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杰出湘商评选活动组委会主任伍继延：民间商会发展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老板

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伍继延，现任湖南湘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杰出湘商评选活动组委会主任等社会职务。

伍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首批下海弄潮的读书人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追星族，但此后他的人生追求更加务实，以21世纪湖湘文化的传播者自居。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湘商“从无到有”，在湖南人的激烈争议中扶摇直上，今年更被列入所谓新十大商帮，但他却喊出了“十大商帮应死，全球华商当立”的口号，旨在推动各地域商帮走向融合，推动华商整体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走向强大。

日前，伍继延就中国民间商会的健康发展问题接受《中国商人》专访时表示：中国民间商会的崛起，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中，将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而民间商会未来的发展，当务之急是立法问题，而“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老板”。

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进步，商会都将是一个建设性的推动者

中国商人：作为一个民间商会的会长，你如何看待其在我国民营经济乃至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有可能发挥的作用？

伍继延：我们现在说的民间商会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成立的商会，所以让我讲民间商会的地位，就不仅是它在经济中的地位，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中，民间商会都将发挥它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民间商会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动者。

首先民间商会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苏联的模式是休克疗法，给社会造成大震荡，罗马尼亚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市场经济，而中国是唯一从计划经济和平演变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的稚嫩和弱小使它迫切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弱小它需要保护，因为稚嫩它需要规范，所以我讲民间商会首先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

其次，民间商会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大量的民营企业，我们国家正在建设和谐社会，那么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什么？我的理解就应该“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把一部分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还给社会组织，民间商会刚好可以发挥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讲还权于民的话，这个“民”很难说是直接的老百姓，它应该是民间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所以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民间社会组织。

第三，我认为民间商会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实行的还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有一些抓手。就我们这些商会来讲，商会章程规定它是民主的商会，其组织形式也是民主的组织形式。这就可能使广大会员在商会活动中得到很好的民主训练、学习。任何一种民主，一定需要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如我们在农村搞村民自治，在城市搞社区选举，商会也可以成为煅炼会员民主能力的舞台。

另外，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我认为可能会区别于历史上西方民主的形式，很可能是一种代议制为主的形式。我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定是推出一些意见领袖来代表自己的选民，而不太可能采取一人一票的选举。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组织起来的商会，其会员得到了很好的民主的训练，也经过了民主选举的考验，它对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也会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它一定是一个建设性的推动者，而不是一个盲目的反对派。

应通过《商会法》来规范商会行为，保证会员民主权利

中国商人：你认为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还应该有哪些措施保证商会的健康和科学发展？

伍继延：我觉得最根本的是立法问题。我们国家对商会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主管单位批准之后，再去民政部门登记，这是与计划经济大一统的模式相匹配的。

现在我们讲结社自由，这本来是宪法保证的公民基本权利，但这个基本权利如果得不到法律上的保证，换句话说我们仍然采用双重管理的模式，既有主管单位，而且还要去登记备案，实际上对公民的结社自由构成妨碍。目前来看，双重管理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第二，我们必须用《商会法》来规范商会的行为。商会不是经济组织，更不是政治组织，如何保证商会不成为干扰经济甚至沦为黑社会的组织，如何保证商会不正当地参与政治，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都要通过《商会法》来规范商会的行为。

总而言之，我觉得应通过《商会法》来规范商会行为，保证会员民主权利。

中国商人：你认为是否应该在商会和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你对商会的日常管理中是否推行过这方面的工作？

伍继延：关于建立党组织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参考各商会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党的活动形式要有一个转变了，执政党不可能搞成一个全能党，这样党的负担就太重了。民间商会是否建立党组织，我觉得应该尊重商会的意愿和需求以及会员的民主权利。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民间商会的会长都不是党员，如何避免商会中的党组织与民主产生以会长为首的行政体系的冲突，这是一个问题。

万一出现矛盾怎么办？如何解决？在商会中建立党组织，一方面可以满足我们党在基层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影响商会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

中国商人：目前有不少商会成立了带有投资和合作经营性质的财团，你认为这是否有悖于商会的宗旨和定位？

伍继延：商会不是盈利组织，不是经营主体，不能直接参与经营活动。换句话说就是成立财团，也应该是会员之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自由结合。商会不能搞拉郎配，更不能直接成立财团，否则商会就将演变为一个经济组织和企业集团，成为少数人利益的代言者。

商会如果成为几个股东的商会，就不可能代表广大会员的利益。就这个意义上讲，我不主张商会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这方面的教训也非常多，像我讲过的商会公司化，我们有的商会被个别人垄断之后，把它变成自己的平台在运营。其它会员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反而是垄断者个人多了一个为自己牟利的平台。有的商会成立公司虽然也是自由组合形式，但这种自由组合的企业集团，几个主要股东一定会把股东利益最大化。当股东利益跟商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首先维护的肯定是股东利益。换句话说商会内部形成了若干个小帮派，这些小帮派是为了个人利益走到一起来的，对商会的团结与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商人：你认为商会应如何发挥其对会员所属行业的规范作用？目前它是否有足够的权限？

伍继延：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目前大量民间商会是地域性商会，会员来自不同行业，只是由于地域文化认同使他们走到一起来，所以地域性商会对会员在文化、道德层面的规范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民间商会是行业性的，它就能起到一定的行业自律作用。严格讲这个叫自律，而不能叫规范，行业自律做得好，可以推动行业进步和发展，反之又有可能沦为一种帮会性质的组织，比如说操纵价格的托拉斯出现。当然还有原政府部门转制而来的第三种协会和行会，目前国务院已经明确要把它的行政职能剥离，因为此种商会实际上是以行政职能干扰了商会的民间性、或者商会的民主性、自律性。

至于商会的权限我觉得跟整个民主法制进程相关，如果法制环境认可民间商会的职能，它的自律作用就能发挥出来，如果还是国家的部委办局一些条条框框在限制，或者由其转型而来的协会、行会在垄断把持这些职能，民间商会的权限就落不到实处。

商圈比商帮更重要，民间商会应实现国际化运作

中国商人：你是否推动所在商会在国际贸易纠纷中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有，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经验？

伍继延：这也正是我目前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环境，我们是在全球范围这个圈子里做买卖。当前有一个新观点提出来：商圈比商帮更重要。商圈反映的是我在一个产业上下游的位置和关系，而一个产业上下游之间的支持、促进和制约比一个地域性的商帮要大得多。就这个意义上讲，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我觉得应该鼓励民间商会走向国际化，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国际竞争关系上。如果我们的商会都能实现国际化运作，民间商会的作用会更大。

中国商人：商会应如何获得自己的日常运行资金？你所在的商会，这些资金是如何解决的？

伍继延：商会获取资金的渠道应该按章程来。主要靠会费，其次靠捐赠，第三商会可以搞一些相关的活动获得一些收入。无论是哪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都应该坚持公开、民主、规范地管理这些资金。这是很多商会做不好的，一没有公开性，财务不公开不透明；第二商会运作不规范没有制度，会员知道花了多少，但不知道怎么花的。这些问题都是商会管理者应该注意的。

中国商人：就目前国内的兄弟商会来看，你认为哪些商会运作比较成功？他们的经验跟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没有直接关系？

伍继延：温州商会、浙江商会，这是国家最早民间商会试点。应该说它们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值得各个商帮学习，但是我以为正像毛主席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不可能战胜敌人。同样道理，没有文化的商帮不可能持续发展，没有使命感的商帮也是没有未来的商帮。

我要鼓吹一下我们湘商。六年前我开始担任湖南商会会长，地球人都不知道有湘商，四年前湖南省内还争论湖南有没有湘商，三年前我们召开了首届湘商大会。到现在我们除了把湘商的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理论建设等等这一系列工作开展起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从事地域商帮建设中深刻地意识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这些地域商帮必须走向新的融合，我们应该追求华商整体力量的壮大。

今年五月底我们在中国第一商城洪江举行2009湘商寻祖活动，我们本来只是组织天下湘商去寻祖，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实际上古洪江也是天下商帮汇聚之地，那里有苏州会馆，有绍兴帮，有晋商的钱庄，什么都有。我们的商帮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地域商帮要主动融入华商群体中来。

今年九月份，我们搞第三届湘商大会，又专门组织了“天下华商向主席铜像敬献花篮”活动。既是对建国六十周年一个隆重的纪念，也是对开国领袖的一种认同。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其中有十几个商帮的代表去敬献花篮，场面非常热烈。我代表所有敬献花篮的天下华商们宣读了一个倡仪书，特别强调了中华大地各大商帮做好自身建设同时，还应尝试走向新的融合，来推动华商崛起。同时我们在倡议书中明确指出，中华复兴的新方向是华商的崛起，而华商的崛起必将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我们湘商已经开始主动融入，直面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

没有民主制度保证，民间商会只能办得乱七八糟

中国商人：民间商会是否应强调商帮的概念？为什么？

伍继延：民间商会不应强调商帮的概念，因为商帮是个伪概念。农业文明时代已经过去，传统商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靠宗法关系，靠乡缘、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已经没有存在土壤了。工业文明时代、市场经济到来之后，所谓的新商帮也找不到未来，但在目前特定情况下，这些所谓的商帮还是有些特殊作用，主要集中在推动地域文化，发展地方经济上的。在此背景下，各地商帮一轰而起，现在有多少商帮都数不过来了，但最终大家会发现，正是因为我们要面对全球化竞争，我们走出去之后，全世界认同我们的就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永永远远是中国人。过分强调地域商帮概念，是不合适的。

我刚参加了山东省企业集团海外发展促进会主办的一个活动。这次我就表扬他们了，我说你们在十五年前就想到推动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就在讲全球化的问题。我讲演的题目就是《天下商帮，共创华商》，我的倡导得到了全国鲁商代表的一致响应，也得到了参会领导的一些好评。的确从孔夫子开始，我们中华的文化就是天下的文化，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是天下的文化，为什么现在还搞那些一帮一派的事情？

中国商人：在你的任期内，哪些工作是你认为有所创新而且取得实效的，哪些工作你想推行，却遇到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伍继延：商会的规范化、公开化是我在落实商会民主办会方面做得最好的。我当会长时，我们商会所有的重大活动决策一定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财务一定是公开透明的。

第二就是我们商会建立了一整套规范，我们有章程相当于商会的宪法，我们有财务管理制度，会费收缴制度、会议制度、选举制度、秘书处工作职责等等一系列规范完整的制度。我认为在会务公开和管理规范上我们做到了一定的水准。

就商会发展的最大困难来讲，我认为还是来自于我们目前的这种体制约束。另外商会发展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老板，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老板都是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在创业中有各种各样的套路。这一代企业家共有的特点是自信，他们从无到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但这种自信很容易演变为刚愎自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形成一种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很重要，第一要靠民主制度，第二要靠文化力量、思想力量来引导。

我们很多商会既没有民主制度来保证，又没有思想文化来引导，所以只能是办得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