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张天阵，钟 娟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武汉430060；2.安徽财经大学 国贸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

1 模型设定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技术吸收能力有了越来越广泛的认识，技术吸收能力由最初的人力资本水平扩展到包括东道国自身研发水平、金融市场效率、贸易开放度等各种因素。本文用Financeit代表金融发展水平。我们用金融发展水平代替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黄凌云的基于吸收能力的FDI技术溢出模型进行改进。将基本模型扩展，FDI的系数γ与吸收能力Financeit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

为了检验吸收变量的技术进步效应,人们沿用常见的通过交叉项检验吸收变量效应的做法。目前的研究大多认为FDI的系数γ与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而本文在这一基础上提出这样一个假设：γ与Finance之间除了线性关系外还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假使其函数形式为：

当d2=0时是线性模型，表明技术溢出效应随着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大，或者随着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而减小；当d2≠0 时，例如 d1＜0，d2>0 时，一开始 FDI的溢出效应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但一旦金融发展水平超过一定的临界值γ=-d1/2d2时，FDI的溢出效应则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综上所述本文用于实证分析的模型为：

加入γ与Finance函数关系的模型为：

其中εt为随机干扰项。模型的参数估计采用非线性回归方法进行估计。

作为对比，本文还估计了不考虑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模型，以及考虑了金融发展水平的线性模型。事实上，这两个模型是我们所讨论的非线性模型的特殊形式，当d2=0时候，非线性模型就转化为线性模型。

2 数据处理

2.1 样本数据描述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中国数据为样本，研究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如何影响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选取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FDI表示我国历年实际利用外资额，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可得，用各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GDP缩减指数进行缩减。Finance为金融发展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效率：(1)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负债水平，等于M2/GDP，这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也是重要的金融深化指标；(2)参照孙力军的方法选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替代金融资产的价值，并以其与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3）股票市场的规模，等于股票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因为股票市场规模越大，募集资金和分散风险能力越强。（4）股票市场的流动性，用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的比表示，高流动性意味着相对低的交易费用。为了避免各效率指标之间的自相关性，在实证过程中每次选择一个指标来替代Finance。

2.2 TFP计算

一般而言，衡量技术进步的方法大致有两类：一是基于生产函数的总量测算法，如丁伯根测算法、索洛余值法、丹尼森“知识进步”测算法；二是通过构造一套反映技术进步状况的指标体系来计算的指标体系法。由于指标体系法带有较大的主观性，而且受到可获得的指标数据的限制，又由于本文所用数据时间跨度较大，因此此处我们采用索洛余值法的回归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TFP）。

首先计算生产函数，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总量生产函数一般被设定为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

其中Yt为现实生产力，用GDP来表示；Lt为劳动投入，用经济活动人口表示；Kt为资本存量；t代表年份；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索洛余值法可以衡量除资本、劳动力要素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表示索洛余值，即TFP。对（6）式两边同时去对数得到：

通常我们假设α+β=1，即规模收益不变。

公式（7）中Lt的数据可以直接从我国历年统计年鉴中获得，Yt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历年GDP指数折算为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GDP。

下一步需要估计出历年的资本存量Kt。资本存量的估计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Kt表示t时期的固定资本存量，Kt-1表示上一期固定资本存量，θ表示资本折旧率，It是t年的净资本形成额，Pt表示固定资本价格指数。涉及四个变量：（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2）基期固定资本存量的估计。（3）固定资产折旧率。（4）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在估算之前，首先利用Wald检验方法来检验规模收益不变即α+β=1的假设。利用无约束回归方程Ln(Yt)=ln(A)+αLn(Kt)+βLn(Lt)+μt的 OLS 回归结果，对 Ln(Kt)和 Ln(Lt)的系数进行线性约束检验，结果F统计量为3.38，p值为0.0769，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α+β=1，即认为我国经济在1978～2007年经历了规模收益不变。

对（5）式进行参数约束回归（α+β=1），计算得到：

从检验结果可知，回归结果显著。这样得到α=0.7186，β=0.2814。

计算 （8）式的历年残差值，可以得到lnA，从而得出1978～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A。

此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有必要在检验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来表示这些重要变量的影响作用，以避免缺少影响技术进步的其他重要因素而得出容易误导的结论。这些控制变量有：进出口额（Exp和Imp，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出），人力资本发展水平（Hum，本文借鉴李金昌）、R&D支出（采用国家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近似替代R&D支出）。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FDI流入量较少（1983年以前），而股票市场也仅有1993年后的完整年度数据，故分别选取1983～2007年和1992～2007年的样本数据研究信贷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3 实证结果和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金融变量对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影响效应。考虑了金融发展水平这个吸收能力的非线性模型，由方程（4）表示的非线性模型表示。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1）线性模型（2）中增加了 lnFDI与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的交叉项，其目的在于考察金融发展水平的加入对于FDI溢出效应的作用，交叉项系数为正则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FDI技术溢出的发挥，同时也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需要与一定的吸收能力相结合。实证结果表明，不管是针对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指标的回归中lnFDI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再观察lnFDI和Fnance的交叉项我们发现，信贷市场的两个指标都为负，且都很显著，尤其是信贷指标，其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当前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尤其是银行体系效率还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而股票市场的两个指标系数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股票市场效率的提高是否对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影响，这与王永齐（2006）研究结论股票市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相类似。与基本模型情况相同的是，模型中的其它变量的显著性明显增强。总的说，线性模型与基础模型相比，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加入，不仅方程的拟合度提高，而且系数的显著性也明显提高，说明线性模型更能代表FDI溢出的实际情况。

（2）对线性模型（4）的分析可以看出，股票市场指标并不显著，所以这里主要分析信贷市场指标模型。非线性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线性模型可能忽略了FDI溢出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的某些重要的非线性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平方项的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这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FDI溢出效应之间是先降后升的U形关系，正如线性模型揭示的那样，溢出效应随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而下降，当M2/GDP比值超过141%，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超过105.41%时，溢出效应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从历年的样本数据可以看出，样本期内M2/GDP和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大致呈上升趋势，且分别从2001年（144.36%）和2002年（109.11%，2007年为104.87%稍低于临界值）指标值超过临界值，溢出效应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回归结果证明了本文对于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假设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即我国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受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且金融发展水平超过一定程度后，开始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逐渐增加。

由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效率相对低下，银行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使得居民投资创业的融资渠道不够顺畅，受“金融市场发展门槛”限制，FDI的技术外溢并不显著。

4 结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这一重要的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我国1983～200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确实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金融发展效率只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有效地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FDI的流入给我国提供了技术学习的机会，但是自身的吸收能力尤其是金融市场效率也决定了我国是否能通过对外界的技术模仿和吸收而带动本国技术进步。

在金融市场中，由于银行部门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银行体系效率比股票市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更显著，提高银行部门贷款效率和规模的增加将显著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影响我国的技术进步。

但是，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使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且FDI技术溢出效应随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这种抑制作用一旦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就开始减弱，并产生促进作用，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这种U型关系表明：只有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到适当的水平，才能充分利用FDI的技术溢出。因此，为了更好地获得FDI技术溢出效应，除了提高我国人力资源质量和水平；还要提高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尤其是信贷市场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我国企业更好地吸收FDI内含的技术和知识，实现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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