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研究述评

刘岩岩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研究述评

刘岩岩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随着学术界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研究已经成为学者研究视野中的一个新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有关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也不少见，且多集中在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武汉工业化进程的推动力量、近代武汉工业的发展不发展和近代武汉企业家群体这几个主要问题上。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梳理，我们发现不论是在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体系的完善和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在史料的挖掘利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的切换上，都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研究述评

一、研究热点及争论的主要问题

近代中国区域工业史的研究，通常都是以上海、江浙一带的沿海地区为中心。尽管后来又有学者对云南、江西等地的工业史进行了考察，但有关武汉这个老工业城市工业发展的体系完备的综合研究却尚未问世，而已有的关于近代武汉工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代武汉工业化的启动问题。近代武汉工业的启动有其鲜明的特点，由于武汉不处于沿海，所以它不属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首先开埠的“第一方阵”城市，这使得近代武汉外资企业的创办明显滞后，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首批洋务运动者所创办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在洋务运动初期也不曾在武汉留下任何痕迹。所以，与国外的工业化进程相比，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属于“后发外生型”，而武汉近代工业的发展更是“后发中的后发”。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中签订的《天津条约》，使汉口成为通商口岸，此时武汉的开埠已经比沿海首批开放城市晚了近20年，有些学者就把为汉口开埠作为近代武汉工业发展的起点，“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到张之洞莅鄂前的30年间，外国人在武汉创办了10多家工厂。这是武汉地区最早的一批近代工业。不可否认，这些近代工厂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然而又正是它们首开武汉近代工业的先河”。[1](p279)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黄长义，他也认为近代汉口开埠后，外商在武汉开办原料加工厂，开启近代武汉工业发展的序幕。[2]陈均、任放认为早期在武汉的外资企业为湖北民众接受机器工业文明制造了舆论氛围。[3](p37)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近代武汉工业化的起点应该从张之洞在武汉主持洋务开始。袁为鹏认为清末张之洞调任鄂督，他所办的铁厂也移鄂，标志着湖北工业化的起始。[4]徐凯希也认为“湖北近代工业以武汉为主体，其发轫于清末，初创于光绪宣统年间”。[5](p164)皮明庥同样持此种观点，“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充当了湖北、武汉地区早期近代化的设计者”。[6](p170)这种观点强调了张之洞在武汉早期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突出了国家资本的重要性，却没有把之前客观存在的外资企业计算在内。

2.关于近代武汉工业化推动力量的问题。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指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越大。”[7](p520)放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来观察，许纪霖、陈达凯认为：“真正成为中国工业化推动者的是清政府，它以洋务派为代表。”[8](p116)具体到武汉地区，各位学者都认同晚清重臣张之洞是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强有力的推动者，针对于此，还提出了“张之洞效应”这个专有名词，即“在张之洞的赞襄与扶持下，清季湖北的近代化事业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开风气之先的样本作用，这一切都与出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密不可分。”[9](p151)任放和陈均合著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对张之洞在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相关主题的论文还有赵保惠的《张之洞与汉阳铁厂》（《齐鲁学刊》1988年第2期），丁永刚的《张之洞的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其实践》（《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袁为鹏的《张之洞与湖北工业化的起始：汉阳铁厂“由粤移鄂”透视》（《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黄长义的《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和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江汉论坛》2004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都认为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后期代表，他在武汉及湖北地区一系列的新政，对武汉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依照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只有依靠政府力量才能启动工业化的进程，对于近代工业起步较晚的武汉，尤其需要张之洞这样的具有洋务思想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此外，盛宣怀在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相关的成果除了费维凯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外，有代表性的论文是袁为鹏的《盛宣怀与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再布局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

进入民国时期后，武汉工业发展的火种不曾熄灭，只是此时的推动主体却由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变为民国初年的民间主导型。近代武汉很多著名的民族资本家，都是发迹于旧式商人和买办，“巨商和买办如刘歆生、刘子敬、郑燮卿、宋炜臣、朱褒三、周扶九、劳敬修等，对工业投资都在100万元以上。”“他们事实上成为武汉第一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6](p416)所以，在近代武汉工业启动问题上，不能忽视汉口这个“四聚之一”的传统商业城市对近代工业启动提供的资金上的帮助。

3.近代武汉工业的发展与不发展。近代武汉工业发轫后，武汉地区工业的发展轨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过程几起几落，既有晚清高速发展期，民国初年尤其是一战前后的黄金发展期，也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低谷期和抗战时期的殖民地性质的畸形发展期。所以，说近代武汉工业有了发展，是纵向从武汉历史的发展轨迹进行比较，机器工业取代了手工业必然会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近代武汉工业虽然在清末因为张之洞的大力倡导，得以迅猛发展，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主客观的各种因素，此时武汉的工业虽然也有发展，但速度明显变慢，且波动极大，“以纺织业为例，1908年，武汉的纱锭数还占全国总纱锭数的20.6%，比之于上海30.6%相差只10个百分点。但到1935年，武汉的纱锭数却只占3.0%，比天津的4.8%、无锡的6.5%、南通的3、9%还少得多，更不用与上海比了”。[10](p189)而且，由于1938年武汉的陷落，武汉的主要工业部分要么西迁大后方，要么被日军强占沦为殖民地经济的附庸。虽然在抗战胜利后，随着内迁企业的回迁和国民政府的一系列救济工业的举措，武汉地区的工业有些增长，但是再也难以使武汉重现昔日“东方芝加哥”的辉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汉地区的工业又是不发展的。

学术界对于近代武汉工业发展成效问题，也是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徐凯希的《辛亥革命与近代武汉及湖北工业》和《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武汉及湖北工业》选取了在近代武汉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政治事件为坐标，对这两个时期内的武汉工业发展进行论述。皮明庥从宏观上对近代武汉工业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徐鹏航主编的《湖北工业史》对武汉工业的发展着墨很多，该书以时间为线索，介绍了近代武汉在各时间段的发展情况，其考察面几乎涉及了近代武汉的每一个行业。其他一些学者则选取近代武汉工业的典型部类和企业，从微观上来论述近代武汉工业发展的具体成果。比如冯天瑜的《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的盛衰》（《青年论坛》1985年第5期），郭其耀的《近代武汉工业一瞥》（《武汉春秋》1984年第1期）、蒋乃镛的《武汉纺织工业总述》（《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83年第2期）、周振刚的《武汉的荣家企业》（《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3期）、汪熙的《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济教训》（《复旦学报》1979年第6期）、代鲁的《汉冶萍公司的钢铁销售与我国近代钢铁市场1908—1927》（《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龚治生的《我国最早的大型煤铁企业——汉冶萍公司》（《求索》1984年第4期）、赵晓雷的《论汉阳铁厂》（《财经研究》1995年第8期）、王刚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创办始末》（《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1期）等。这些研究成果相得益彰，从不同层面对近代武汉工业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近代武汉工业发展中的企业家群体的研究。在近代武汉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在民国时期，正因为涌现出大批反应机敏、极富进取精神的企业家，武汉工业才能在经历过一次次残酷的天灾人祸后，还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已有的对近代武汉企业家的研究，多是些回忆录性质和叙述性质的文章。现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从籍贯上看大多数近代武汉企业家并非武汉或者湖北人，比如创办燮昌火柴厂、扬子机器厂、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等企业的宋炜臣是浙江宁波人，创办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和福新面粉五厂的李国伟是江苏无锡人，这些“客商”都来自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从出身上看，近代武汉颇有实力的企业家来自于商人、买办群体，典型代表如刘子敬、邓纪常等人，除此之外“同宋炜臣、刘子敬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相比，湖北近代民营工业的创办者中，人数更多的，还是由普通的小工商者、小作坊主、学徒、工匠、店员转化而成的中下层资产阶级。”[11](p78)所以，从中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代武汉企业普遍规模都不是很大并且绝大部分企业都曾经使用了外资。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建议

通过对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的总揽，可以发现近几十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有了为数可观的成果并且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不过，在这些成果中仍然有某些不足。

1.研究方法略显单一。有关近代武汉工业的描述虽然很多，但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史料的罗列和堆砌，没有用经济学或者工业学的理论进行解读，这直接导致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只是静态平面的描述，缺乏动态的启迪性的理论展开。刘佛丁认为从事经济史的相关研究要“注重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对历史事实做宏观的统计研究。尽量避免采用传统的历史编纂学那种根据几条文献资料就做出质的判断的做法。对尽可能收集到的原始资料加以归纳和重组，或根据经济学原理，用间接指标，对缺失直接经济数列的事物作出说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12](p306)具体到近代武汉工业化研究的问题上，由于工业化既包含经济、政治、地理方面的因素，又和社会转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密切相关，这必然要求各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但是翻阅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还都是停留在“寻章摘句”的阶段。

武汉是个因商而兴的城市，近代武汉的商业资本毫无疑问是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是如何流动的?它和工业资本之间是什么关系？而这样的问题在套用了经济学中的资本流动理论后，才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还有关于近代武汉工业发展为何如此坎坷，尽管已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但结合经济学中相关理论来分析，归根结底还是缺少制度的保证，因为没有了制度的保证，工业化就失去了持续的动力，那种依靠个别官员主导的工业化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态的反应，尽管会取得暂时的辉煌，但终究是不可能长久的。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术界从制度变迁这个角度来解读近代武汉工业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

2.研究体系不完善且盲点多。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研究体系的不完善，首先表现在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宽广、研究着力点的分布不均匀，既缺乏纵向的连贯性，又鲜有横向的比较性。近代武汉工业的发展，历经了晚清政府统治时期、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这三个主要阶段，在这三个时期内，前一个时期的工业积累对后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后一个时期的工业是如何继承前一个时期的工业遗产的，而随着时代的更迭和制度的变迁，各个时期的政府对工业发展往往采取不同的政策，近代武汉的工业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论文进行论述。

从横向上看，武汉的工业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势必和周围的城市尤其是长江沿岸的城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点上，皮明庥的《近代武汉史》把武汉同沿江的沙市和重庆进行过比较，但篇幅不多，语焉不详。相关的论文不多，有代表的是黄汉民的《长江口岸通商与沿江城市工业的发展》，他认为“长江沿岸由东向西逐渐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汉口、重庆4个城市中心为主的狭长工业带。这条工业带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近代化，并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3](p233)并且伴随着民国时期武汉外贸地位的下降，武汉在工业方面也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很少有学者触及。

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是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它体现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很多共性，比如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这三股合力共同作用，推动了近代武汉工业化的进程。在论述外资企业的作用时，更多的研究成果是把研究视角放到了日本这个国家上，尤其是日本与汉冶萍公司的关系，更是著述颇丰，比如武汉大学经济系编的《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却忽略了英、美、俄、德诸国在近代武汉工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进行具体工业行业分析时，武汉的钢铁工业、军事工业和棉纺织业往往是考察的重点，其他的相关门类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即使是被关注很多的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目前也没有一个很有分量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相关论述的研究成果。

3.原始资料利用率不高。研究历史没有原始资料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在已有的研究近代武汉工业发展的成果里面所使用的材料往往大同小异，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分别由三联书店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套《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湖北省志》（工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曾兆祥主编的《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引用率最高，这些著作曾经是一个时期学术领域内的佳作，自然有其可取之处，但科学研究讲究推陈出新，做历史更要有不断挖掘第一手史料的毅力，尤其要特别关注研究领域的档案资料和过去的报刊资料。武汉档案馆藏有数量可观的关于民国时期武汉工业机构、工矿企业、金融机构和商业团体的第一手资料，湖北省档案馆收藏的相关资料也以民国时期的为主。抗战时期迁到大西南的武汉工业档案都被系统地保存在重庆市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近代武汉工业的档案多集中在国民政府实业部、工商部和经济部等卷宗中。资料虽然丰富，但笔者遗憾地发现在近代武汉工业发展研究过程中，这些珍贵的资料却被尘封，甚至湖北省档案馆和武汉档案馆馆藏的许多档案资料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报刊利用方面，武汉本地的《武汉日报》、《汉口商业月刊》、《工商月报》、《经济评论》等资料的利用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更谈不上对全国性报刊如《申报》、《大公报》、《工商半月刊》、《实业统计》、《纺织年报》等资料的发掘使用了。另外，武汉或者湖北的地方志、文史资料、亲历过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者的回忆录也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得到体现。

总之，目前已有的关于近代武汉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要么是大跨度、粗线条的，要么是偏重于特定领域内的细致静态考察，所以，在掌握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前提下，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对近代武汉工业化的进程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1]殷增涛.武汉对外开放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2]黄长义.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J].江汉论坛，2004，（3）.

[3]陈均，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4]袁为鹏.张之洞与湖北工业化的起始：汉阳铁厂“由粤移鄂”透视[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1).

[5]徐凯希.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武汉及湖北工业[A].冯天瑜，陈锋.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6]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7][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8]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9]任放.近代化、权威主义与张之洞效应[A].冯天瑜，陈锋.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0]彭敦文.民国年间武汉经济地位下降原因述论[A].冯天瑜，陈锋.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1]徐鹏航.湖北工业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12]刘佛丁，王玉茹，于建伟.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3]黄汉民.长江口岸通商与沿江城市工业的发展[A].上海中山学社.近代中国(第九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高思新

K25.9

A

1003-8477（2010）09-0105-03

刘岩岩（1983—），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8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