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制变革与经济变迁

朱 英

晚清官制变革与经济变迁

朱 英

官制之变革,原本属于政治体制演变中的重要内容,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晚清中国的经济变迁却日益明显地影响到清朝的官制变革。与此同时,官制变革对经济的发展变迁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不仅为研究晚清官制变革的动因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也为探讨晚清经济变迁的多重复杂因素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但迄至目前,近代史学界在这两方面的考察与分析都并不充分,尚需对相关各方面问题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中国虽然早在明清时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极为缓慢,直至鸦片战争前也没有真正进入到工场手工业阶段,仍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可能促使中国走出中世纪,踏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自然对官制之变革也无从产生影响。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既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并引发了包括官制在内的许多方面的变革。如同当时清朝洋务派官员所说:“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于是,清王朝陆续产生了一些新的机构与官员。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即出现了五口通商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出现了南北洋通商大臣以及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等,到清末更产生了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等若干新的中央机构,地方官制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变革。显而易见,经济变迁与政治发展促使近代中国官制不断发生着变革。

官制之变革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同样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类似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近代化发展过程中,政府以及各级官员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19世纪60年代,古老的封建中国开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而启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至70年代,官办民用工业和私人兴办的近代工业也相继产生。在此过程中,清朝政府采取的政策以及各级官员的态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结局。最为明显的是清末新政期间,在朝野上下一致呼吁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救亡图存的舆论声中,清政府于1903年9月设立了商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使清朝中央政府有了执掌实业的专门机构。商部建立后,颁行了一系列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新政策,并且制定了许多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法规,其内容涉及工商综合类、商标、矿冶、铁路、金融、商品赛会、度量权衡、经济社团以及奖商章程等各个方面,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矿务暂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出洋赛会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农会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这些经济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在中国法律史上有着前驱先路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有清一代的历史性创举,不仅在当时对实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其后中国经济法规进一步完善的基础。此外,千百年来沿袭的抑商贱商习俗也得以改变,工商业者首次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获得了应有的权利,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从而大大增强了投资实业的热情与信心。可以说,清末新政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次高潮,虽然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与清朝设立商部这一重要的官制变革之举,无疑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联系。

综上所述,探讨晚清官制变革与经济变迁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不乏现实借鉴意义。本期专栏发表的三篇论文,内容涉及晚清关道的职能及其演变、晚清地方候补文官的职事收入及其影响、清季行省会议厅的建立与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一主题相关,相信能够对于推动晚清官制变革与经济变迁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