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与西方反讽诗学
——对诗歌语言的悖论修辞、戏拟和语境的分析

熊 权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穆旦诗歌与西方反讽诗学
——对诗歌语言的悖论修辞、戏拟和语境的分析

熊 权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穆旦诗歌受到西方反讽诗学影响,其语言运用深得“反讽”之妙。通过穆旦与反讽诗学的遇合可以阐明穆旦诗歌语言的哲学基础,借助“新批评”常见的三种反讽技巧:悖论修辞、戏拟、语境“细读”穆旦诗歌,得以理解其语言特征和思维特征。

穆旦;反讽;细读法

穆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经沉浮,当今学界主要从“诗人”和“诗歌翻译家”两种身份挖掘、塑造穆旦形象,不断强调他在新诗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纵观穆旦研究的各个阶段,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对穆旦诗歌的影响研究一直是最核心议题。六十多年的评价、研究史建构了诗人穆旦的“基本形象”:他深受艾略特、里尔克、奥登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影响,是20世纪40年代“新诗现代化”浪潮中最突出的代表[1]。

本文讨论虽然不脱上述中西诗学比较这一主流方向,但自有独特性。主要从悖论修辞、戏拟、语境分析这三种最常见的反讽技巧“细读”穆旦的诗歌语言。笔者强调,汲取反讽技巧扩大语言的容量、深度是穆旦诗歌在克服新诗的浅白直露、突破传统诗境等问题上获得推进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与以往研究不同之所在[2]。

一、穆旦与西方反讽诗学的“遇合”

穆旦等九叶诗人接受并实践反讽诗学,是研究界早已关注的问题[3]。这里强调穆旦在个人意义、时代意义上与反讽诗学的“遇合”,主要揭示穆旦诗歌语言的哲学基础,也具体说明以穆旦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如何从克服浅白直露的诗义、突破传统诗境等方面推进40年代新诗的发展。

新诗经过30年代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经营,融会中国古典诗歌之朦胧、法国象征主义之神秘,竭力弥补此前白话诗歌情感直露的缺陷,形成精致含蓄的诗风。另辟蹊径超越这一高峰,是穆旦等40年代诗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并且,在万方多难的战乱中国,“精致含蓄”的抒情显然不再符合时代潮流,以宣传为目的的标语口号诗也难以真正满足艺术抒情的需要。穆旦当时所谓寻求“新的抒情”其实正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4]。他的思考涉及诗歌创作的具体问题,包括:怎样彻底突破“风花雪月”的传统意境、怎样克服自由体新诗的肤浅、怎样写出以现代生活为源泉的诗歌等等[5]。值得注意的是,穆旦期待突破的“风花雪月”,不仅指向中国传统诗歌,也指向新诗的既成格调。中国新诗在一二十年的历史中,已发展出尽唱“梦呀,玫瑰呀,眼泪呀”的传统,远离人生现实[6]。即使戴望舒,作为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所开创的“精致含蓄”诗风仍然流动着晚唐五代的美丽哀愁遗韵[7]202。从穆旦等40年代诗人来看,戴诗的不足是一方面落入新诗“梦呀,玫瑰呀,眼泪呀”的窠臼,一方面不能尽脱传统诗境的格局。他们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不仅进一步解决早期白话诗的浅露问题,更要在传统意境之外开辟新的审美、想象空间,所以穆旦特别强调“使诗的形象现代生活化”[8]。这不仅是一种创作诗歌的自我要求,也符合“繁复的现代”需要“繁复的情思与表现”的历史要求,体现了中国新诗的发展逻辑[9]103。

反讽诗学对穆旦等诗人产生重大影响,固然有燕卜荪任教西南联大的历史契机,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它能为突破40年代诗歌的发展格局提供资源。“反讽”(Irony)通常指20世纪英美新批评派的常用术语,但“反讽”一词在西方古已有之,并经历了自身的变化发展。“反讽”源自古希腊语的“佯作无知者”(eironeia)。苏格拉底堪称“反讽”之源,他在辩论中擅长先假装无知,然后把自以为是的对手引入彀中、令其认输。可见,“反讽”最初是一种修辞术[10]。在近现代,经施莱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改造、阐发,“反讽”从修辞学概念扩大为形上的哲学认识论、生存论。在施莱格尔那里,“反讽”具有认识论意义,反讽是“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整体性”。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反讽”具有生存论意义。反讽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具有“无限绝对的否定性”,通过否定、反抗超越存在的荒谬[11]225。到新批评派,“反讽”作为术语用以分析文本的语言、结构等方面,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兹、燕卜荪、布鲁克斯曾专门解释过“反讽”。瑞恰兹提到诗歌的“反讽式观照”,指“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燕卜荪在《论朦胧的七种类型》中细致讨论了语言矛盾、上下文规定语义(语境)两种具体的反讽技巧。布鲁克斯把“反讽”与悖论相提并论,认为反讽是“语境对一个陈述句意义的歪曲”。对新批评诸人而言,“反讽”当然不止是语言、文本的分析术语,他们把反讽的哲学思想融入文学批评。“新批评”的根本精神是体贴现代人在技术时代产生的分裂感和孤独感,试图借助语言文字透视现代社会的“荒原”本质并重建人的诗意生活。总体而言,“反讽”发展到“新批评”阶段非常复杂多义,既是分析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术语,也被理解为文学的本质,在最根本意义上则是现代生存哲学,“新批评”通过理论与创作的实践建构起“反讽诗学”体系[12]。

反讽诗学以现代主义哲学为根基、产自近代工业社会的文化背景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异质。相对传统重视和谐的审美倾向,反讽诗学因为确认世界的分裂本质而直视各种冲突对立,恰恰立意于不和谐;相对传统九九归一、化繁为简的认知模式,反讽诗学推崇“含混”,体现了歧义的、立体的思维方法;相对安宁、简朴的古典生活理想,反讽诗学反映的是现代人矛盾丛生的生存现实。比喻而言,反讽诗学拥有矛盾冲突、分裂对立的灵魂,照亮了穆旦等诗人颠覆“风花雪月”、表达现代生存的探索之路。

穆旦谈诗歌理论的文字不多,“新的抒情”可算他诗学主张的“纲领”。细究“新的抒情”的具体内容,就可以看到诗人对反讽诗学的领会。穆旦说明,“新的抒情”是“正在从枷锁里挣脱出来……的缓缓的起伏”、“有理性”。这类诗歌体现“渗进了情感的‘机智’”,阅读时“要用一点思索后才能被感动”[4]。所谓“渗进了情感的‘机智’”,其实正以“反讽”为底子。“机智”作为诗歌的情感处理方式,区别于浪漫主义的纯粹化和喷射式,它是对立冲突中的多义化、是蓄势未发的潜隐式。所以穆旦评价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最大创新是以“脑神经”代替“血的激荡”,是诗人们运用“锋利的机智”在现代文明的“荒原”苦苦的垦殖[4]。因为诗人唯有运用智慧、技巧苦心经营,才可能尝试把握和表述错乱复杂、无法整合的外部世界及内在情绪体验。

二、穆旦诗歌的语言反讽

上文通过分析穆旦与反讽诗学的遇合阐明了穆旦诗歌的哲学基础,这一部分则针对具体的语言现象。采用“细读”的研究方法,笔者借助“新批评”常见的三种反讽技巧:悖论修辞、戏拟、语境,考察穆旦诗歌如何在克服新诗的浅白直露、突破传统诗境等问题上获得推进。

悖论修辞 新批评的反讽理论主将布鲁克斯曾将悖论(paradox)与反讽(irony)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13]184。反讽不能等同于悖论,但就这种混用现象来看,反讽因为体现矛盾、冲突、对立、分裂等特征,与悖论相当接近。穆旦反复说到欣赏普希金诗歌“综合两组相反事物”、“表达两种互相冲击的东西”,认为两类截然不同的意象或表现手法可以交替打动阅读者的心、带来“在两个世界的气氛中反复穿行”的阅读经验[14],显然深谙这一矛盾并立的语言技巧。

穆旦诗歌频繁运用悖论修辞,大量悖于常理的短语镶嵌在诗句中格外“扎眼”。如“痛楚的微笑”(《蛇的诱惑》),“温暖的黑暗”(《诗八首·之三》),“丰富的痛苦”(《出发》),“虚假的真实”(《祈神二章》),“聪明的愚蠢”(《隐现》),“充满意义的糊涂”《(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至高的虚无”、“不情愿的情愿”、“不肯定的肯定”《(三十诞辰有感》),“享受没有安宁”、“克服没有胜利”《(诗》)“,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良心颂》),等等。穆旦诗歌还堆积了大量悖论语句、句群,有的矛盾冲突显而易见,如:“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取得而无权享受,/他们是春天而没有种子,/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农民兵》)“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情感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隐现》)有的含蓄蕴藉,如“: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被困者》)“这里的恩惠是彼此恐惧,/而温暖他的是自动流亡,/那使他自由的只有忍耐的微笑,/秘密地回转,秘密的绝望。”(《幻想的乘客》)从阅读效果来说,这些自相矛盾、自我冲突的语言因为违背了我们的经验世界,直观上使人觉得晦涩难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语言营造的“陌生化”能起到扭转惯性思维的效用。就以上列举诗句来说,在一种因费解而激发的困惑、好奇情境中,它们启发、甚至逼迫读者主动去猜测揣摩。另外,悖论语言触犯理性逻辑,但从语言贴近生命的层面而言却独具意义。如果说,现代人的生存感觉本来就支离破碎、无法规整,某些生命困境本来就无法言说,那么和生命息息相通的语言与之呼应互动,当然也是艰难晦涩的。

语言方式源自思维方式,总结穆旦诗歌的悖论修辞势必追究隐藏在语言之下的悖论思维。不妨从解析穆旦战争题材的诗歌入手。穆旦曾因抗战流徙,又曾以军人身份奔赴缅甸战场、差点丧生“野人山”,战争经验对他而言堪称刻骨铭心。但穆旦笔下的战争很少剑拔弩张、骇人听闻,常常通过矛盾、冲突的多向度思维展开过程,诗人善于把创伤性经验转化为相对冷静、平和的哲学思考。《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以第一次中国远征军的撤退经历为主要内容,寄托了穆旦对战友、对自我生命的情感记忆,这首诗歌堪称分析诗人悖论思维的典型“案例”。试看“祭歌”一节中的悖论思维展开: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第一句“对死的抗争”说明战争之恐怖,但第二句立刻发生“死/生”转换,因为战士“对死的抗争”赢取更多人生存,这种牺牲可以冲淡死亡的恐怖。第三句、第四句同样构成一组矛盾——“延续/停止”:世界的战乱纷争仍在延续,战士的生命早已停止。更值得注意的是,沿着悖论思维的展开,这四句诗实现了内在情绪的起伏转折。诗句起始“过去的……”统领一、二句,透着遗憾、感伤意味,三、四句却转向庆幸、欣慰的情感。因为相对尘世的“白热的纷争”,死者的灵魂能在“森林的周期”(自然的循序流转)中憩息,死亡何尝不是超脱和宁静?在简单的四行诗句中,一方面以矛盾冲突包含生/死、动/静的辩证思考,一方面通过悖论思维的多向度角力达到“冲动的平衡”,令诗歌情绪趋向一种“哀而不伤”的缓和。正是凭借这种内在张力,全诗叙述“刻骨的饥饿”“山洪的冲击”“毒虫的啮咬”“痛楚的夜晚”等战争经验最终转向远去刀光剑影后的静默,出现诗歌结尾两句:“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一切归结为“无言”,但这是洞悉历史的智者的无言,静默底下有暗流涌动,说出的和说不出的、激动的和平静的、悲愤的和已被净化的……多向度思维角力造成了抒情的动静掩映、制衡,结构出诗歌所谓“冲动的平衡”,也是无言的言说、言说的无言。《野外演习》同样表达“反战”主题,诗歌的前几节以“刹那”和“永恒”的矛盾为中心暗讽军事演习者不辨轻重,忙于模拟战场胜负之争却丧失了生活诗意。最末一节继续以悖论揭露人类热衷战争的原因:“也是最古老的职业,/越来我们越看到其中的利润,/从小就学起,残酷总嫌不够,/全世界的正义都这么要求。”在日常语言中,“残酷”一般和“罪恶”“阴谋”等贬义词搭配,诗人偏把它和“正义”捏合,矛盾冲突的语义设下了语言迷宫。“正义”和“残酷”究竟如何联盟呢?在这里“,利润”是破解密码的钥匙。好战者通过暴力掠夺,快速、直接地积累财富,战争对他们而言只是营利手段,根据这一特性,诗人把战争比喻为“职业”。而且,利润蛊惑好战者“总嫌不够”地投入战争,与资本家孜孜不倦地扩大再生产又何其类似。战争的丑恶,还在于这项“职业”不需要任何技术和资本,它是原始争夺的继续,也体现了最原始的人欲,所以也是“最古老的职业”。另外,为了煽动哄骗大众、确保目的得逞,好战者还给战争粉饰上“正义”的美名。以利润为终极目的,一方面泯灭情感,一方面诱发人性虚伪,这是诗人洞悉的战争本质,也是“正义”与“残酷”联盟的密码。

悖论思维不仅体现在语言操作层面,实际成了穆旦诗歌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正如穆旦向青年友人言说的爱情:“爱情的关系,生于两个性格的交锋,死于‘太亲热,太含糊’的俯顺。这是一种辩证关系,太近则疏远了。该在两个性格的相同和不同之间找到不断的平衡,这才能维持有活力的爱情。”[8]爱情生于“交锋”式的矛盾、碰撞,其他人生体验莫不如此。《成熟》一诗通过“年轻/年老”“聪明/愚蠢”“今天/明天”等一系列对立,描述人生“成熟”的困惑和惨伤:“谁顾惜未来?没有人心痛:/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三十诞辰有感》从三组矛盾对立述说中年以后的人生“荒谬”感,很具现代主义哲学意味:“从至高的虚无接受层层的命令,/不过是观测小兵,深入广大的敌人,/必须以双手拥抱,得到不断的伤痛。”“虚无”作为哲学命题非常玄妙,它是超出人类意识的无限;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虚无”却指向“无意义”“无价值”。这种“至高的虚无”如何把握?诗人将之具象化,引出隐喻之一:“观测小兵/广大的敌人”。它形容一种孤独个人面对外部世界的渺小感受,其悖论在于分明力量悬殊却不得不展开无望的战斗。“拥抱伤痛”则是言说“至高的虚无”的隐喻之二。“拥抱”与“伤痛”生凑、拼接一改“拥抱爱人”“拥抱幸福”等惯用修辞,一方面突显背离逻辑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呈现无可奈何的生活境遇。在穆旦诗歌中,爱情、成长或者老去,无不矛盾纠结、破碎支离。但对诗人而言,唯有以语言体贴并言说这种悖论生存造成的分裂感,方得以拥抱真实生命。

戏拟 所谓“戏拟”,往往用俏皮语言来叙说重大事情或用庄严隆重的措辞描述微不足道的日常小事,因为语气与内容反差,造成荒诞与严肃、轻松与沉重交错的复调效果。在反讽修辞中,悖论是较为明显的语言错位,“戏拟”则是相对隐性的语言错位。穆旦诗歌也常轻车熟路地化用“戏拟”。作为穆旦的代表诗歌,《五月》经常被研究者列举分析,这里从“戏拟”角度切入,只讨论其中的“古诗”部分。中国传统诗歌与起源于民间的词对比,向来有“诗庄词媚”之说,诗歌作为文人士大夫专利,要求规矩的形式与风雅的内容。《五月》的五节“古诗”与传统古诗“似是而非”。作者模仿了古诗形式上的字数划一、四句成段,并且频繁化入常见古典意象:“布谷”“远游”“倚栏”“落花”“飞絮”“清风”“春花秋月”“扁舟”“晚霞”“炊烟”“良辰美景”“饮酒”“九层云”等,传递出古诗的韵味。然而,作者又毫不吝惜地对韵味加以破坏。《五月》的“古诗”虽有句的齐整、节的匀称,却毫无音韵的和谐,试看第一节:

五月里来菜花香(仄仄仄平仄平平)

布谷流连催人忙(仄仄平平平平平)

万物滋长天明媚(仄仄平仄平平仄)

浪子远游思故乡(仄仄平平平仄平)

稍通解古韵的人都能看出上例诗句严重违反平仄规则,并且,《五月》的其余四节也都存在这种“别扭”。另外,就诗中“五月里来菜花香”“你一杯来我一盅”“丑陋乞丐是仙人”等句子来看,明显冒犯了诗歌的典雅。这种俚俗口语掺杂,对“古诗”实施了再一次的触犯与破坏。曾有研究者以《五月》的“古诗”平仄不妥帖为凭据,认为“去中国化”造成了穆旦的无知[15]。但从反讽语言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可以发表截然不同的见解。作为“戏拟”,《五月》夹杂的“古诗”仅保留了古诗的某些形式、意象特征,诗人通过运用不和谐音律、添加粗糙口语等方式,造成“古诗”规则与破坏、典雅与俚俗并存的复调语言。于是,古诗应有的庄重转化为故作庄重,达到了调侃、嘲弄的语言效果。

穆旦晚年写作的《退稿信》一诗,也运用了非常突出的“戏拟”手法。全诗共五节都很口语化,句句都在复述编辑关于退稿的措辞,列举其中两节:

(第一节)

您写的倒是一个典型的题材,

只是好人不算最好,坏人不算最坏,

黑的应该全黑,白的应该全白,

而且叫人一眼看出来!

(第三节)

您写的是真人真事,不行;

您写的是假人假事,不行;

总之,我们有一套规定,

最好请您按照格式填写人名。

诗歌语言固然轻松随意、如拉家常,却处处提醒着重大的文学命题,如“写典型”、“黑白分明”等。身处《退稿信》写作的50年代的人或熟知文学史的人可以领会此类语词的深意:它们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原则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性,统领着那个特殊时期的文学。诗歌却“鹦鹉学舌”般地陈列这些正确、权威的“原则”种种,构造了明显的玩笑、喜剧氛围。所以,用轻松随意语气表达重要严肃的内容,构成诗歌戏拟的第一个层面。敬称“您”的运用,则构成诗歌戏拟的第二个层面。编辑作为说话者使用“您”这一敬称表达了礼貌恭谦的态度,那么“您”所指称的作者理应得到尊重。然而诗歌中的“您”遭遇了完全的轻视和抹杀。编辑的“我”(我们)在道理上自相矛盾、在态度上居高临下,处处否定所谓的“您”。本来,“您”(作者)应为“我”或“我们”(编辑)的对话者,并且是受到尊重的对话者,实际却是个“缺席者”,他一言未发,因为根本无从置喙、被撂在一边。“您”,在诗歌中是复调的,隐含了礼貌庄严的称谓与尴尬低微的地位之间的悖论,也隐含了对话与缺席的悖论。通过戏拟编辑言说,诗人不动声色地瓦解了貌似严正的退稿理由,揭穿了振振有词下的蛮横无理。当然,作为一首在“文革”中“潜在写作”的诗歌,其中既有辛辣俏皮的嘲讽,也有投诉无门的苦笑。

语境 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曾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句的歪曲”,有“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意思。穆旦也善于汲取这一语言技巧,巧妙地以语境颠覆语言本义。截取《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的两节:

谁知道农夫把什么种子洒在这土里?

我正在高楼上睡觉,一个说,我在洗澡。

你想最近的市价会有变动吗?府上是?

哦哦,改日一定拜访,我最近很忙。

我站起来,这里的空气太窒息,

我说,一切完了吧,让我们出去!

但是他拉住我的手这是不是你的好友,

她在上海的饭店结了婚,看看这启事!

初看这些句子,简直词不达意、不知所云。但诗题中的“防空洞”,以及诗歌中陆续出现的“敌机”“炸毁的楼”,还有创作时间1939年4月等逐渐拼凑出一个整体语境,令人逐渐明白原来是抗战时期、躲避轰炸的人在说话:猜测农夫撒种,说轰炸时正睡觉、洗澡,讨论市价,询问住址,应承拜访……只听防空洞里一片七嘴八舌。这本是不经意的日常闲谈,通过外在语境的衬托却产生了“非常态性”:一边是深广的国民灾难,一边不忘琐碎虚伪的嘁嘁喳喳;一边是生死瞬间的仓皇逃命,转眼就是置身事外的闲散喧哗,居然还有人对报纸风月兴致勃勃——“她在上海的饭店结了婚”。琐屑的生活语言本无意义,诗歌的外在语境却赋予它揭露人性麻木、无聊的力量。另外,诗歌建构起的这一“非常态日常”语境进而作用于诗题“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彻底改变了“抒情诗”一词的原义。

《九十九家争鸣记》也可见语境改造语义之巧妙,不妨以诗题中的“九十九”“争鸣”作为关键词加以解析。先看“九十九”。作于1957年的《九十九家争鸣》,明显呼应毛泽东提倡的“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春秋时代另有“百家争鸣”,指儒、道、法、墨等各抒己见。这两层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是全诗的潜在语境。传统认为“九”有多数、圆满之意,如“九霄云外”“九九归真”等说法。然而在诗歌潜在语境“百家争鸣”映衬下,“九十九”独缺一家。所以,此处的“九十九”不言其多实指其少,似说圆满暗讽缺陷,正如诗歌附记所言:“在九十九家争鸣之外,/也该登一家不鸣的小卒。”再看“争鸣”一词。因为古史上“百家争鸣”影响深远,“争鸣”形成了鼓励自由发言以造成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固定义。诗歌正文却建构起一个别样的“争鸣”语境:先花费绝大部分篇幅、以漫画手法描绘各种积极却贫乏的会议言论。诗歌最后一节“我”被迫发言,我说:“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句句从“我”的角度表示肯定,然而句句都指向其反面——“兴奋”是沉默,“成功”是失败,“希望”是失望,“开诚布公”是毫无诚意。尤其“争鸣争得相当成功”的第二个“争”字,用作动词是“争相”“争先恐后”的意思,活脱脱地渲染出一种闹剧氛围。在这里,“争鸣”的固定义被消解,只剩下字面义——徒有形式的“争”,即“争相发言”。诗歌的“争鸣”形容积极、繁荣的会议场面,实际突显贫乏、空洞的会议内容,与“自由”“思想”云云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争鸣”一词在中国文化传统内的意义。

穆旦经历长期的学院训练,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影响,擅长以“语言游戏”来设置迷宫,非常重视诗歌意义的深度和广度。在现代诗人中,穆旦诗歌尤适用以“新批评”式层层剥笋法进行语言解析。但话要说回来,本文并非把穆旦诗歌完全视为西方反讽诗学的产物,借助“反讽”这一已有共识的术语,主要为了说明、解析穆旦诗歌的语言、思维特征,强调他推进新诗创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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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M]//;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M]//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5]江弱水.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J].外国文学评论,2002(3):124-132.

[责任编辑郭玲]

Abstract:M u Dan had been influenced by irony poetics greatly.The ironic lingual techniques can be found in M u Dan'spoem soften.The lingual philosophy in M u Dan'spoem swas illuminated in the paper by the meeting of M u Dan and the irony poetics.Then,M u Dan's poetic language was studied by three kinds of ironic techniques,w hich were paradox,parody and context;they w ere the p rimary term s that had been created by“The New Criticism”.

Key words:MU Dan;irony;close reading

The L ingual Irony in M UDan's Poems—On the Research of L ingual Paradox,Parody and Context

XIONG Q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I052

A

1005—6378(2010)06—0019—06

2010—05—23

2009年河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2009XSK039)

熊权(1977—),女,湖南益阳人,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