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田到浪迹——梁章钜笔记《归田琐记》与《浪迹丛谈》评述

□欧阳少鸣（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福州 350025）

笔记因其所蕴含的文化习俗、社会风气、社会经济、典章制度、政事人物等丰富的资料而成为了解、研究社会和历史的重要资料，成为可资欣赏的美文。清代笔记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琐闻类笔记的内容更为充实多样，考辨类的笔记在数量和质量上更是超越了前代，因而清代被学界公认为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是一个名家辈出的时代。梁章钜及其笔记创作在清代，特别是晚清时期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一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英舰陷虎门。时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闻广东英夷滋事，带兵至梧州府防堵……奉旨选将调兵送炮，协济东省……”②严阵以待，积极抗英。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梁章钜奉调江苏巡抚，甫就任即带兵赴上海县防堵，协同爱国将领陈化成训练士卒，部署防务。是年八月，英军再度进犯，浙江镇海、宁波等重镇失陷，时为两江总督的裕谦兵败自杀，梁章钜奉旨兼署两江总督，随即又受命回苏州，办理后路粮台。梁章钜“昼理简书，夜则出巡城厢内外”③，终因劳累过度，眩晕之疾复作，十一月专摺陈请开缺调理。至此，梁章钜以六十七岁的高龄结束了仕宦生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为老家福州有沦陷之险，士民惶惑，引疾告归的梁章钜只得于是年六月辗转抵福建浦城，在《归田琐记》开卷第一条“归田”中他是这样记写的：“以疾引退，则并不但无田可归，竟至有家而不能归。回首双塔三山，如同天上，因侨居浦城，养疴无事，就近所闻见，铺叙成书。”④《归田琐记》的写作前后历时三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年底完成。以“归田”一词名书，最著名者为宋朝欧阳修之《归田录》，梁章钜沿用其名，其创作主旨和目的则有所不同，“足资考据，备劝惩，砭俗情，助谈剧”，是其选材、写作之依据，“虽历千年而莫之或废也”，则是其创作之意图，与欧阳修《归田录》的“纪朝廷旧事，及士大夫谐谑之言”⑤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

梁章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先后辗转杭州、扬州等地，最后就养于温州。三年间居无定所，其行迹与“浪迹”无异，但素喜著述的梁章钜虽浪迹天涯，仍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其间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冬完成《浪迹丛谈》，次年（1848年）完成《浪迹续谈》，而《浪迹三谈》只完成了六卷。关于此书的创作缘由，梁章钜以有感于杜甫“近侍即今虽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的诗句，自己是“惟有家而不能归，不得已而近于浪迹”，并以“浪迹”名其书，“浪迹”是存其实，“丛谈”则犹如琐记，是言其体制特点。⑥

这两部笔记的创作时间前后累计长达六年，前后相连，在梁章钜众多的笔记中，这两部笔记体例相同，内容相似。《归田琐记》一书共分八卷，前三卷主要记叙扬州名物，叙写古今人物、方志医药、碑帖典制以及书札家传、生活琐事等。后五卷则专记清朝前期遗闻轶事、读书论艺，并附晚年日记。《浪迹丛谈》多记清中晚期的时事、人物、典章制度、艺文评判、史事考辨，兼记扬州名胜与掌故，而对官制与兵制记载尤详，所记均有依据，翔实足信。《浪迹续谈》内容大致与前书相似，多记杭州、温州、苏州诸地名胜、风俗、物产，以及明清时的戏剧、小说的遗闻旧事，时事内容稍少。《浪迹三谈》多杂记古书文字讹误以及古代方物、饮食、年号等。纵览《归田琐记》与《浪迹》三谈这两部笔记，其内容包罗广泛，国计民生、军政要事、典章制度、经史议论以及风土人情、园林佳胜、里巷习俗等等，靡不涉及；从类别来看，也涵盖了历史琐闻和考据辩证两大类。

二

这两部笔记之所以在浩如烟海的清代笔记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则在于其内容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翔实可信，能够还原现实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生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情况，从而体现了清人笔记之价值和特色。

首先，这两部约40万字的笔记保存了大量的史实与时事资料，反映了当时社会现状和时代风云，历来为研究者所珍重。同时在反映历史风云的同时，梁章钜在文字中流露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这种感受，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着相当典型的代表性。184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可谓是风云激荡、内忧外患交相迭起，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清王朝这个封建大厦即将倾倒，历史进程进入了转型期。尽管此时乾嘉学风的影响余绪犹存，尽管梁章钜本人也浸染其间，虽已老迈、退出官场，但身逢乱世且亲身经历感受着时代的苦涩风雨，因此，创作于此一时期的这两部著作，时代的风云、社会的波澜、作者的情感还是自然地涌向笔端。

如梁章钜在创作《归田琐记》时，其目的并非是出于山居无聊而以写作以消遣，他在该书首条“归田”中即言：“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虽小说家亦然，要足资考据，备劝惩，砭俗情，助谈剧。故虽历千百年而莫之或废也。”翻阅《归田琐记》，不难看出，梁章钜的“备劝惩、砭俗情”这个写作意图在其笔记创作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梁章钜的笔记，总体上来看，还是受乾嘉学风的影响较深，还是沿着析陈名物，辑录典故之路，而少语天下生息存亡。但是他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各种社会思潮或孕育，或兴起，大清帝国更是内忧外患交相迭起，封建大厦将倾，在这个历史的转型时期，梁章钜不能不有所感受，在其笔记中也不可能没有体现。如对当时的马头、江口、大钱的评议，而“戒停葬”、“厚殓”、“锢婢”诸条，则昭示着作者身退而心未息，是为了“济时警俗”而发的，昭示着他仍然关心着时务，批评着世俗。而“致刘次白抚部鸿翔书”与“炮说”等诸条，更可看出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即便浪迹天涯，内心深处尚存的一丝温热，关注着时政，关注着天下存亡讯息。

其次，所记写足以广见闻。这两部笔记的题材涉及面相当广，内容翔实，文笔质朴，足以广见闻、备参考、裨参读。这两部笔记中所记的黄道周、洪承畴、李光地、鳌拜、隆科多、年羹尧、胡中藻、和、刘墉、纪晓岚、朱珪等人的记述，不仅可备史助，也可增加对这些历史人物认识的立体感知，增加对当时历史状况的认识。这些人物，虽进退有别，但在梁章钜的笔下，亦为信传。由于梁章钜距这些人物生活的年代并不久远，有些人物与之还是师生关系，或是同朝为官，因此写来文字极为生动传神。这些篇章中，有不少处都引用了奏稿御批等材料，是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归田琐记》卷四中记南明首辅黄道周的“黄忠端公”条，虽为转述文字，但却讲述了二百多年来人所忌谈的抗清志士的事迹，这篇文字不仅是一篇对记载对象写貌传神的佳作，也是为后世扬气节、立典范的范文。两部笔记中对一些小说、戏曲、世间俗事如铸钱、开矿、武备和各地民风民俗等的记录，不仅可补正史之不足，还可还原历史现实的多元性。在《浪迹丛谈》卷四中所介绍的翰林院、大学士、学士缘起等，对清代典制的研究多有裨益，其于官制、兵制、谥法、封爵等的叙述、记载，均有依据，翔实而足信。笔记中所涉及到的对方药、各地各类习俗、酒食的介绍，更是有助于清代各地民俗、风情的了解和研究。

第三，展现了清代笔记的风格特征。这两部堪称梁章钜代表作的笔记，从其写作风格特征来看，最典型的就是学者化之笔。梁章钜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乾嘉学派大行其道，其学风风靡学界之时，梁章钜年轻时即深受著名的经学家、后来成为其岳父的郑光策影响，梁章钜入仕后所交游者亦多为乾嘉学风的鼓吹者和践行者，如纪昀、阮元、贺长龄、陶澍、魏源、龚自珍等辈。在梁章钜的著作中，《论语集注旁证》、《孟子集注旁证》、《夏小正经传通释》、《仓颉篇校正》等均属于乾嘉学派风格的著述。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梁章钜在其笔记内容取材上、语言文字上、叙述方式上，都打上了浓厚的乾嘉学风的烙印。

在记述内容和取材上，这两部笔记多以文人学者的趣味为取舍的标准，体现文人的博学儒雅的习性。浏览两书，即可看出，内容题材多记当朝朝廷之轶事，士大夫的诙谐之言，更涉及典章制度、碑帖书板、草木虫鱼、医方书札、园林坊巷等；而对传统的历史琐闻、遗闻轶事、科第遭际、名物考订等的记载，也是当时文士所感兴趣的内容。这些内容，无虚构之成分，无臆测之语言，文字涉及到现实与现状的，则如实描摹；涉及到历史因素的，则穿插掌故传闻、考证辨析、兴衰变故，力求展现出所叙对象的历史变迁过程和本来的面貌，做到信而有征，言而有据。

在写作手法上，梁章钜则将属于学术范畴的考据之笔的手法在写作过程中广泛应用。他在《归田琐记》卷一“归田”条中即明言：“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虽小说家亦然，要足资考据，备劝惩，砭俗情，助谈剧。”纵观这两部笔记，在记述时事、人物事迹、典章制度及各地名胜掌故时，几乎都旁及考订、辨析，并广征博引。这种方法的应用，虽能增加内容的史实感，但造成了内容的驳杂和琐碎，从而削弱了文章的艺术性与感染力。人们看不到作者恣意驰骋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刻意的藻饰。在文章的谋篇布局和行文方面，不仅不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摇曳多姿，而且还淡化情节这一要素，文章中的人物只呈平面状态，也少有涉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凡此种种，文章虽然信而有征，却是以削弱美学价值为代价的。

第四，两部笔记展现了梁章钜的博采众长、较为开明的文艺思想。梁章钜一生于文艺兴趣广泛，诗文自不待言，传统文人喜好的琴棋书画与市井民众所喜好的戏曲小说，他都兼收并蓄，无所不窥，并每有真知灼见。在这两部笔记中，涉及到这方面的篇什就有约80篇，其中琴棋书画及鉴赏类的有45篇，涉及到戏曲小说的有35篇。这些篇章，或是叙述题材之由来，或是考证本事之始末，在一些篇章的叙述考证过程中，间或阐述自己的见解与观点。其中《浪迹三谈》中的“观弈轩杂录”一则，辑录了约60则与弈棋有关的史料故事，可视为一部形象的棋史，表现了梁章钜极为渊博的知识。

从这些篇什的内容来看，梁章钜并不是一味地死守住传统的文艺样式与见解，而是兼收并蓄，欣赏面极广。既能以考辨的方法去探究戏曲小说的本事，如《浪迹续谈》卷六“秋香”等则，也能从艺术的层面去感悟作品的真谛。梁章钜在《浪迹续谈》卷六的“看戏”条中，引龚小峰之语曰：“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对此深表赞同，以为“得之”。在随后的一则“苏秦激张仪”中，梁章钜正面对此表述道：“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良不虚也。”能把看戏与读书等同看待，在传统文艺思想还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之语。

此外在《浪迹丛谈》卷十中还有诗话22则。这几则诗话与梁章钜所著的大量诗话著作相比，虽只是九牛一毛，其中也不乏可观之处，《浪迹丛谈》卷十“太白诗”条云：“客有语余曰：‘太白《早发白帝城》诗云：两岸猿声啼不住。考《水经注》，瞿塘峡多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然则白诗误。’余曰：‘此考据固精，然诗家则不应如此论也。’”深受乾嘉学风影响的梁章钜道出此语，实属不易，梁章钜明确指出，诗歌创作与考据不同，诗歌有自身的艺术特性与规律，不能斤斤计较，拘泥事实。

笔记向来被视为小道和自我遣兴之作，少为人们重视与研究，如梁章钜这样丰产而又成就卓越的笔记作家，是应该认真研究其作品的价值、成就与特点，并在文化史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①林则徐：《梁章钜墓志铭》，见闵尔昌：《碑传集补》卷14，上海书店，1988年4月版。

② 梁章钜：《退庵自订年谱》，见梁章钜：《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

③④⑤ 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一“归舟”，见梁章钜：《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

⑥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一“浪迹”，见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中华书局，1981年9月第1版。

[1]梁章钜：《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

[2]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中华书局，1981年9月第1版。

[3]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4]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5]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6]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