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钱和坏机制输进血管里

从玉华

十年来，人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掂量起“一腔热血”的分量。

天平秤上托着空空的血袋，电子显示器上的数字迟迟为零，多家医院守在血站门口，昆明血库告急，告急！

濮存昕义务献血的公益广告在电视里滚动播出，邓亚萍献完血，弯着手臂一脸微笑的大幅公益广告，出现在北京地铁的每个出口——可北京的血库存量只有正常值的一半。

武汉、太原、重庆、长春、青岛……“血荒”在十几个城市蔓延，全国遭遇十年来最严重的血荒。一座座城市，都在等待干瘪的血袋鼓涨，天平秤高高翘起。

整个社会得了“贫血症”。我国的献血者只占人口比重的0.84%，远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4.54%和中等收入国家1.01%的比例。

而如果有一份社会化验单，那就会显示我们这一次患的是“制度性贫血”。简单说，社会肌体，缺的不是爱心，而是公众对公共卫生体制的信任。

血液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它应该像水、电、供暖系统一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被需要的人获得。这也直接决定了无偿献血是公益事业的不二属性。

可“无偿采血，高价用血”的商业机制，赤裸裸地阻塞了社会健康的血管。汩汩热血从无偿献血者的血管流出，途经血站，到医院，再到病人的血管，中间多少利益差？一袋血几百上千元的费用合不合理？血站盈不盈利？采血成本到底是多少？

尽管卫生部门一再强调，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盈利，可从来没有给公众一本明白账。加上媒体报道的“血浇兰花”事件，以及成都使用无证血袋、致使取自无偿自愿献血者的两万三千七百三十九袋鲜血倒进水沟的恶性血浆污染事件，把人们一次次地推向愤怒的巅峰。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献血四十一次，日本明仁天皇献血十五次——日本甚至以法律形式规定官员必须带头无偿献血。再看看我们的数据：在无偿献血人群结构中，53%的血液是打工者捐献的，30%的血液是学生捐献的，而公务员和医务人员所占比例只有0.28%和0.29%。

市民献了，公务员不献；学生献了，老师不献；家属献了，高喊“献血无害”的医生不献。昆明每年投入一百万元宣传义务献血，可现在平均每天只有十人献血。

我们不缺法律，可有一百部法律，就有一百零一个问题。《献血法》颁布十二年了，“无偿献血、免费用血”已明确写入法律，可全国只有深圳规定了一次献血，终生免费用血。献血证又属于“地方粮票”，异地不通用。加上免费用血“先垫付后退款”的报销程序繁琐，让许多人认为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

更让人担心的是，公众屡屡“被献血”。义务献血“政治化”、“行政指标化”，部分高校规定不献血取消入党资格，不献血不发给学位证书，取消保研资格、论文答辩不予通过，甚至对称“来例假”的女生脱衣检查，以决定是否献血。

这些简单、粗暴的行政做法，只会让人们心里的荒草越长越茂盛。要知道，血荒荒的是人心，血荒也绝非是一天荒起来的。

几天前，卫生部官员当着众多媒体的面捋起袖子献血，不难预测，全国很快将有一轮强大的、运动式的义务献血的宣传和动员，可这只能缓解一时，正如媒体报道昆明血荒的第二天，就多了三十个无偿献血者。

香港1952年开始推行无偿献血的第一天，只有两位华人献血。如今，97%的适龄市民都自觉参与了无偿献血，满足了香港的免费用血。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都从过去的有偿献血，逐步向无偿献血过渡，最终实现了公民无偿献血和免费用血。

别人用了几十年走的路，我们要赶紧走完，正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感慨：“我们要被迫地感谢一下血荒。”

我们必须相信一点：公众的心没有变冷。但光有热心是不够的，要解决血荒，首先得保证不要把钱和坏机制输进血管里。

【原载2010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插图 ／ 心灵急救 ／ 兰帕佐·马塞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