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往事

杨时旸

一生纠结在政治与个性之间的张仃，在办完离休手续那天，回到家，在地上打了一个滚，他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可以画画了。

北京西郊九龙山林场的门口张贴着一块张仃居所的指示牌。自从2月21日张仃病逝的消息传出后，这个别墅区的安宁就被川流不息的人群打乱了。从政府官员到艺术界名流，以及众多学生晚辈，都前往张仃居所吊唁。

在张仃生前的画室内，他的夫人灰娃布置了一间简朴的灵堂。一切按照张仃的遗愿安排，不开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但门外仍摆满花篮和挽联。年过耄耋的灰娃不停地与前来吊唁的宾客寒暄。

终年94岁的张仃波折的一生，其在延安时期的往事、建国后设计国徽的经历和他开创的焦墨国画的成就在人们缅怀中被不断提及。

延安时期，由漫画转向设计

“张仃最早是我的艺术导师。”年过八旬的灰娃坐在二楼的卧室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她身后是张仃晚年养病的小床，如今仍铺着整洁的床单。

那是1938年，22岁的张仃奔赴延安。一年前，抗战爆发，张仃加入“漫画宣传队”，参加“抗敌漫画展览会”，用绘画表达个人抗日立场。早在17岁时张仃就因创办进步刊物被国民党列为政治犯。到达延安后，因在政治上不了解张仃，延安对他并不热情，后经毛泽东特批，张仃才进入“鲁艺”美术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员。那时，比张仃小十岁的灰娃也被姐姐带往延安，进入“儿童艺术学园”学习。“当时张仃虽然年轻，但已经是挺有名的画家。他先教我们的老师，老师再教我们。”灰娃回忆说。

彼时，延安聚集着一群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与国统区沉闷压制的气氛不同，这些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在延安终于感到自由的风气。“那时候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没开，延安的风气很开放。”灰娃说，“大人们(注：指张仃和其他老师)有很多都从国外回来、从大都会去的青年，思想都和国际接轨的。”

张仃虽然从未留学国外，但有着与生俱来的反叛个性。到达延安之后，他仍然把漫画作为第一选择，他还用漫画描绘他的朋友兼战友萧军、丁玲等人。但是，面对着日本的入侵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压力，延安内部的政治空气也渐渐紧张起来，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充满夸张和变形的漫画在小圈子内被批判。“他们说张仃的这些漫画是丑化革命作家和革命干部。”灰娃回忆。

政治形势的紧张更加剧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转变。而画家出身的张仃坚持艺术第一的准则，在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张仃感觉到不适应。“鲁艺”内部的左倾态势也让这位生性自由的画家感到憋闷。随后，张仃致信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给他回信，称“个人和集体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但到了1990年，张仃仍然选择暂别延安，去往重庆。在那里，张仃与张光宇筹备《新美术》杂志。皖南事变突然爆发打乱了原有计划。周恩来派人与张仃等文化界人士联系，让他们做出选择，去香港或者返回延安。1941年，张仃回到延安。

同年，毛泽东所作的《改造我们的思想》标志着延安整风的开始。延安的风气开始明显变化。张仃没有回到“鲁艺”，而选择了“文艺界抗敌协会”。一年后，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召开。延安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求文艺家们改造思想改造立场”。

“在延安整风之后，张仃已经对一些事情有些不满。”张仃的学生、研究者、清华大学教授邹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张仃的个性再一次遭致工作的调动，他从“抗协”转到“青年艺术剧院”教舞台美术。

延安风气的变化让张仃不得不再度将工作重心转移，张仃风格夸张的漫画受到批判，而毫无宣传气味的国画又不是革命的需要，张仃无奈又顺其自然地转向更为超脱的设计工作。

从摩登的异类到党内设计师

张仃逝世后，有人评价他为“党内首席设计师”。这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在“抗协”工作期间，张仃开始主持“作家俱乐部”的设计。“那个俱乐部里还有个酒吧，比现在有的俱乐部还摩登。”灰娃回忆说。

在充斥着灰布和土黄色窑洞的延安，张仃想尽办法张扬艺术家的个性。在设计作家俱乐部时，他用木头钉成几把椅子靠墙放好，再找来毛毡铺在上面做成简易沙发。又用当地农民的筛子做成灯罩，镶在墙上，油灯的光亮从筛子孔中透出，让油灯变成柔和的壁灯。在作家俱乐部的场地中间，张仃把一大块粗布悬挂起来，围成圆圈，圆圈内部安置了一个吧台，著名作家萧军的夫人就在酒吧里卖当地农民自酿的烧酒。

张仃还设计了作家俱乐部的会徽——一把火焰中的钥匙。“意思是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到人间。”灰娃解释说。在俱乐部建成后，张仃为大家制作面具，组织舞会。“大人们都戴着那种黑的面具在跳舞，我们小孩子也戴着面具乱跑。”灰娃回忆，“很像化妆舞会，虽然穿的还是土布衣裳，但是那个意思很好。”

在張仃心中，革命就应该为个性充分解放留足空间，他对于延安地区内一些刻板的风气始终不屑。有时，张仃路过中共首长的驻地，门口的卫兵会呵斥“你们是干什么的?”性格不羁的张仃就上去抓住卫兵的领子大声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他的特立独行在延安声名远播，延安整风之后整齐的步伐中，张仃似乎是一个活跃的异类。诗人艾青曾经评价，“张仃到哪，摩登就到哪。”

在延安整风后的几年，张仃一直在政治要求和坚持个性中间左右平衡，他无法彻底放弃艺术家的个性但也随时为了自己曾选择的政治信仰做出妥协。

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张仃走出延安，随军北上，先至张家口后到哈尔滨，任《东北画报社》总编辑。除创作一些政治宣传色彩较浓的漫画外，张仃将精力转移到年画的搜集和整理。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9年。

婉拒政治委任

新政权的建立让张仃感到欣喜。但是，政治上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画家可以就此回到画室专心作画。延安的经历和中共党员的身份，在建国之初的特殊时段内，张仃屡次被予以重任。

从设计政协会徽到首套纪念邮票，乃至最为重要的国徽设计均有张仃的参与。在为一系列开国庆典进行设计布置之后，周恩来派人与张仃接触，希望他能留在政府内部，让其主管专事大型仪式庆典的“典礼局”，张仃最终婉拒，他选择回到校园。1949年，张仃与王式廓等人接管国立北平艺专，翌年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张仃被任命为实用美术系主任。

“张仃最爱的是国画，他一直想专心画国画，做职业画家。但是条件不允许。他曾经做过设计，组织需要他去做了实用美术系主任。”灰娃说。

张仃一直摇摆在行政工作与职业艺术家的梦想之间，但仍沉浸于新政权建立之初的喜悦。直到1950年代后期，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50年代初期，张仃一直被政府派往欧洲参加莱比锡以及巴黎国际博览会等活动，为中国设计国家馆，这样的经历在反右运动中使张仃免于受难。1957年，他被调往刚刚组建的中央工艺美院任第一副院长。“调动了三次，他都不愿意去。他就想画国画，哪怕去画院都行。”灰娃回忆，“但是人家说，画院是统战部门，你难道想被统战吗?”最终，张仃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调往工艺美院。

艺术家的性格与行政官员的身份让张仃在反右运动中左右为难。一边是被打成右派的昔日好友，另一边是来自党内反右的政治要求。有时必须要他出面审查右派，他就对右派对象说，“这位同志，请你好好写吧”。“叫同志，就是告诉他们，你还是自己人。”灰娃说，她曾经多次看到张仃同丁聪、黄苗子等“右派”们坚持来往。

反右运动并非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的高潮，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曾躲过一劫的张仃彻底卷入政治漩涡。他曾经特立独行的个性、在延安举办西方现代派艺术展的历史以及对于毕加索的喜爱都被因此扣上了政治帽子。一夜之间张仃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时期，张仃将自己的200多幅有现代派风格的画作交给灰娃保存。彼时，张仃的第一任夫人尚健在，灰娃是张仃夫妇的好友。灰娃将画作通过邮局全部寄往农村外婆家，并写信叮嘱家人妥善收藏。但不久后，文革声势更加浩大，张仃只能交代灰娃将画作全部烧掉……文革之中，张仃曾被红卫兵强迫举着自己的“反动黑画”游街批斗。

文革结束后，张仃被任命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直到80年代中期离休。“他办完离休手续那天，回到家，在地上打了一个滚，他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可以画画了。”灰娃说。从那之后，张仃开始去往各地写生，创作了大量焦墨国画，也终于不用摇摆在政治要求与个性之间。

晚年的张仃仍然注重自己的形象，每次外出，都会认真梳理头发和胡须，走路时腰板一定挺得很直。

农历腊月二十九，邹文曾到医院探望张仃。彼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通过眨眼与人交流。一向注重形象的张仃，因治疗需要被医护人员剪掉了胡须。邹文记得，那天，张仃一直攥着夫人灰娃的手，“掰也掰不开。”

“最后他很平静，没有什么遗憾，也就去得安心了。”夫人灰娃说，“张仃有遗言，不做遗体告别仪式，骨灰入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