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声乐艺术情感表达的两个方面

□席 鑫

谈声乐艺术情感表达的两个方面

□席 鑫

我国清代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李渔认为，“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笠翁全集·窥词管见》）。李渔所言“情”、“景”，正是歌词表现情感的两种手法——即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和直抒情怀。

借景抒情的手法，与我国古典诗词中的“比”、“兴”手法有关。

所谓比兴，简言之，就是借外物或景象以抒发主体内心的情感和意象。李渔认为，“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是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景，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笠翁全集·窥词管见》）

由于歌词的物质构成材料是语言、文字，语言属第二信号系统的概念符号，本身既不是感性材料，也不具形象性，因而只能采取概念化的描述方式来描述情感，并不是直接表现情感。这一点，同音乐音调的表情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本身虽不具形象性，但却能唤起人的记忆表象，因为“语言中的词，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对象和现象”，“词不但可以和具体事物建立联系，而且可以同事物的表象建立联系。这样，语言就能唤起和组织人的表象活动，从而对人形成稳固而丰富的内心生活起着重大的作用”。所以，歌词通过外物或景象，创造出与某种特定情感相联系的意象，从而将主体情感外化于歌词的表现意象之中，达到一种言外之意的效果，是言之所指“象”（客观事物）与主观表现“意”（思想情感）之统一。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并不直言愁有多少，而是以满江春水滔滔东流的意象，来表现愁的无限和无边。

歌词这种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主要有比喻、烘托、象征等。此外，直抒情怀的表现手法往往与比、兴手法相结合，因为人的情感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必须是“感于物而动”（《乐记》），它总是反映着客观事物与主观需要之间的体验程度和认知关系。如岳飞的《满江红》，一开始完全是主观的直抒情怀，但在“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又使用了比、兴的手法。直抒情怀主要是以表现主体的情感状态为主。

此外，歌词语言声调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对情感的表现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黑格尔认为，诗的音律是诗的表现方式中的感性因素，“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富于意象的富丽词藻还更重要”。

歌词语言节奏的抑扬顿挫、语音的平仄关系、音质的韵律、词句的对仗等，集中构成歌词的声调美，在歌词意象的伴随下，深情地表达着歌词的情感。

上述歌词的情感构筑过程和某种情感表现的特殊性质，使其与音乐的结合更加协调和一致。

音乐表现情感（曲情）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运动性。指音乐音响的运动过程。这种运动过程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乐音运动形式，它通过音乐的基本组织手段（旋律、节奏、节拍、和声、复调、曲式、配器、调式、调性）的有机组合，在运动中表现出旋律的高低起伏，节奏、节拍的疏密和强弱规律，和弦的谐和与不谐和，调式、调性的稳定与交替以及力度的强弱变化，配器的清秀与浓重，曲式结构的重复与对比，复调色彩的明暗等多种组合关系的对比与统一。

苏珊·朗格认为，音乐的这种乐音运动方式与人的情感的逻辑形式，有着惊人的一致，它就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她认为，“我们叫作‘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

我国著名音乐学家张前在《音乐欣赏心理分析》一书中，阐述了人的情感活动的两个基本特征：（一）它是一种时间性的运动过程；（二）它在运动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力度的强弱和节奏的张弛。而音乐恰恰具有类似的特性，使它能够通过声音在时间中的运动以及声音运动力度的强弱、节奏的张弛，来表现相应的感情运动。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语言音调与感情运动的关系中找到音乐善于表达感情的最原始、然而又是最明显的例证。

我们知道，语言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概念及其逻辑关系来表达人的思想，然而，当语言通过人的口头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又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这种感情色彩主要是通过抑扬顿挫的言语音调来表达的。正是这种言语音调成为音乐的最基本的来源之一，并且在音乐艺术获得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对音乐，特别是对声乐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这里，不仅分析了人的情感活动的心理特征，并且指出了语言音调与音乐音调的渊源关系以及它对声乐艺术情感表现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李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