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心史视角
——《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书评

冯 川

管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心史视角
——《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书评

冯 川

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重建以来,国内学者对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症结也进行了不少反思和总结,但杨清媚在《最后的绅士》一书中对中国社会科学建设困境反思的视角却颇为独特。她采用了“心史考察”这一人类学方法。表面上看,本书似乎侧重梳理归纳个体生命思想史,却处处折射其与中国社会学术发展的大关联。藉此关联性互动而管窥当下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困境所在,实乃作者初意。

“心史”即指个体观念的生命史,它属于个体主观心理活动却不完全是主观性的。牵连着时代背景以及集体中的他者眼光使“心史”被客观化,使其带有了集体性,并拥有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走向。研究“心史”就意味着考察个体思想与社会的对话,理解费孝通“心史”便成为管窥中国学人内在的、延续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中表达自身的切入点。而作者选取费孝通(1910.11.2—2005.4. 24)为个案,就是看中了他的生命发展史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进程具有较完整的代表性。费孝通出生于清朝晚季,他是拥有西学背景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仅经历了抗战与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渡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还在晚年以政协领导人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并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社会面貌的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找不出第二个像费孝通这样既著作等身、又具国际影响力,且与少年中国一同坎坷前行近一个世纪的学人。作为一个充满民族情怀的学者,他的思想理路和问题意识必定与中国政治社会的进程关联在一起。他对人类学方法论上“文野之别”的突破以及“城乡关系”研究,着实启示和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和学术发展进程。

因此,展现费孝通思想世界的建构史便是展现中国社会的百年巨变历程。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心史”视角不仅能够折射社会变迁的总貌,且能透视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试图由“心史”视角出发而管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困境的反思尝试,在国内学界是不多见的。

就论述架构而言,本书参考王铭铭对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归纳,将王铭铭提出的反映中国传统士人“天下观”延续的“三圈图式”(以汉人农村研究为主的核心圈、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主的中间圈、以海外研究为主的最外圈)纳入费孝通的思想地理建构(即“帝国心态”的认知结构投射),并将费孝通的具体研究文本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借助文本分析的方式进入他的书写”。

以宏观历史视野的全景叙事方式介绍费孝通的人生史,本书清晰呈现了费孝通的重要人生际遇和思想迁流,及其“三圈”心史与社会发展大传统和大背景的深刻关联。

1949年前费孝通的“核心圈”心史集中于对汉人地区“城乡关系”的探讨,他的社区研究反映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的中国学派特色。在方法论上,他借鉴和改进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活历史”和“文化动态论”,吸收了功能学派“用现状拟构过去”这一逆推历史法,应用并修正了“微型社会学”方法。通过对大瑶山、江村和云南三村的经验考察,费孝通孕育了此后汉人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这两条路径,而江村被费孝通作为改造中国乡村的理想对象,“正是从江村开始,费孝通发现了乡土工业对于改造中国的意义”,并使中国人类学早期的研究模式与农村相捆绑。受到韦伯、曼海姆以及吴文藻传授的带有德国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化”概念的影响,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以帝国传统绅士的关怀叙述了维系于士人身上的延续着的帝国道德体系这一乡土伦理命题,指出乡土中国的社会伦理是乡村工业的基础;描绘了在海外市场失利导致传统家庭手工业衰落的江村,着重论述了引导乡村变革实验的新绅士是乡村现代化方案中的核心力量,认为“知识分子承担着通过重建乡村来重建国家的责任”。由于利奇对微型社会学的挑战,费孝通从“空间、时间、文化”三个层次将原有研究范畴进行了拓展,通过对云南三村的考察,将禄村、易村、玉村与江村的发展类型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必然以现代化为目标而转型,即使是山区也受到背后新的世界格局的支配而发生着与外部世界勾连方式的变化。

而在1950年后费孝通对处于“中间圈”的少数民族研究中,费孝通欲中断少数民族地区的客观历史延续,使其乡土化、定居化。作者评价说,费孝通所谓“多元一体格局”只是一种帝国心态下的文化多元,所谓“一体”归根结底只能讲认同,而这认同又超不出他的心史,因而“多元一体的设想最终完成的一体仍是核心圈的‘汉’”,这一理念“一方面为文化多样性和地方自治留下了空间,同时也使他无法摆脱以汉人为中心的文化中心主义”。

费孝通对海外圈的研究集中在对英国和美国的观察。他将西方与中国两相比照,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始终没有丧失自身的立场。却体现出他矛盾的认识,即他既希望从西方学习现代化的模式,但又质疑西方资本主义能否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这两者间的冲突造成一种困境,而费孝通心史中不断摇摆的影像正映衬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学人的共同困境。这一困境是由于过去的传统帝国心理上最远的部分如今行至最近,加上中国客观历史的断裂以及中国学人知识视野从“天下”到“国族”的转变,从而导致海外圈与核心圈位置的颠倒所造成的。

《最后的绅士》这一书名其实就是一个可以统纳作者对费孝通心史评价的表征。“绅士”何为?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说,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利用道德权威平衡皇权的“素王”阶层。他们持有“王道”理想的社会关怀,保守着集权整合和文化辐射的天下观。作者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费孝通的所谓“帝国心态”,而这种“帝国心态”除了是一种认知结构,还意指传统绅士阶层的观念意向。费孝通的整个心史也正是围绕这一心态的历史铺陈而已。

作者指出,虽然客观上传统帝国既已不在,但传统帝国社会结构的幻影仍旧印刻在费孝通的心史深处。费孝通对传统士人“帝国”情结的传承,在《江村经济》强调传统绅士所担当的政统与道统协调合一的责任的过程中得以突显。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文化价值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搭配的问题时,费孝通看到了新旧绅士的变化。新绅士在社会转型期的作为,以及江村合作工厂的失败,使他认识到社会改造的计划必须考虑伦理道德的安置,社会改造最终依赖于对思想价值的了解。对伦理道德的强调,也正彰显了绅士的“德治”传统。费孝通对“民族”的讨论依然脱离不了传统绅士眼中的帝国教化式历史观念。作者尖锐的指出,费孝通忽略了少数民族的心史,他以他的心史笼罩少数民族的心史,以为“乡土中国”最终也是少数民族的理想。这是他对中间圈进行社会改造的根本原因,也确实体现了他“帝国心态”的认知结构。

但费孝通的“帝国心史”是否具有普遍性?“帝国心史”是否是当时“社会的”共享观念?抑或是那一批“学术精英”的共享观念?书中着力论述了社会客观环境和国内外学者个体那些并非同质的理论意识对费孝通心史的“输入”,但几乎没有论及“群体思想”层面与费孝通“帝国心史”的互动。“最后的绅士”似乎应当是五四一代学人的共相,然而却几乎变成了费孝通一人的特写,对个体“心史”在大群中的升华还提升得不够。然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否则本书的论证效果是有违初意的。毕竟理解费孝通“心史”,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管窥中国学人内在的、延续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中表达自身的。然而,本书最后却成了论述费孝通个人是如何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表达自身的。不过这也是本书写作选取个案而产生的困境:一方面,选取费孝通为个案的确可以借其与中国政治社会的百年发展关联起来;另一方面,时间的大跨度又使得费孝通的个人“心史”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研究学人的群像,一批“最后的绅士”最后只剩下了费孝通一人,甚至他一人就与中国社会研究划等号了。因此“费孝通心史—观念群像—社会学研究—社会历史”这一整套“心史研究”的提升层次只有简化为“费孝通心史—社会学研究”,“以小见大”的“管窥”中层次的上升和推衍都被取消了,“心史”研究终于没有达到本书起首部分引导读者心中所预想的那种效果。

然而,作者还是从对费孝通的文本研究引出了费孝通的认知结构问题,进而将文章思路引向对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分析。作者其实还是以批判费孝通的“帝国心态”为逻辑起点,指出他一直“在客观历史的断裂与心史的延续之间书写”,认为他晚年对自己“帝国心态”的反思启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根据本书论述,费孝通承袭的儒士传统主要将道德伦理作为一种“治术”,“治平学”突出了社会外在的秩序规制,然而缺乏对心性学的深入。费孝通晚年在反思自己研究历程之时,也自觉自己认知结构的欠缺之处,开始通过阅读钱穆、梁漱溟等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学者的专著给自己补课。但是重新思考也为时过晚来不及深入了。而费孝通帝国心史的延续,注定使其“完不成从天下到国族的转变”。费孝通的困境也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困境,“帝国心态”也许可以通过费孝通的心史而推广到其背后一批五四学人的思想意识,然而审视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困境以“帝国心态”的批判为起点是否有效?

当代社会学重建和发展时,拥有帝国幻影的绅士只有费孝通一人了,而新兴社会学者们的心史难道还存着那份“帝国心态”?书中说,由于对费孝通心史的不理解,社会科学研究“又不断将乡土与社会并接,既失去了对宇宙观的兴趣,又失去了对文明的想象力,困守在‘当代中国’的表述中,也卡在‘社会转型’中,始终摆脱不了自身的困境”。然而“帝国心态”是否能全面概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症结所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症结是费孝通留下的学术阴影所致,还是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进程和制度所致?本书由于在“心史”论述中缺少对意识群像的推衍性,于是显得其社会性不够,缺少对社会意识代表性的论证,因此欲借费孝通个案,以社会意识的分析反思群像性的中国社会研究困境是困难的。另一方面,研究“心史”对推演客观社会演进状况固然极为有力,但只着重分析一个个案是否又显得不够?因此,费孝通具有典型性,但其普遍代表性的论证却被忽略了。本书将研究落脚在对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审视,仅从费孝通一人的“心史”出发难以窥其全豹。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邮编: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