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特立三次辞职看其高尚人格

谷安仕

（长沙师范学校 湖南长沙 410100）

徐特立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深受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为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他站在革命的前列，紧随时代的步伐，进行了艰难曲折的奋斗。辛亥革命后，他曾有过两次辞职，先是辞去了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的职务，后来又辞去湖南省教育司教育科长的职务。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夕，年近八旬的徐特立又主动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诚然，他这次辞职与前两次辞职的时代背景与原因是截然不同的。从徐特立前后三次的辞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教育家伟大而高尚的人格：追求光明、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的个性；献身社会、育人兴邦的信念；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局着想、不计个人名誉地位的崇高品质。

一、追求光明，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的个性

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激励下，徐特立认识到实行改良主义，中国没有出路，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赶走帝国主义，中国才有希望。他“走上了反对康梁而信仰孙文的道路”［1］p15，投身到民主革命斗争的前列。他奋笔疾书，揭露清王朝镇压维新志士、剿灭义和团的罪行；他断指血书，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慨和雪耻的决心；他组织长沙各校师生罢课，抗议满清政府借口“铁路国有”，出卖粤汉铁路筑路权的卑鄙行为。1911年10月10日，推翻满清封建主义专制统治的武昌起义爆发，他积极响应，在教育界大力宣传民主共和新制，激励师生支持革命。10月22日，同盟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率颔长沙新军起义，占领了湖南巡抚衙门，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当即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几天之后，湖南省临时议会也正式成立。由于徐特立对光复湖南有功，被推选为议员，在省临时议会里又被选为副议长。然而，他任副议长仅一个月，就辞职了。

他之所以愤然辞职，是因为湖南起义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的爪牙谭延闿之流用阴谋手段篡夺了。“湖南领导起义者是焦达峰和陈作新，他们是同盟会领导下的会门中的平民领袖。当时长沙城士大夫阶级尤其是教育界负责人，不愿意平民领袖来领导。即推举举君主立宪派中之谭延闿组织政府，焦陈二人忙于援助武昌起义，军政权就落到立宪派手里。革命军队赴武昌后，谭派军官即在后来进行反革命的暴动，焦陈被杀。从此湖南的革命旗帜一共九日，就被反革命夺走了，革命领袖被反革命杀掉了。”［2］p360谭延闿之流篡夺政权后，就全面对革命实行反扑，原计划出兵援鄂的事也不提了。在他的操纵下，省议会里没有丝毫民主气氛，议会己通过了的实行民选知事的议案也被搁置起来，从议员到政府官员所考虑的根本不是民生的事，而是自己如何升官发财，过上灯红酒绿的生活。这些使徐特立感到大所失望，他看到了官场上的黑暗，觉得自己所热切追求的民主共和由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后就迅速离开了政界。在新政权刚建立时，“他之所以参加议会工作，主要是他看到‘同盟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被推选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湖南政局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比如‘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力除苛税，日废秕政以数十计；接见民众，无间晨昏。’想以参政的实际行动，对新政的实施有所襄助”［1］p32，以建立一种民主共和的新制度。

徐特立讲到他在议会里短短的任职，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种刺激在于他看到同他一起参加革命、要求共和的那些人一做官就叛变，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成为屠杀革命者的人。事实上，由于徐特立在教育界有着较高的声誉，谭延闿在篡夺政权后， “企图同他拉上关系，一度让陈润霖、彭国钧夤缘说项，暗通款曲，甚至许以爵禄，但他以粪土视之，坚不与谭往来”［1］p33。“大丈夫冻死当冻死，饿死当饿死，安得受人泡沫以偷生”［3］p109，乃性格使然。正是他这种执着追求光明，誓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的个性，后来，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湖南省政府曾委托他考察法国教育，年俸一千元，宁可负债也不愿领取反动政府的这批津贴。大革命失败后，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当湖南反动军阀与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疯狂镇压革命，使所有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被解散，许多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被捕、被杀时，他拒不接受反动派千方百计的拉拢和利诱，不惧敌人的恐吓，在腥风血雨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水深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中。

二、献身社会，致力发展平民教育的信念

徐特立出生在满清末期，他目睹了西方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和掠夺，对人民的侮辱和欺压，非常痛心，就立志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民族。他认为我们中国落伍了，要赶走如此强大敌人，振兴祖国，只能靠教育后辈来完成。所以，他放弃了从医的理想，坚定了献身社会、大力发展平民教育、“努力培植青年”的信念。

他积极兴办学校，以开启民智。1905年，他在拿不出办学经费的情况下，向家庭比较富裕的好友何雨农、姜济寰求助，率先在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的农村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方便农民子弟入学。不久，又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长沙城北门外的李大中丞祠堂创办了长沙最早的一所平民夜校，吸收社会上穷苦的工人、车夫、店员学徒等平民百姓入学。

辛亥革命失败后，他辞去了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正打算继续去兴校办学，让社会上更多的平民能接受教育，通过教育来改革民心，唤醒广大平民大众对反动统治者丑恶嘴脸的认识。恰逢此时，湖南省教育司司长陈润霖拟聘请徐特立到教育司担任教育科科长。他知道徐特立是教育界的“长沙王”，在长沙楚怡小学办学时，就曾邀聘徐特立到学校任教，这次他聘请徐特立到教育司担任教育科科长，当然是想借助徐特立的声望，为自己在教育司司长的任上打开局面。抱着发展平民教育事业的信念，徐特立接受了聘任。“他之所以接受委任，是想通过省教育司的行政权力，发展普通教育，解决一些穷苦子弟，其中包括那些游荡在长沙街头的‘野孩子’的读书问题”［1］p34，使广大平民的子弟从小受到教育，素质得以提高。在徐特立看来，教育应当是人民大众的教育，不能只为少数达官贵人所专有。因此，他在任职期间，提出要大力兴办学校，培训教师，发展普通教育。他的这些主张遭到教育司官僚们的极力反对，曾与他有过一段时间旧交的教育司长陈润霖不但不给予支持，相反，还执意要减少招生名额，裁汰他们认为是不好的教员。对此，徐特立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更不会苟同他们的做法，然而，权在他们手中。从此，他再一次看清了反动官僚不为民众办事的肮脏嘴脸，觉得道不同，不能与之相谋。四个月后，他交回委任状辞职了。

辞职后，他继续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不久，在他任校长的长沙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将杂房、走廊进行了修缮，办起了长沙师范，“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4］P144。在短期间培训了一大批小学教员，长沙教育界称其为“长沙王”。创办长沙师范的翌年，他看到家乡方圆几十里，仅有寥寥几所私塾，许多农民子弟为找不到地方读书而焦虑，便用自己在长沙城教书的薪金创办了五美小学，免费吸收贫苦农民的子弟入学。后来，又应家乡群众的要求，想方设法创建了丁家冲高级小学。这些学校办起来后，曾几次被封建顽固派查封，面对反动势力的百般刁难，他宁肯牺牲学校，也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就是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开发民智，振兴中华民族。

三、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局着想，不计名誉地位的高尚品质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党史资料室主任，还被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地理学会选为荣誉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由于政务活动、学术活动非常繁忙，而他又不顾年事己高，仍然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学习，以致1955年生病住进了医院。病愈后，记忆力开始衰退。翌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免去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又有能力的同志来接替。否则，心里很不安。党中央很重视他的意见，委派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来到他的住所看望他，转告党中央对他的慰勉，要他注意休息，保养身体，以便继续为党做一些工作。

他为什么会心里不安呢？因为在他看来，身居领导职务，就应该带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扎扎实实干事业，不能图个虚名，占个位子不干工作。而自己记忆力差了，不能为党和国家做更多的工作，理所当然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老一辈革命家年事都很高，他们所开创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的人前仆后继，不断奋斗才能实现。“我们的后代呢，会不会出现一些败家子，他们全都能沿着我们的道路走到底吗？”［5］P374对此，他觉得自己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使命感。所以，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他就特别注重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教育青年要怀更大的志气抱更大的理想，鼓励他们要后来居上，将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做得更好。当受中央委派前来看望他的杨尚昆等同志询问他为什么心里很不安时，他深有感慨地说：“我老不记事了，占个位子不能工作呀！我看到后一代成长起来，革命才有希望，自己也才能安心哟。”［6］P133后来，他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看到会场里中青年人多了，非常兴奋。回家后，高兴地对家里的人说：“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啊！”

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中国革命拼搏几十年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他不计个人名誉地位，严于律己，从不居功自骄的高尚人格。

［1］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2］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3］长沙师范学校.怀念徐特立同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4］武衡，谈天民，戴永增.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5］武衡，谈天民，戴永增.徐特立文存（第五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6］徐乾.历久长新的回忆［J］.徐特立研究,1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