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求学经历与个性形成对当今精英教育的启迪

陈英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江苏 常州 213003)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了全国胜利，功勋卓著。所以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综观毛泽东的一生，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从其个人来看，他独立不羁的个性，天马行空的思想，舍我其谁的气魄，确是同时代无人能比的，而所有这些，很大一部分是在其青少年时代形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早年求学经历及其个性形成很值得研究，对当今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启迪良多。

一、毛泽东早年求学经历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的农家，乳名石三伢子。1902年春入家乡的私塾，1918年6月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在这16年半里，除去在家务农2年半，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实际在校时间13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1]58。

“六年孔夫子”是指其六年私塾求学经历，共有六位老师，时间最长的是启蒙老师邹春培，历时两年半，最后一位私塾教师是毛麓钟。

“七年洋学堂”是指毛泽东从进入湘乡东山高小到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期间的读书活动。其间停学当兵半年，在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

13年的求学经历只略多于现在高中生的在校时间，并不算长。在湖南一师，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基础，培养了对政治的兴趣，遇到了杨昌济、黎锦熙等一批好老师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但即便如此，毛泽东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老师的信中还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2]15

二、毛泽东的个性特点

毛泽东的个性固然有多方面的特点，但最突出的特点是特立独行、自信、强势、浪漫等。毛泽东对自己的个性也有描述，流传较广的一次是1970年他与斯诺谈话时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还有一次是1966年那封著名的给江青的信，信中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3]从其早年求学经历看，毛泽东的个性特点可以从三方面概括：

(一)特立独行

李锐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毛泽东在家里一面种田，一面自己找书来读，在私塾读了一年之后，他16岁了，父亲决定送儿子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做学徒，以培养经商本领，好继承家业。这时他听说邻县湘乡的东山书院改成了一所新式的高级小学，由于求知的渴望，毛泽东坚决要求到东山小学去读书。父亲拗他不过，终于让步了。1910年早秋的一天，毛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从此也就离开了这个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山村。这种独立不羁的品质，帮助这个山村少年作出了决定一生命运的第一个重大抉择。”[2]3这段话突出地强调了这次离开韶山对毛泽东一生的重大意义，而且这个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

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恢复学业的动机，显示出这个少年的非同凡响，用他老师邹春培的话说：“石三伢子有些特殊。”[1]421936年他与斯诺谈话时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反映毛泽东特立独行的个性。1912年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立第一中学，但他对这个学校的课程、校规不满意，“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定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4]

毛泽东特立独行的个性贯穿一生，这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主要来自于自信大胆，其求学时期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一部从衡宝线沿铁路向北溃退，长沙市民恐慌，一师随时可能遭劫掠，学校当局拟疏散师生暂避。“毛泽东提出组织学生自愿军守卫。18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系，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次兵灾。”[5]124事后，人们称毛泽东“通身是胆”。这件事既能说明毛泽东之胆识非常人能及，也与其从军经历有关。

(二)实践家的品质

青年毛泽东服膺王船山、颜习斋等“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坐而论道，力求实践自己的理想。1917年4月，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这个署名，在《新青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全文8 000字，共8节，详细论述了有关体育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观点，而且身体力行。他的“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身体的行为，在学校中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正好说明他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身体力行的精神。

毛泽东青年时代注重实践、重视研究社会实际的特点在“游学五县”中有更典型的体现。他曾在《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1917年暑假，他邀了好友萧子升徒步旅行，像旧时的“游学先生”一样，不带一文钱，穿着草鞋，背着包袱、雨伞，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在这次漫游中他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物，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毛泽东实践家的品质高于他理论家的品质，还体现在他强烈的“问题意识”。1919年9月，毛泽东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了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这144个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术诸多方面。

(三)追求“大本大源”的思想

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5]97青年毛泽东考虑的是立本，是宇宙、人生的大事。1936年他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4]109

毛泽东追求“大本大源”的思想，其根源在中国道统文化。道统文化到了宋代，逐渐分为两种：一种叫“尊德性”，先信仰后学问；一种叫“道问学”，先学问后信仰。毛泽东大致属前者，走的是“大”思想的路子，受杨昌济影响较大。讲到立志，他主张先立本。“志者，有见乎宇宙之真理。”“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5]149清华大学蔡乐苏教授对此评论说：“一个人的信仰立起来不得了，人就高大了，精神升华了，解放了，与宇宙融为一体了。”[6]

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先生在《毛泽东早年的思想风景》一文中说：“青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有志青年的地方，是他超越枝枝节节的改良，在思想探索方面拥有罕见的彻底性。”

三、影响毛泽东个性形成的因素

党史学者杨奎松在《走近毛泽东》一文中说：“毛做事风格一向强势。”又说：“毛泽东从来都是很强势的，在党内过去也是以爱争论、爱吵架出了名的。……中国革命要想成功，没有毛这样的领袖，反而是不可想象的。”[7]

而事实上，毛泽东这种性格确实在战胜对手、保持中共的独立性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其主政中共期间尤其是从抗战时期起逐步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形成了中共独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如果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手画脚俯首听命，那么中共很可能会在抗战中牺牲更多的骨干，华北革命根据地可能会在抗战后进一步削弱，中共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也可能会交给蒋介石。……进一步说，中共很可能会走上法国共产党或菲律宾共产党的道路，永久地处于反对党的地位，或是进行长期的、但最终却无结果的游击战。”作者认为：“德国入侵苏联造成的机会，是毛泽东最终成功地摆脱斯大林控制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各国共产党中，只有毛泽东和南斯拉夫的铁托抓住了这机会，“为什么呢？其答案也许归结为这两位非凡的天才。”简而言之，是这两位领袖特立独行的强势个性使然[8]。

再看毛泽东在战胜蒋介石过程中的性格因素。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中有专门论述：“在性格方面，毛泽东是很外向的，而蒋介石比较拘谨。这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想象力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杨认为蒋“在有魄力、有丰富想象力的毛泽东面前，他必败无疑”。又认为“诗人的气质，使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具有浪漫主义的一面，十分注重大的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象力和魄力，不墨守成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9]。

“性格决定命运。”而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又是极其复杂的。影响毛泽东个性形成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有几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

(一)禀赋经历

杨昌济先生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10]18

中国古人常用“天赋异禀”、“天纵聪明”来形容资质禀赋优异者，毛泽东除了“资质俊秀”的先天条件外，其亦耕亦读的经历可能对其成长反而是有帮助的。在这过程中，他深入了解生活，读了大量“闲书”，接触了各种层次的人物。在进入师范之前，他就已在多所学校就读过，还当过半年兵，在省立图书馆自修过半年，其“修学储能”已达到一个高度。毛泽东这种丰富的经历对其在一师脱颖而出并进而成为领袖人物是有帮助的，估计这也与后来他当政后特别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门办学有一定关系吧。

(二)湘学士风

湘学士风就是有着湖南人鲜明传统和个性的学风，其最大特点是经世致用，注重实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对此有这样的论述：“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道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10]19“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它挂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10]21

湘学士风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对于毛泽东个人的成长、思想的形成乃至我党实事求是优秀传统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宽松环境

鲁迅先生有言：“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使天才生长的民众。”[11]在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中，尽管有其父亲对他求学的阻挠，尽管有他“一生恨极学校”的牢骚，但平心而论，其父亲对儿子还是宽容大于苛责的，这其间父亲虽有以断绝生活费逼儿子入正规学校读书之举，但最终还是容忍了儿子的自行其是。至于学校和老师，对他更是宽容。在湖南一师的最后两年，毛按自己的计划自修，对不感兴趣的课应付了事，甚至不去上课，老师们也是谅解的、宽容的，“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的学生”。

四、对当今精英教育的启迪

郁达夫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12]一个国家需要大批有素质的劳动者，更需要能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被誉为“中国战略之父”的空军中将刘亚洲写过一篇《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的文章，他感觉美国的可怕之处有三点，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它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13]

我们处在一个需要也应该产生大批精英的时代，但我们的杰出人才却涌现不出来。以自然科学而言，6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海外成长起来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就是指向这个问题的。

从毛泽东求学经历、个性形成的探究中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启迪。

(一)特立独行的个性需要适宜的环境土壤

著名学者萧功秦在《为什么我们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一文中说：“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也是创造之母。”并指出：“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14]12-13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似乎总是试图控制甚至操纵那些天才人物，从学校、政府到全社会，对于“另类”总少了些宽容、大气。历史上往往只有在“乱世”，对天才的禁锢才宽松些，因为它控制不住。例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赫赫有名的杰出物理学家束星北，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他曾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的得意门生，与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一同开创了中国现代物理学的一代先河，培养出了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李政道等。但是，他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特立独行的精神无法为“许多人”所容，在“反右”的第一个回合即遭灭顶之灾，从此历经磨难坎坷，一步步走向毁灭。《时代文学》在发表《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的悲剧》时加了一个编者按：“这是一个杰出物理学家的一曲凄怆的悲歌；这是一个战士为了真理和尊严战斗不息的历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肌体上一道最深的伤口。”当然，束星北的悲剧不是道德上的宽容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制度原因的。

(二)精英不完全是“培养”的，要让他们自己“冒”出来

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在温总理看望他时曾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众所周知，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危难之际办起来的一所大学，但师生们却能执行“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身处乱世不懈怠，以培养复兴建国人才为己任，出了大批学术成果，出了大批杰出人才[15]。许多大师级人物的代表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等。西南联大也走出了许多闻名遐迩的各界名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还有唐敖庆、郑哲敏等大批院士。

西南联大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曾是联大学生的邹承鲁院士在记者问及“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时，非常简单地说出了二个字的答案：自由。曾在联大读了七年书的历史学家何兆武有一段精辟之论：“‘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认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16]

而我们的学校教育呢？模式单一，以升学为主要目标，体制僵化，不利于创新创造。一提到培养人才，我们往往想到的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诸如资金投入、考核机制等等。须知，精英不是“考”出来的，也不是靠钱堆出来的，更不是揠苗助长“拔”出来的。英才的成长要的是真诚的帮助，而不是好心的干扰，帮倒忙。他们最需要的是一片自由飞翔的天空。毛泽东的求学环境已是自由宽松的了，但他仍然受不了校规的束缚，多次退学，并说“一生恨极了学校”，觉得在图书馆自由阅读研究收获最大。

(三)忧国忧民的社会担当是精英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

学者资中筠把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归纳为三个特点，第一便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并说，这种忧国忧民的担当与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17]

毛泽东，一个偏僻乡村的农家子弟，在辍学农耕后产生强烈复学愿望，根本原因就是读了《盛世危言》等书，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求学期间，一旦革命需要，马上投笔从戎。看一看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之所为，有多少是为稻粱谋的行为？

资中筠认为，当今社会“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并举例说，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主要是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

当然，精英的这种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也不是靠说教能恢复的，必须从体制等深层次入手。

(四)非凡的气魄和旺盛的创造力是精英之魂

精英是能研究和解决社会、自然各领域问题的领军人物，不是装满各种知识的“书橱”，也不是拥有各种光环的展品。要对人类有所贡献，没有非凡气魄和旺盛创造力是万万不能的。

李敖在一篇《我要喊毛主席万岁》的博文中说道：“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从未被任何困难所压倒……他从不被浮云遮住慧眼，他从不贪图小利，他从未有过数小钱的习惯……他一扫百余年来自卑奴性的痼疾，他不为任何敌人所吓倒，倒是吓倒了一个又一个敌人。他的精神给了吾民族以灵魂。他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毛泽东求学过程中特立独行的个性选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探索，都足以证明其创造力和气魄不愧是那一代精英中的翘楚。

据《光明日报》2009年8月20日报道，教育进度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倒数第五，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如此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孩子，长大后能成为承担起国家未来发展的精英么？

(五)不能割断精英与草根的联系

毛泽东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始终贴近底层民众的实践家品质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虽出生农家，但在很年轻的时候即已跻身精英阶层，1921年28岁时参与建党，1924年31岁时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一大时当选中央候补执委，后又代理宣传部长。但他在后来的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甚至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站在人民一边，这也是至今他仍在中国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精英？精英就是社会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精英必须有超强的能力和草根社会建立感情和思想的纽带，让大家觉得你是属于他们的一部分，你在为他们说话。”被称为“中国民间意见领袖”的旅美学者薛涌如是说。[18]

而我们的现实却是严酷的。2009年2月3日《中国青年报》有文章认为，在我国，精英与草根的对立已成为最显著的社会景观。并说“我们不能不正视近年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分化与断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风险”。文章最后呼吁：“应对严峻的社会形势，草根与精英未必达成共识，但精英保持谦卑的姿态，俯身向下，却是消除对立，走向和解的开端，也是认清现实，找到对策的必须。”[19]作者对精英的期望实在不能算高。

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应邀给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这句话不仅对各级党政领导，而且对当今社会各界精英仍具有巨大意义。

生活中，人们都太讲实际了，甚至是那些精英们。精英与草根的对立其本质也是利益之争、话语权之争。我们不排斥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但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就危险了。毛泽东的个性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求学经历，似乎能给当下的教育和各界精英些许启迪：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也需要追求精神。否则，物质也是走不远的，到头来还是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思想家黎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是错误的，应坚决抛弃。此说曾引起广泛争论，孰是孰非，我们在此且不去评说。但他对精英群体历史作用的认识还是不无道理的。当今社会，精英主要是分布在各行各业各个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有一种“宗教殉道者般的社会使命感”。俄国知识分子拉吉舍夫有言，“我的心由于人类的痛苦而受伤”[14]28，这正是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宣言与写照。而在生活中，现代化与世俗化正在强烈冲击并挑战着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道德激情与社会使命感。如果我们的精英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和清醒认识，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我们不能总要等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奋起，作为社会良心和社会价值守护者的精英，更应该有这样一份担当。我们不去全面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但他的求学经历、个性形成还是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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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于德清.媒体评论称精英与草根的对立成最显著的社会景观[N].中国青年报，2009-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