Heidegger 1999,1962)不谋而合。在汉语人自称超丰富的表达里,我们读出海德格尔所谓“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或生存”状况。海德格尔的详细解释是:“对自己存在(Beingone’s-Self)的解说使我们得以看见我们或者可以称为日常生活(everydayness)的‘主体’那样的东西 ,即常人(the “they”)”(Heidegger 1999,1962:149-150,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他说的“常人”不是本真生存而是非本真生存的人。但是,我们这里的人自称正是在进行“对自己存在的解说”！他又说,“这个谁是用我自己、用‘主体’、用‘自我’来回答的”(Heidegger 1999,1962:150)。请注意,“我自己”、“主体”及“自我”都可以回答“谁”,“我自己”、“主体”及“自我 ”在日常用语里便是本文强调的人自称的种种变体。其实,人自称就是反省的“我”的意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便是 reflective awareness of the “I”(Heidegger 1999,1962:151);“‘我’这个词只可领会为某种东西的不具约束力的形式标记”(Heidegger 1999,1962:151-152)。

可见,研究“我”变体的重大意义在于能与海德格尔的“此在”相呼应,“我”是此在的本质规定性。海德格尔不无暗示地说,“如果‘我’确实是此在的本质规定性之一,那就必须从生存论上来解释这一规定性”(Heidegger 1999,1962:152)。他意在提示,“我”是此在的本质规定性。在Being and Time里,人的优先地位以海德格尔式的阐释方式实现。在汉语里,则以人自称的方式实现。人自称正是在进行“对自己存在的解说”！

人自称的情况因时因地因文化不同。当它与张扬人性的种种附加信息相交时,变得高度复杂起来,不同的附加信息用于不同的“我”变体。

这与物被称的情况不同。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同人自称并列的名称非常多,然而同物被称并列的名称则少很多。一物一名,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一物两名者较少,如“蕃茄”与“西红柿”。一物三名者,也较少(参见下文)。那么,物被称为什么少很多？

一物两名或三名之间,正如Frege所指出,其表达方式与认知内容彼此有别(Frege 1952)。一物如 Venus,清晨出现,人们叫它 The Morning Star;晚间出现,人们称它为The Evening Star.Frege指出了这两个名称(后来罗素称为“摹状语”)的极为重要的两点区别:一是这两个名称的呈现方式不同,二是认知内容有别。我们增加的例子是一物三名,如有一物,它是块状粗根植物,汉语使用者可以根据形状像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叫“马铃薯”,根据它从南美洲引进中国这一渊源叫“洋芋”,根据它形如黄豆且埋在土里故叫“土豆”。这三个词体现出三种不同呈现方式与认知内容。我们以为,一物两名与三名的区别是不同地域的人根据指称对象的物理性状的不同感知而定名的,也只需要物理性状就可以完成对物的区分性指称。然而,物理定性是外在的、固定的,根据物理性状定名与定多少名相对容易把握。

也就是说,一物多称的低概率是源于对事物物理性状的认知脱离语境的可能性较大,或者说语境依赖性较小,即语境敏感度(context-sensitivity)低(这一思想得益于梁爽提醒)。然而,以“我”变体称名我时,我的物理性状不变也无须涉及,但我作为人,其人性张扬与社会性状却必须细微涉及。“我”的种种变称传达出不同的社会性状(社会身份,如级别与地位)。“在下”、“卑职 ”,“为兄 ”、“哥们 ”,“爷们 ”,“朕 ”,“贫道 ”,“老朽”以不同呈现方式与认知内容显示出不同的社会身份的贵贱与色彩。人性与社会性状是内在的,多样的。据此定名与定多少名,不容易把握。也就是说,人自称的众多变体源于语境敏感度高,即语境依赖性大,可脱离语境性为零。这是人自称超多名现象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我自称对人性张扬与社会性状的要求的无限性与模糊性、物被称对物理性状的要求的有限性与精确性,是前者复杂多变与后者简单少变的原因。这是两者一多一少的内在驱动力之二。

上述内在驱动力之三是,人们为了减少称呼的记忆负担,尽量减少物体与事物的名字,这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如果物被称之名也像人自称那样多,语言体系就会膨胀到人们无法承受的程度。这一点和梁瑞清(2008)提出的语言地图说有相通之处。这是物被称时并列之名在竞争中淘汰多、存活少的重要原因。可是,为了凸显人性与社会性状,在人自称这一个项目上(毕竟是少数),即使牺牲语言的经济原则也是值得的,因为一个项目上膨胀,总量不会大到人们承受不了的程度。这是人自称时并列之名在竞争中淘汰少、存活多的重要原因。

内在驱动力之四是,并列称呼或名字之间的竞争与淘汰,取决于一个称呼与名字体现出来的呈现方式与认知内容是否能被另一个称呼与名字取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马铃薯”、“洋芋”与“土豆”共存,它们谁也没有淘汰谁,原因就在于各自凸显出竞争方无法取代的呈现方式与认知内容。但是,毕竟物被称的多名之间决定竞争的优胜劣败的因素少而明确,容易导致凡是能被取代的名字都被淘汰的结果。

物体并列名称被淘汰的第五个原因是,对物体的认知修改或纠正(不是取代)进程快(这一思想得益于王爱华),而人自称涉及自身的利益,因此不愿修。而在人自称并列名称之间,各种竞争方无法取代的因素多到难以算计,只好让许多变体共同存活。不过,汉语人自称(如前所引语料)随着时代的推进,既淘汰了一批旧称呼,也产生了一些新称呼。对此,本文不予讨论。贵称、自抬、抬高自己是为了获取尽量多的利益与名声,贱称、自谦、自贬、自揶也是为了最终保护自己的利益与名声,这或许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道德上的自谦观的生长与发展的理由。人的天性倾向于斤斤计较于社会地位与等级,于是加在名字上的隐匿信息随之增加,并列的称呼减不了多少,只能接受。

人自称的超多名现象产生的5种驱动力,都不是呈现方式不同与认知内容不同所能解释的。以上分析大致上可以适用于 “你”或者 you,“他”、“她”或者第三人称 he/she的情形。这种情形恰好就是“人被称”。在 “人自称”与“物被称”之间插入一个‘人被称’(这一思想得益于梁爽),形成“三元并存范畴”,即“人自称 -人被称-物被称”。该范畴分三方但不对立,可以应和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循序渐进的认知路径。这个三元并存范畴体现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关心、对他人生存状态的他关心、对物的他关心之间的差异。

但是,在各种语言,特别是汉语中,人被称(第二、第三人称)的社会身份的隐匿性信息变体似乎没有“我”名我时那样多。原因在于,(1)人自我膨胀之心总是多于膨胀别人,(2)可能在于我更了解、更能认知自我,对他人的了解和认知是间接的与后一歩的,所以称呼方式相对少一些(这一思想得益于王爱华)。

必须对物被称的情况作一重要补充:用以指称一个对象的语词,其变体越丰富,其(主动或被动)凸显度就越高。这可能是一条对人自称、人被称和物被称都适宜的规律:假如某物在特定语言中的指称方式有许多变体,该物的“存在和出场”比他物得到更多张扬。

最后,汉语“我”变体的丰富与强烈的自关心是否具有普适性？西语的“自关心”如果有,应该以什么为标记？须知,西方人也跟我们一样十分复杂。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不具有普适性,那么导致汉语“自关心”的特殊根源在哪儿？我们以为,这个问题可以变换成如下的问题:如果汉语“我”变体的丰富与强烈的自关心不具有普适性,可不可以断言它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呢？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1)“我”众多变体是指称,我自身是指称的对象;(2)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我”出场(我存在)的凸显度;(3)汉语人自称的特别丰富与物被称的相对少量,无疑体现人的认知规律:先识已后识物。根据这三点,足以断言:汉语“我”变体的丰富与强烈的自关心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但其中杂有地域文化现象(也许,汉文化更怂恿人自称的超大量出现)。

3 结论

设置“人自称-人被称-物被称”三元并存范畴的意义在于:(1)彰显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关心,人自称的高度复杂性使我们认识到人的高度复杂性。(2)彰显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关心、对他人生存状态的他关心、对物的他关心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提示,人自称对语言的复杂诉求终归可以看成人对自己的优先彰显,这是不能以Frege提出的呈现方式不同与认知内容不同来解释的。(3)研究“我”变体可以与海德格尔的“此在”相呼应。“我”是此在的本质规定性。人的优先地位在Being and Time里以海德格尔式的阐释方式实现,在汉语里以人自称的方式实现。人自称正是“对自己存在的解说”！

假如某物在特定语言中的指称方式有许多变体,该物的“存在和出场”就会比他物得到更多张扬。人对世界一物一事的称呼与描述,其实是以自己的眼光干涉其中的。

梁瑞清.语言地图说[J].外语学刊,2008(3).

尼·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D].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苏珊·哈克.总序一[Z].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Frege,G.On Sense and Reference[A].In P.Geach and M.Black(eds.).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C].Trans.Max Black.Oxford:Blackwell,1952.

Heidegger,M.Being And Time[M].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ie＆Edward Robinson,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Chengcheng Books,LTD.Reprinted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by SCM Press Ltd.,1999.

Quine,W.V.O.Word and Object[M].Massachusetts:MIT Press,1960.

Russell,B.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M].London,Jorge Allen and Unwin,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