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选票的围观改变不了中国

十年砍柴

应当真诚地感谢江西省宜黄县官府，也真诚地感谢县尊邱建国大人以及他的众多幕僚。

此言决非讽刺。9月10日和9月16日，在宜黄县钟家的楼前，在南昌昌北机场，宜黄官府分别在副县长和县委书记的现场指导下，上演了两幕必将载入史册的人世悲剧，这两幕悲剧在全国网民的围观下，演示了权力是如何的霸道、蛮横、为所欲为；演示了官员为了维护自家的利益，是如何冷血、凶残、谎言连篇；也演示了从秦始皇开始，经过历代装修粉饰的政治制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千疮百孔，公信力已荡然无存。

钟家人所做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受冤抱屈后才会采取的传统救济方式：先死给官府看，希望给官府以道义上的压力；此路不通后进京叩阙告状，希望圣君清官能为自己做主。这是典型的子民心态，也是典型的弃妇逐臣心态。死给官府看，实则将官府看成是掌握自己命运的父母大人，“父母”如舜那位瞎子父亲一般不明不慈，可做“子女”的，不敢不孝，只能用一种自虐的方式来唤醒“父母官”心底那一点点良知。若唤醒不了“父母官”的良知，则只能去找能管住“父母官”的“祖父”，希望“祖父”能阻止“父亲”的胡作非为。

基于这样的逻辑，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非常重视子民“死给官府看”和“告御状”的情结的，他们知道如果连这点希望都破灭了，那么绝望的子民恐怕就会下与子偕亡的决心了。因此，在明清两代，若有细民因官府逼迫而公然自杀抗争，那么当地官员十有八九会被言官参劾，不罢官也会脱层皮。即使到了清末，王朝已风雨飘摇，老佛爷依然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企图在朝廷的厚脸皮上涂抹一层公正开明的金粉。

但古代王朝和现今有所区别的是：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帝国，自然经济占主体，农民们耕作、商人们做买卖，官府无需太多地介入，只要做好收税、治安、赈灾就行了。地方官想升迁，其打造政绩的重点也不是搞经济。对于官员来说，利益有两类，期权和现金。期权是长期目标，比如升官；现金则是用职权谋私。如果过于重视“现金”，搜刮民财，引起民怨，可能会影响官声，对其升迁不利。而在当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方官的“期权”和“现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协调统一。比如大力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房地产，其带来的危害往往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地方主要官员收获的则是利益：既能出政绩获取期权收益，又能获取丰厚的“现金”，那积极性比古代官员肯定要高得多。

从成都唐福珍到东海县陶会西，再到9月10日的江西宜黄事件和9月16日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地方官吏以“维稳”绑架中枢，屡试不爽。县衙的政治智慧超过他们上司的上司。他们知道，只要作恶到足够的程度，任由媒体报道，影响的不仅是他们的官帽，更是所谓江山社稷之稳。所以，一定会有上司的上司主动给他们排忧解难。同时， “宜黄事件”清楚地显示，“维稳”其实就是两种“维权”的剧烈冲突：官家要维护权力的垄断地位和百姓要维护本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而在这一点上，官场上下，其利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么各方面、各层级的权力拥有者一定会很快求同存异，舍分歧而维护共同利益。

当下，说是“主权在民”，你我那点“所有权”又如何体现呢？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主权在民”必须要由一张张实实在在的选票才能体现。国家理论上属于全体人民，但实际上没有具体的、稳固的所有人，那么从上到下，他为什么要想得太远，向以后的当政者负责呢？自然就是一种“击鼓传花”的心态。因此，尽管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被全国网民围观，算是网络时代一种进步，但这种技术上的进步究竟能对政治上的进步有何促进，我很不乐观。因为他们可以凭权力驱赶围观者、屏蔽现场。下次，我们可能连这种围观的机会都没有了。

没有选票的围观，改变不了中国。

【选自《天涯社区》本刊有删节】

插图 ／ 维权之剑 ／ 罗德里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