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命运

王俊义

中国人形容某某折腾来折腾去，却总是越折腾距离自己的目标越远，越折腾越是给命运带来不能承受之重时，就给这个人下了个定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仔细一品味，国人的命运往往的确就系在一张纸上，分开来计算，或许比一张纸还薄。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圣旨也就是一张纸而已，却能决定臣子命运的起起落落、跌跌宕宕：说让你到海南流放，你就要义无反顾地奉旨去海南；说让你去死，你听了圣旨，不但不能愤怒，还要谢主隆恩。有时候皇帝的圣旨把大臣满门抄斩，一下子一个家族全部完蛋，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系在一张纸上，谁能说一个人的命运比一张纸厚？

1948年，我们这儿解放，县长是地下党，副县长是解放县城的部队里留下的。填表的时候，县长蒙了，他的表和副县长的表不一样：从部队下来的副县长是铅印的表格，来自地下党的正县长是油印的表格。一张纸不一样，他们的命运也就不一样。很快，县长被调到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县县长，副县长自然就成为新县长。离开的老县长常对自己的朋友说：“别小看一张纸，它标志着身份的不同啊！”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我们的偏远乡村，也流行通告之类的东西。一张白纸上写满了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字，根据“罪行”的大小，分为一二三等。只要是上了这张白纸的，就是村子里的斗争对象，想什么时候斗争他们，就什么时候斗争他们。一张写满名字的白纸，在那个年代，就是命令，就是政策和法律，就是一部分人的命运。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孩子接到一纸大学的通知书，全家人都捧着这张纸高兴得难以形容：“你再也不用穿草鞋了，你再也不用吃红薯面馍了。”有了这张纸，多年后，他们就成为了国家干部。有的职务上升得很高，是他们自己想也没有想到的——有的当了省长，有的比省长职务还要高；当然，也有的后来成了大贪官，接到的是一纸判决书，比如最高法院的黄松有，写交响乐的王益。一张纸让一个人升到命运的巅峰，还是一张纸让一个人跌入人生的底谷。

现在政府部门的人对于象征权力的一张纸期待更大。有的时候，一个地方提拔四五百人，一张纸上密密麻麻都是人名。上了那张纸的，自然是兴高采烈；没有上去的，自然是情绪低落。有的人说：“咱知道自己上不去，咱没有花钱，咱没有送礼，上不去就算了”；也有的人骂：“咱钱也花了，礼也送了，为什么还没有咱的名字？”因此，他就开始用一张纸写告状信，不把收礼的人告下来，就决不罢休。成也一张纸，败也一张纸，让人感到命运的轻狂和无奈。

大学和科研部门的“专家”们，一生都在为一张教授的聘书而奋斗。评审教授和研究员，每一年都有该评上的没有评上，不该评上的评上了的情况。有些很有真才实学的人，到老了还是一个副教授，让他们失去面子和尊严；有的人快退休了，取得了教授职称，拿到了教授的聘书，已经两鬓斑白、发毛衰落，惨不忍睹。一张纸，害人不浅。

一生为一张纸而奋斗，最后又落实到一张纸上。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张纸上写满了“免职”人员的名单。他们面对着一张最后的“红头文件”，感叹岁月的流逝和生命的无情，充满了庸常和疲倦。

生命的最后一站，依然是一张纸在为一个人的一生做出充满溢美之词的总结。单位的领导拿着一张悼词，没有表情地念着，似乎送走一个，就解脱一次。有的子女们为最后的一张纸上写些什么而紧张，其实那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人已经离去了，管他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呢？其实有的领导，仪式一俟结束，坐上汽车，打开车窗，就把悼词扔出车窗，让这最后一张纸，也像命运一样飘零。

【选自《新浪·博客》】

题图 ／ 地位不同 ／ 托德·戴维森

王俊义

中国人形容某某折腾来折腾去，却总是越折腾距离自己的目标越远，越折腾越是给命运带来不能承受之重时，就给这个人下了个定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仔细一品味，国人的命运往往的确就系在一张纸上，分开来计算，或许比一张纸还薄。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圣旨也就是一张纸而已，却能决定臣子命运的起起落落、跌跌宕宕：说让你到海南流放，你就要义无反顾地奉旨去海南；说让你去死，你听了圣旨，不但不能愤怒，还要谢主隆恩。有时候皇帝的圣旨把大臣满门抄斩，一下子一个家族全部完蛋，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系在一张纸上，谁能说一个人的命运比一张纸厚？

1948年，我们这儿解放，县长是地下党，副县长是解放县城的部队里留下的。填表的时候，县长蒙了，他的表和副县长的表不一样：从部队下来的副县长是铅印的表格，来自地下党的正县长是油印的表格。一张纸不一样，他们的命运也就不一样。很快，县长被调到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县县长，副县长自然就成为新县长。离开的老县长常对自己的朋友说：“别小看一张纸，它标志着身份的不同啊！”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我们的偏远乡村，也流行通告之类的东西。一张白纸上写满了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字，根据“罪行”的大小，分为一二三等。只要是上了这张白纸的，就是村子里的斗争对象，想什么时候斗争他们，就什么时候斗争他们。一张写满名字的白纸，在那个年代，就是命令，就是政策和法律，就是一部分人的命运。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孩子接到一纸大学的通知书，全家人都捧着这张纸高兴得难以形容：“你再也不用穿草鞋了，你再也不用吃红薯面馍了。”有了这张纸，多年后，他们就成为了国家干部。有的职务上升得很高，是他们自己想也没有想到的——有的当了省长，有的比省长职务还要高；当然，也有的后来成了大贪官，接到的是一纸判决书，比如最高法院的黃松有，写交响乐的王益。一张纸让一个人升到命运的巅峰，还是一张纸让一个人跌入人生的底谷。

现在政府部门的人对于象征权力的一张纸期待更大。有的时候，一个地方提拔四五百人，一张纸上密密麻麻都是人名。上了那张纸的，自然是兴高采烈；没有上去的，自然是情绪低落。有的人说：“咱知道自己上不去，咱没有花钱，咱没有送礼，上不去就算了”；也有的人骂：“咱钱也花了，礼也送了，为什么还没有咱的名字？”因此，他就开始用一张纸写告状信，不把收礼的人告下来，就决不罢休。成也一张纸，败也一张纸，让人感到命运的轻狂和无奈。

大学和科研部门的“专家”们，一生都在为一张教授的聘书而奋斗。评审教授和研究员，每一年都有该评上的没有评上，不该评上的评上了的情况。有些很有真才实学的人，到老了还是一个副教授，让他们失去面子和尊严；有的人快退休了，取得了教授职称，拿到了教授的聘书，已经两鬓斑白、发毛衰落，惨不忍睹。一张纸，害人不浅。

一生为一张纸而奋斗，最后又落实到一张纸上。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张纸上写满了“免职”人员的名单。他们面对着一张最后的“红头文件”，感叹岁月的流逝和生命的无情，充满了庸常和疲倦。

生命的最后一站，依然是一张纸在为一个人的一生做出充满溢美之词的总结。单位的领导拿着一张悼词，没有表情地念着，似乎送走一个，就解脱一次。有的子女们为最后的一张纸上写些什么而紧张，其实那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人已经离去了，管他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呢？其实有的领导，仪式一俟结束，坐上汽车，打开车窗，就把悼词扔出车窗，让这最后一张纸，也像命运一样飘零。

【选自《新浪·博客》】

题图 ／ 地位不同 ／ 托德·戴维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