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精简”的历史镜鉴

贺永泰

50年前，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困境，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危机，国家出现大饥荒。如何克服困难？陈云提出，唯有减少大跃进以来多招收的职工和膨胀的城镇人口，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当时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 “首要问题”和 “一项根本性的措施”，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 “非常时期”采取的一项 “非常措施”。自1961年至1963年上半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和吃商品粮人数2800万人。周恩来说，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搬家。故谓之 “大精简”。

大精简是“三面红旗”这样一个“左”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当时就引发过一些问题，如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请愿、上访、闹事、自杀和离婚等事由。而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好转的情况下，被精简职工的生活救济、复职复工及其家属要求返城等又成为新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在当时、后来乃至今天也未得到解决或长期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已演变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当年的精简退职人员现在大多年龄在70岁以上，近十多年来，他们多次向政府和自己当年所在的企业和单位提出增加生活费及生老病死等方面的诉求，这方面的信息时常见诸网络媒体，主要涉及政策、身份认同、待遇的改善和生活补助发放等方面的问题。反思大精简，其历史镜鉴发人深思。

招人容易减人难

大跃进期间，各级各地大办工厂，机器到处响，工厂遍城乡，引发了1958年和1960年的两度大招工，所招收的职工相当数量来自农村。期间，城镇人口的迁移增长占增加的城镇人口总数的67.0%。由于城市职工增长过快过多，致使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城市供应紧张和农村生产困难的局面加重。由于全国农业减产，轻纺工业的农产品原料短缺，加之煤电能源等供不应求，许多工厂生产困难，开工不足，处于被迫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刘少奇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总起来讲，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得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人不可。

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意味着既有的一部分城市职工和人口由城市户籍退转为农村户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顺常事情，有悖人口迁移常规，且不光是一个被精简本人及其家庭的问题，更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艰巨复杂的精简工作虽然完成了，没有出现大乱子，但在当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而被精简职工要求复工复职和提高生活待遇等却演化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陈云感叹道：“大跃进几年来增人太多，这件事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招人容易减人难，以后再不能这样搞了。”大精简的深刻教训昭示我们，就业是民生之本，必须统筹好经济社会的关系，使经济发展同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结合，在改进和完善劳动用工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反城市化是倒退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事关工农联盟的巩固，事关城乡差距的缩小。反城市化则有悖社会进步的趋势，妨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城乡一体化的实现。大跃进使不少农村地区年轻的劳动力流向城市，而大精简又使这部分原先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转而变成城市剩余劳动力逆向流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一番折腾，农民还是农民，身份并未改变。这就违背了人口迁移规律，形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畸形现象——逆向人口迁移和反城市化运动。

有研究者认为，依据 “列文斯坦法则”，即在人口迁移的方向上，净人口迁移流通常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是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据此，本次人口迁移是一次逆向人口迁移，违背了人口迁移规律，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次大倒退，它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城市化进程，直接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迟滞。大精简的史实启示我们，反城市化是一种倒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遵循人口迁移规律，从国情出发，统筹工农，兼顾城乡，循序渐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美好愿景。

粮食是重中之重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但手中有粮时，政府对粮食的重视程度、人民对粮食的珍惜程度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弱，甚至会产生错觉，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处置。如陈云所说， “一九五八年是丰收，大跃进，认为粮食问题不大了，人可以大批进来了，结果城市人口增加很多”。大跃进期间，由于党和政府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发展的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村生产的困难，这方面的困难自1958年冬就显现出来了，粮、油、副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的供应普遍紧张起来，一些地区闹粮之风，此起彼伏，越是 “红旗县”越厉害。三年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由于缺粮严重，有相当一部分城乡居民患了浮肿病、肝炎和妇女病，更为严重的是，饥荒带来了大量的非正常人口死亡。

大精简的教训告诫后来人，粮食是稳定民心最重要的物资，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 “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安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子孙后代，因此，保障粮食安全始终重要。在城市化进程中，粮食问题关键在农村，发生问题在农村，解决问题也在农村，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至关重要。

体制具有根本性

体制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十年建设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指标的制定、资源的配置、工厂的开设以及职工的招收等，均偏离市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 “二五”计划在执行中因受到干扰而一度中断。中央与地方的正确关系是，要在巩固中央统—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1958年6月底，中央下放企业经营管理和劳动用工权力，结果各地区、各部门各自为政，大上基建项目，大肆招收职工，城市职工和城镇人口迅猛增长。由于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体制问题时说： “‘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

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精兵简政”，主要是着眼于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而不是从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还是“短期行为”。十年建设时期的实践充分证明，经济发展与体制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忽视、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看不到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只是围绕“放权”与“收权”打转转，而“放权”也主要是放给地方，并未放给企业，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