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刺与宣泄——中西方文学创作的美学法则比较

□曾 琴（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海口 571100）

本文是海南省教育厅2009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资助项目“中英写作比较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运用”（批准号：Hjsk2009-10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文学作品的作用，是文学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理由。因此，在中西方的写作史上都有大量的关于文学的作用的论述。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这些观念和论述又有许许多多的不一样。总起来说，中国文学的作用学说基本上是持“教化”观点的，而西方文学的作用学说却基本上是持“净化”观点的。

一、教化与净化

教化，是教育和感化之意。文学艺术本身具有教化的功能，这一点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已有明确的认识。教化一词最早见于《诗大序》：“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①。孔子谈到诗的教化作用，提出所谓兴观群怨四点，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②

净化，是西方人的教化观念。朱光潜认为“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得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到的是悲剧净化怜悯和恐惧两种情绪，人受到净化之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弛”，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③

中国古代就已经兴起的“教化”论，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要给人们带来“尽善尽美”，可以进行兴、观、群、怨（美刺）等，要使人们的性情做到“温柔敦厚”，树立中和平正、完善健全的人格。

而西方自古希腊就开始的“净化”论，成为西方文章（作品）延续不变的价值观念，它主要包含了追求“真、善、美”，进行内心情绪的“宣泄、陶冶”，以及获得审美教育等内容。

二、美刺：一种特殊的教化

美刺，是中国古代写作的一种特殊的教化作用，主要是通过写作表达，对他人进行赞美和批评，是文学所产生的一种外在的社会功用。

美刺最初源于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如《毛诗序》论述《诗经》中的《颂》诗时所说“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刺”即讽刺。如《毛诗序》论述《诗经》中的《国风》时所说“下以风刺上”。④

从先秦时期起，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诗歌美刺的功能。如《国语·周语上》记载召公谏厉王时所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⑤。“献诗”而供天子“斟酌”，就是由于其中包含着美刺的内容。又如《国语·晋语六》及《左传·襄公十四年》、《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也有诸如此类的记载。《诗经》中也保留着一部分刺诗。孔子说“诗”可以“观”、可以“怨”，说的就是“美”和“刺”。到了汉代，以美刺论诗，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清人程廷祚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说明汉儒评论诗歌，大都是从美刺两个方面着眼的。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在提倡“美诗”的同时，认识到“刺诗”也是帮助他们“观风俗，知得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加以倡导，并主张“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表现了一定的政治气魄。但他们从维护统治者尊严出发，又对“刺诗”作了种种限制，如强调“止乎礼义”等，这就使得“刺诗”的功能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

《毛诗序》在谈到“美刺”时还谈到所谓“正变”的问题。大体以“美诗”为“正”，以“刺诗”为“变”，可见在汉儒的心目中，是把“美诗”作为正宗，把“刺诗”作为变调的。⑥

而从历代诗歌的创作实践中，那些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美诗”，绝大多数并没有多大价值；真正有价值的，倒是那些揭露、批判现实的“刺诗”，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

三、宣泄：一种特殊的净化

相比于中国古代强调“美刺”（社会作用）的文学价值观而言，西方古代的文学价值观念更为强调的是文学作品对读者（个人作用）的净化作用，也叫做“宣泄”。

净化是古希腊常用的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曾指出，借助于艺术可以使人们心里有害的激情得到净化，有利于疾病的治疗。柏拉图也使用过净化概念，他认为净化的本质在于使理想的东西摆脱一切非固有的感性成分而得到醇化。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谈到悲剧的定义时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⑦

这里所说的陶冶，也就是一种“净化”，更具体地表现为一种感情的“宣泄”。“陶冶”原文是katharsis（音译“卡塔西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把“卡塔西斯”译为“净化”，取宗教术语的意思，他又根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段话作了医学方面的解释，把宗教的“净化”和医学的“宣泄”看成“是一回事”。⑧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快感或悲剧效果，是由悲剧的情节安排引起的，而不是由“形象”引起的。为此，他要求诗人在事件安排上要做到三个“不应”：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违背悲剧的精神，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因为怜悯和恐惧是由这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因此，悲剧“完美的布局应是单一的布局”——有缺点或错误的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⑨

有学者认为，净化（宣泄）是文学接受的高潮阶段的一种读者状况，是读者在文学接受的高潮阶段继共鸣之后而不由自主地达到的精神调节、情绪排遣、杂念去除和人格提升状态。净化的内容或作用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精神调节，指文学接受使读者的精神状态得到自我调整和节制；二是情绪排遣，指文学接受使读者的内心郁结得以由内向外地宣泄，从而趋于满足；三是杂念去除，指文学接受使读者的实际利害之心被涤除干净而进入平淡或超脱境界；四是人格提升，指文学接受使读者的人格或个性获得升华，上升到更为高尚或崇高的层次。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作品的一个突出的作用是实现人们（读者）内心世界的感情宣泄，从而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后来弗洛伊德在谈到文艺创作的时候也使用了“宣泄”这个概念，他认为，文学写作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作者要强烈宣泄被压抑的愿望的冲动。弗洛伊德在《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一文中说：如果戏剧的目的是引起“恐惧和怜悯”，并且起到“净化情感”的作用，就像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可以详细地论述戏剧的这一目的。我们会说，戏剧的目的在于打开我们感情生活中快乐和享受的源泉，恰像开玩笑或说笑话揭开了同样的源泉，揭开这样的源泉都是理性的活动所达不到的。毫无疑问，在这一方面，基本因素是通过“发泄强烈的感情”来摆脱一个人自己感情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享受，一方面与彻底发泄所产生的安慰相和谐，另一方面无疑与伴随而来的性兴奋相对应；在弗洛伊德看来，戏剧的快乐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观众沉浸在戏剧的境界中，可以放心地享受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快乐，毫不犹疑地释放那些被压抑的冲动，纵情向往在宗教、政治、社会和性事件中的自由，在各种辉煌场面中的每一方面发泄强烈的感情，这些场面正是表现在舞台上的生活的各个部分。⑩

弗洛伊德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梵高、尼采、卡夫卡等艺术家。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癫痫”病人,当他沉浸于创作时,各种神经症症状都消失了。弗洛伊德由此认定:艺术家的创作是神经症的转机,艺术家的创作对其神经症有补偿与替代的作用,所以,神经症是艺术创作的心理基础。梵高、尼采、卡夫卡都有类似的情况。

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创作家在创作时,由于宣泄了压抑在潜意识的欲望,从而感到极大的快乐,而观赏者也分享了作家的幻想,暂时回到自己舒服而又安逸、快乐的无意识的根源去。

弗洛伊德的这种戏剧理论，完全是从其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内容演绎出来的。因此，朱光潜先生才在《悲剧心理学》中说：“有些情况似乎能说明，把亚里士多德净化说与弗洛伊德心理学联系起来是不无道理的。”⑪

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谈到文艺创作时，虽然没有使用到“宣泄”这个概念，但他所说的“艺术的感染力”——情感，也带着情感宣泄的意思。

列夫·托尔斯泰为艺术下了一个定义：“一个人有意识地利用某些外在的符号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他还说过“使人的心灵和另一个人的心灵融合在一起，这种感情就是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感染力，就在于“这种心情把他和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也和其他和他同样领会这一艺术作品的人们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艺术活动就是建立在人们能够受到别人感情感染这一基础之上”。而通过艺术使人的思想情感联成一体。⑫

①④⑥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3,63,63.

② 唐满先.论语今译[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182.

③⑦⑨ 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9-42,19,37-38.

⑤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1.

⑧⑪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72-92.

⑩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20-27.

⑫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432-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