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视野局限

周利荣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当前，对于中国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已经出现质疑和反思的声音，有些学者认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缺乏对中国当代社会的问题意识，是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僵化移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对于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认识，恐怕不能止步于批评模式本身，就批评谈批评，而应该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深层目标结合起来思考其意义与不足。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立足于媒介的宣传和塑造功能，致力于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和自由发展，明显蕴涵着妇女解放的深层诉求。它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媒介批评领域已风行十多年，日益成为中国妇女质疑男权文化的有力工具，显示出妇女解放向文化层面渗透的趋势。然而在当前这个信息化初期的男权社会，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对于妇女解放究竟起何作用，笔者以为有必要对这一批评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妇女解放的实现途径作深入思考。

一、女性主义媒介功能观辨析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有一个基本理论出发点，那就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是文化构建的结果，是可以改变的。媒介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因而要掌握媒介话语权，培养女性性别意识，增加媒介机构决策层女性数量，才能传播性别平等的文化，提高女性地位，推动妇女解放。这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基本思路。从这一思路看，媒介对于妇女解放的作用几乎是根本性的，对此笔者以为有待商榷。

（一）媒介的交往本质及其功能

什么是媒介？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对于媒介有一句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在这种泛媒介理论看来，棍棒延伸了人体拳头的攻击功能，使人控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增长，因此棍棒是人的媒介。美国人类学家怀特、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等人把媒介称为符号。怀特在他的著作《文化科学》中说：“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正是符号才使得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转变为人，并使他们成为人类。”所以符号文化学派把汽车、衣服、食品、房屋、文字、书籍等人造物，都视为人类的文化符号。马克思把媒介称为工具，他认为，当人给人与自然界之间插入一个中介因素，即工具的时候，意味着人和自然界、动物界的分手、分离。笔者看来，上述“媒介”、“符号”、“工具”称谓不同，本质相同，都是指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界关系的中介，或者说都是人用以不断改造自然，把自然人化的中介。这种中介具有物质性、技术性品质，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控制自然，不断改造自然物质为我所用的生存能力。

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除了必须处理与外在自然的关系，不断发明制造“媒介”，还必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生物间根本的关系有两种形态：一是依存；一是竞争。这给一些社会学者很大启发，人与人之间、或者说主体间根本关系逃脱不了自然法则的约束，依存与竞争也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人际关系。依存导致人与人之间必须交往，竞争导致社会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那么考察人的交往关系，人的交往方式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原始部落时期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是以口头形式实现的，交往媒介依赖人体自身器官。文字发明之后，交往媒介时代到来，人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交往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文字，也可以说人类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媒介的含义有两种：一种是用于征服自然的媒介；一种是用于人际交往的媒介。本文所论为交往的媒介，传播学者称之为传播媒介，以下论述均概称媒介。它以传播信息和观念形态的知识为主要功能，以文字、话语、图像、声音形态为存在形态，以书、报、刊、影视、网络等为物质形式。媒介是精神文化的载体，是交往的中介，这是其最根本的功能和特征。至今为止，文字是人所创造的、专门用于信息传播的、最核心最关键的媒介，是构建整个精神文化大厦的基本要素。作为人的工具，人对于媒介而言具有主动性。因而媒介主体——传播者、接受者也极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判断，设置或选择媒介内容。但是也应看到，媒介内容所承载的文化观念反过来对人具有一种束缚、构建的作用，促使人按照其要求行为处事，或者说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对人产生一种反作用力。这是文化的力量，也是媒介的功能。从媒介功能看，支配媒介意味着拥有了精神生产力，拥有了媒介话语权，拥有了一种描述的、塑造的力量。

所以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企图从媒介入手来创建性别平等的文化，正是立足于媒介的上述功能。然而，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只注意到媒介与精神文化的构建作用，却没有注意到文化生产的特殊性。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特征是由当时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从文化整体结构看，文化主要有两种形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包括能够决定一个时代物质生产方式的那些物质产品。比如，封建农业的铁犁，代表人工犁耕的生产方式；现代农业的拖拉机，代表机械化生产方式。正是物质文化的生产决定着媒介形态及其传播文化的特征。精神文化也叫观念文化，是以心理经验、观念、理论形态为基础，依赖文字、客观化到实体物质上的文化产品。精神文化必须依赖媒介才能存在、传播，比如，历史上文字附着于龟甲、兽骨，黏合于竹简、纸张，生产出图书、报刊，实现了人的交往。马克思曾精辟地说：“精神先天就很倒霉，总是受物质的纠缠。”所以从本质上说，精神文化也是以媒介形态存在的物质文化。

（二）历史视野中的女性主义媒介功能观分析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强调妇女控制和经营媒介，提倡“赋权”妇女，让妇女首先要获得媒介话语权。这“暗含着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妇女组织或个人，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媒介与主流媒介的忽略妇女相抗衡，赋权妇女，以提高妇女的地位……”，可是“要想达到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目标，妇女媒介应该建立社会性别意识，从社会性别视角反映和解释妇女生活。”［2］此后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种认识，重复着妇女媒介话语权和性别意识的重要性，认为这两点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关键。

然而妇女只要拥有媒介话语权就必然拥有寻求平等权利的可能性吗？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进入父系社会之后，五帝、夏、商、周时期，就两性关系而言基本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女性的物质生产权被日益局限在越来越狭小的范围内，纺织、刺绣、养育后代。女性绝大部分没有教育权，只有少数贵族女子才可享有教育，而且只局限在家庭教育范围内，内容以妇德教育为主，《列女传》、《女诫》、《女论语》此类图书成为必修教材。在一个以文字媒介为主的文化系统中，教育权的丧失等于剥夺了女子参与媒介的能力，更遑论女性的媒介话语权了。话语权的沦丧的确又加深了妇女地位的弱势状态，使女性成为被男权文化描述、塑造的对象，抑制了妇女要求平等的可能性。西方女权运动的女学者之一、美国伊利洛伊州州立大学教授切瑞斯·卡拉玛拉在她“失声的群体”理论中就认为，文字的登场，加剧了女性的劣势地位，书写文本造成一种多样性和客观性的假象，实际上是男性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

可我们仍然要思考，那时少数贵族知识女性，拥有了媒介话语权，却没有发出要求平等的声音，相反其文化创造的价值立场却站在男性立场上，不能以自身利益和独立意识为出发点，反而按照男权文化要求，进行精神文化的创造。班昭撰写《女诫》就是很好的例证。如何解释呢？是因为她们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笔者以为，与性别意识关系不大。那时男性没有像晚清时期那样去启蒙女性，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还没有达到女性可以参与的程度。马克思在论述阶级社会的精神生产时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3］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两性群体。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主宰了农耕，支配了征战，同时他们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媒介，女性成为失去精神生产资料的群体，其思想也隶属于男权文化了。所以说，媒介话语权对妇女解放而言固然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力量，媒介对于妇女地位的变化而言其作用只是辅助性的，决定女性精神文化创造立场的是当时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

二、历史视野中妇女解放的根本动力

（一）社会生产的决定作用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试图从媒介机制和媒介功能上去探索两性不平等的根源，笔者以为，这种努力缺乏宏阔的历史眼光。男女两性地位的变化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是由两性对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适应和参与程度决定的。所以寻求两性平等应该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妇女解放本质上是女子生产权利的解放，是物质生产权、精神生产权的解放，这种权利不仅受文化制约，也受到女性自身生理条件制约。男女平等本质上是男女参与社会生产能力的平等。社会生产是人的生命的基本活动，关系到人的生存、族群的繁衍、国家的发展。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而物质生产则起到决定性作用，决定着精神生产的特征。

考察中国妇女命运史，在母系社会时期，女性处于社会支配地位。这种社会地位的优势，一般认为是由于女性承担主要的社会生产形成的。在母系社会的生产分工中，妇女从事采集、制陶、编织等，与男子的渔猎生产活动比较起来，这些活动既稳定又重要，从而奠定了妇女在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主导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耕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拥有较强体力的男性在生产部门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动摇着母系氏族的物质基础”。［4］从农耕工具来看，母系社会的原始农业主要是由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从事点种，后来出现了耒耜、石犁、青铜犁、铁犁，大大改变了耕作方式，使农耕转型为翻土种植，“翻土很费力，耕地面积大，需要翻土的劳动量亦大，妇女体力差，只能转给男性”。［5］笨重农具进入劳动生产和部落战争后，女性由于生理条件的局限，在生产中相对于男性没有优势，两性在物质生产中的重要性逐渐倾斜，母系社会由此逐步进入父系社会。可以说，生产工具带来的生产方式转变，对于两性关系的变化是决定性的。

在漫长的女子沦落为附庸的男权社会中，最早追求平等的声音出现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1792年，英国妇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是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之肇始。世界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出现在欧洲，出现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兴起之时，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巧合的问题。

18世纪中叶的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许多新兴的生产部门招募下层女性劳动力，比如，纺织业、邮政业、银行业等，“以力役力”从事生产的时代悄然变化，出现了适合女子自然身体条件的生产方式——“以智役力”。“智”显然是对技能和知识的看重，力气大小不再是生存竞争根本条件。与工业革命相始终的启蒙运动，宣传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加之欧洲妇女教育的迅速普及，妇女的理性能力得到提高，权利意识开始觉醒，话语权萌芽，从而导致妇女运动的产生。可以说，社会生产所提供的物质环境，如果适合妇女的自然生理潜能，那么妇女对社会生产的参与程度就会增加，其社会地位相应会得到提高。早期“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之父”约翰·密尔就认为，生理因素以及以生理为基础的自然原则是导致妇女受奴役的根源。他说：“在人类社会最早的黎明时期，每个妇女（由于男人给予她的价值，加上她的体力不及男人）是处于为某个男人所奴役的状态。他们把仅仅是生理的事实变成了法律的权利，使之得到社会认可。”［6］

再看中国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解放开始于晚清的戊戌变法时期，而此时清政府从兴办洋务开始创建机器化工业已有30多年。从1861年至1894年，清政府一共经营了21家军用工厂，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由中国人自办的工业企业大抵有船舶机器修造厂27家，机器缫丝厂约113家，机器棉纺织厂8家，其他轻工业工厂47家，共约195家。［7］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女性可以参与轻工业生产。举一个微观例子：以出版业为例，传统出版时期，雕版极为费力，需先把文字雕刻在坚硬的木板上，然后再上墨刷印。这样的技术操作，就身体条件而言，男性有明显的适应性。随着欧美传教士带来的新技术，生产方式变了。机械化铅印技术使得排版取代雕版，只要识字，男女都可以胜任。生产方式改变了女子参与社会生产的程度和能力，从而深刻影响妇女命运的走向。

（二）异质文化选择的促动作用

晚清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根本上是由生存本能决定的，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工业化转型基础上的对异质文化的自为选择。

人作为一种生命形式，依据什么选择物质生产方式，进而选择受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观念文化？生存本能！用铁犁耕地和用拖拉机耕地，相同时间，不同成果，让人本能地选择更加有效的生产方式。少费力、多产出符合人的生存本能。“文化与本能都努力去控制对方，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本能一直对文化产生着约束和控制。本能没有给文化太多的自由，人们的本能约束着人们的文化选择”。［8］

自鸦片战争以来，从精英到庶民的图存本能演化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思变潮流，正是这种危亡与图存的民族意识，使选择新质文化成为可能。当时大量翻译西学图书，传播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其文化上的异质性显然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然而主流的有识之士强国保种的图存意识尤为强烈，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陈虬等极力倡导女学，成为最早的妇女解放的提倡者。1892年，陈虬在其《治平通议》中提出应广设女学，认为“泰西男女入学，故材亦相等”，女子占中国人口一半，不读书，不劳动，“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梁启超更是激烈愤慨，他说：“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欲强国必由女学”，“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9］维新派把宣传民主，译介西学与女子现代教育统一起来，反对缠足，号召尊重女权，使得妇女解放成为中国晚清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表面看来，晚清社会对西方文化的选择，直接导致妇女解放运动，但细究起来，近代社会仍是先从选择西方的物质生产力开始的。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机械化工厂，上文已有述及。

晚清女子教育的逐渐普及、平等思想的传播，良性地推进了女子运用、掌握媒介的能力，女性主义媒介批评非常重视的、建立在独立意识上的女性媒介话语权，至此才真正地得到张扬。当时，妇女报刊大约有十多种，《女学报》、《女子世界》、《女界钟》、《女界泪》、《中国女报》、《女子魂》、《天足会报》等等，其中许多由知识女性编辑创办。女报的主流呼声是“提倡女学”、“尊重女权”、“反对缠足”、“开通女智”、“讲论女德”。秋瑾、陈撷芬、康同薇、李蕙仙、裘毓芬等是最早一批掌握大众媒介的新式女子。其中秋瑾最为激烈，怒斥女子缠足，痛批重男轻女，提倡女子自立、自强，主张开女智、兴女学、婚姻自主。她在《敬告姊妹们》中说：“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呢？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10］从晚清妇女运动的开端来看，媒介并没有直接引发妇女解放运动，但的确发挥了重新构建女性社会角色的作用，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三、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意义及局限性

女性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输入中国学术界，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最早在文学批评中开疆拓土。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就是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结出的丰硕成果。1995年在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推动下，开始了女性主义与传播媒介的跨学科联姻。到目前为止，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在三个方面已经产生深刻影响：一是唤醒女性性别意识和权利意识；二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三是在文化层面构建出解释和塑造男权话语的新质力量。审视当前我国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发展十余年，就批评模式本身来看，不足之处是仍停留在起点时期的研究模式上，基本没有突破最早确立的两个视点：一是用数量统计方法研究女性在媒介行业中的现实生态，包括妇女进入媒体的机会，媒体机构决策层中女性所占比例等，进而分析女性话语权状况。二是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对媒介构建女性刻板形象和歧视性的“物化”女性形象进行批评。

然而，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文化意义不容忽视。这种研究模式不同于主流的政治意识主导的媒介控制批评，也不同于市场意识主导的媒介商业化批评，从批评本身隐含的深层目标来看，它是在性别权利主导下，致力于女性权利平等而形成的文化批评，是妇女解放历史话语的演进和发展。也可以说，当前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是此前妇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知识女性本能地在男权文化秩序的坚壁上寻找颠覆的可能性，是女性期望重建男权文化秩序，发出女性声音，传播女性观念，使自身成为文化领域的“说话者”，而不是“受话者”的努力。传播学女学者卜卫的《媒介与性别》一书的页面上有句话很能反映知识女性对当前男性主宰的文化秩序的不满和反抗，“女性不等于脆弱、温柔、性感，男性不等于勇敢、进取、智慧”。从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来看，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媒介批评本身已经是男权文化领域的异质声音了，是文化系统中的“在场者”，而且正在发挥出干预和解释的功能。此前的世界史上女性言论从来没有这样受到过重视，也从未发挥过如此重要的影响力。

但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也有明显的视野局限。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确仍然感受着弱势和歧视。如，就业中接纳男性不接纳女性，媒体决策层中男性多、女性少，影视形象中女性常常被描述成美丽的、性感的“被看者”等。当前的种种男女不平等现象，并非是政治法律制度造成的，我国法律反而是处处保护女性权益。原因只能在稳定的、潜在的文化秩序中去探寻，或者更进一步从媒介文化创造主体的力量对比上去探寻，从男、女两性对于文化生产能力的对比上去探寻。笔者以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已经涉及到妇女解放的文化颠覆问题，研究者所列举的性别歧视都属于内隐的文化层面的歧视，而非制度层面的歧视。然而文化的选择、转变以及发展走向是受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妇女解放的程度和途径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紧密相关。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把女性的弱势地位以及遭受的不公和歧视，归罪于媒介的塑造和构建，没能从社会生产角度去探索，这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媒介的宣传和构建作用固然重要，但妇女解放不能仅仅从媒介宣传上实现，而应该从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领域去实现，从妇女对生产的参与程度上去实现。

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生产方式的自动化、信息化，越来越有利于女性的生理自然潜力的发挥，在一个越来越依赖“智慧”，而不是“力气”去从事生产的时代，妇女解放的机遇恰逢其时。致力于妇女解放的知识精英，不应只关注女性“小世界”，应该放眼时代“大世界”，从提高自身生产和创造能力着手，投身到社会生产当中去。只有更多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在生产中发挥不亚于男性的重要作用，恐怕才能实现女性主义者期望的目标。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6.

［2］卜卫.媒介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75-7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王传满.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8.5.

［5］王恩涌.我国新石器晚期的农业发展与社会演变（二）［J］.中国地理教学参考，2008.12.

［6］自王赳.激进的女权主义［M］.上海：三联书店，2008.35.

［7］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55 0141&extra=page%3D1.

［8］郑也夫.神似祖先［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275.

［9］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变法通议·论女学秋瑾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

［10］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