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荀子《正名篇》的语言观＊

王 倩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 310018)

探析荀子《正名篇》的语言观＊

王 倩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 310018)

荀子对语言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正名篇》中,《正名篇》涉及到语言的本质观、语言的发展观、语言的结构观、语言的功能观等相关问题,在理论的阐述上具有开拓性,对后世的启发很大。

荀子;《正名篇》;语言观

荀子是先秦著名思想家,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他对先哲的思想加以批判和综合,是以被称为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所处的时代,语言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论,在讨论和探讨哲学思想问题时,涉及到语言学的相关问题,这些论述集中体现在荀子《正名篇》中。在《正名篇》中,荀子从名的分类说起,深入讨论了名产生的现实需要,名产生的机理,制定名的原则等,涉及到语言的本质观、语言的发展观、语言的结构观、语言的功能观等相关问题。这就推动了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发展,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一、语言的本质观:约定性与强制性

《正名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山此可见,荀子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这句话揭示了“名”与“实”的关系,所谓“名”就是名称,概念,所谓“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名”与“实”的关系反应在语言学上,就是词语形式与所表达的意义内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语言学的本质问题。荀子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原本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名称的产生即词语形式与意义的结合完全是任意的,由社会约定俗成的。

荀子的观点,即使是在两千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是合理的,科学的。恩格斯曾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举例阐述这一观点:“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南和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39页)形象而具体的说明了语言的产生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

荀子不仅仅指出“名”与“实”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更进一步的阐明,事物的名称一旦经由社会“约定俗成”,就不再具有任意性,而是具有强制性,即“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个人无法随便更改其含义,必须按照约定俗成的结果来使用这个名称,否则将对交际产生阻碍作用。这就要求“名”必须准确的表达“实”,因此荀子提出了制名的两个基本原则:“径易不拂”“稽实定数”,即“名”与“实”之间在意义表达上必须明确,无歧义:根据事物的实质来确定名称的多寡。

荀子的这些理论精辟的阐述了语言的产生,并且辩证的说明了“名”与“实”结合的任意性,及其一旦经由社会约定俗成后不可变更的强制性。

二、语言的发展观:继承性与发展性

荀子不仅认识到语言的产生是社会的产物,还认为语言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指出“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如若有王者出世,即社会有了变革,一定会在继承旧的合理的“旧名”维持社会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创造“新名”,用于适应新生事物,推动社会的发展。

斯大林曾说:“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的要素的逐渐死亡实现的。”明确的阐述了语言的具有继承性。而“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4-515页)则说明了语言具有发展性。这些理论与荀子的说法不谋而合。如果没有继承,语言就会出现断档,文化传统就会无以为继,人们的交际就会出现障碍。如果没有发展,旧的“名”不能满足层出不穷的新的“实”,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交际的需要,社会就会止步不前。因此,可以说语言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是语言得以存在传承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荀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语言有“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的特点,是难能可贵的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

有学者据“若有王者起”称荀子将继承旧名,创造新名的功劳完全归功于王者,忽略了人民群众是语言的真正创造者,简单粗暴的给荀子扣上一顶历史唯心主义的帽子。这样仅从字面意义推断臆测,就曲解荀子的语言学观的做法是错误的。荀子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这在上文中已经做过论述,在此就不再赘述。荀子所说的“今圣王没”“若有王者起”,实质上是两个社会的交替,是社会的发展和更迭,是从乱世到治世的转变,并不是单纯的强调统治者对语言的创造性,更不能狭隘的理解成荀子在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这样的理解有悖于荀子一贯的语言观。他所阐述的观点是语言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

三、语言的结构观:精确性与系统性

在《正名篇》中,荀子不仅提到语言的产生,继承和发展,还较为详细的阐述了语言的精确性系统性。荀子认为:“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即相同的事物就用同一名称,不同的事物就用不同的概念:“单”即单名,即一个字构成的名,如果用单名能够表达清楚意义就用单名,当单名无法表达意义的时候,就要用“兼”来表示,“兼”即复名。山此可见,荀子将“名”分为“单名”和“复名”两类。根据现代汉语中的分类,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故单纯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词叫做合成词。荀子提出的“单”与“兼”的分类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里,有语素,词,句子三个层级。而相对应的荀子也将将语言系统分为“名”,“辞”,“说”三个层级。荀子指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所谓“名”,是用来会合多个名称概念以指称许多实际的事物的,亦即通过社会的约定俗成来指称代表客观实在,对比现代语言学,这里的“名”相当于语素,意义在这里被装进了形式的口袋,成为音义结合的最小的符号。语素是语言层级系统中的第一层级,而“名”也是荀子所划分的语言系统中的最小的语言单位。如果要表达的意思比较复杂无法用“名”来表示,那么就需要用到“辞”。所谓“辞”,是许多指称不同事物的“名”组合连缀起来表述一个意义。同样,在现代语言学中,语素构成词,语素以有限的数量构成无限的词,使语言能够明白准确的反映客观实在。这是语言层级系统中的第二层级。荀子指出:“期不喻然后说”,即如果会合了多个名称概念还不足以表述明白,就要加以详细的说。这里的“说”,是“辞”的组合与运用,即语言层级系统中的第三级,由词构成的句子。“辞”不达意,就要用“说”来进行交际和阐述。

我们可以看出,荀子阐述了语言的精确性和系统性,他认为“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由“名”组合而成“辞”,而“辞”又是“说”的组成部分,这些语言单位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起来,以有限的“名”组合成无限的“说”,使交际得以进行,这些观点对后世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语言的功能观:治世作用与交流作用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传承于孔子,在《正名篇》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荀子的正名思想与孔子的“正名以正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道出了正名的重要性,并推导出名不正所导致的一切后果,认识到正名与治世的密切关系。荀子以此为根本更为深刻的阐述了“名”的重要性,他认为“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名称确定了事实也就分明了,政策制度得到贯彻执行而思想主张为人民所理解,君王只要“慎率民而一焉”,认真领导人民去遵循就行了。正名的目的在于使“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百姓就会遵守政策制度、严格遵循法令了,这样,君王就可以稳坐江山,达到“迹长功成,治之极也”的盛世之治。荀子用“名”来“明贵贱,辨同异”使贵贱同异区分开来,这样君王的主张就没有不能被百姓理解的忧虑,而政事也不会有窒碍无功的祸患了。统一的语言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混乱的语言则会影响政令的实施,国家的安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将语言的功用与国家的治乱相联系,认为语言的通达可以保障政令的畅通,具有治世的作用。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荀子在《正名篇》中论述了语言的交际作用。荀子认为“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拟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同属人类共具心理,荀子认识到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所谓“社会”,就是指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中、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人类共同体。而在社会中语言是维系人和人之间联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即语言具有交际的作用。荀子又从思维能力是全人类共同的,不同的人都有能力认识相同的事物,人们的天赋器官对万物的感知和反映是相同的,对万物形貌、声音的描画、模拟都非常接近这个角度宋解释人们可以共用约定的语言而互相理解相互交流的原因。除此之外,荀子还认为从语言具有民族性的角度来阐述了不同地区的人如何可以进行交流,“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荀子认为命名万物的普通词语,则应根据华夏共同语的既成习惯和具体规则,边远方言区的民众则根据这些名称,委曲的找出对应的名称,通过语言的翻译,不同地区的人也可以进行交流了。

总之,荀子《正名篇》中有关于语言的产生,语言的继承和发展,语言的系统性及语言的社会功能等相关语言学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科学的光彩。可以说,荀子的语言观,不仅对中国古代语言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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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08

王倩(1984-),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