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新探

公维章

(泰山学院历史系,山东泰安 271021)

明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新探

公维章

(泰山学院历史系,山东泰安 271021)

明代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的下落,历来众说纷纭。根据四库本《明史》及其它相关史料对照来看,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自焚,而是率近臣出逃。诸家学者认为建文帝出亡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江浙、西南地区的云贵川等地的说法,因无有力史料支撑,至今并未形成定论。笔者根据民国《创修渭源县志·艺文志》中的一篇《五竹寺记》及一册康熙《渭源县志》书后的一页《五竹山五竹概略·诗名缘起》中的两条新资料,提出了明代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或其附近附属寺院)的新说,并对此说进行了详细考证。

建文帝;出亡地;渭源县;青海瞿昙寺

明建文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役”中的下落问题,一直是一桩历史悬案,学者们大都认为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被烧死,而是出亡了,但出亡的地点问题,却争论较多。笔者1999年在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篇涉及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的碑刻文献,以之草撰短文,但深感证据不足,所以迟迟未敢发表。2002年时任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的王艳明学弟将该短文的要点进行了整理,以短消息的形式发表出来,始为外界所知。近年来,关于建文帝出亡问题一直是媒体炒作的热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亦一直关心此一问题的研究进展,并注意搜集相关研究资料,在不断学习研究过程中,笔者越来越坚信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的结论,故草撰此文,对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的下落问题作一综合考察,以裨于此一问题的研究。

一、“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下落及诸种出亡地之检讨

关于明代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的下落,《明史》卷四《恭闵帝》载:

建文四年(1402)六月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穗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1](P66)

此段记载所据者乃明成祖永乐年间所修的《太祖实录》,而《太祖实录》的可靠性历来为人们所质疑,因为朱棣曾经三次修改《太祖实录》,其目的是为美化自己,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清代《明史》馆臣以建文帝焚死为定论,王鸿绪《明史稿》首创此说,在“全书之首,冠以《史例议》一册,专论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证其焚死,且若深有憾于建文,论其逊国之名,亦为有添,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何足言逊?鸿绪之意,力尊燕王而已。”[2](P98)而以上所引《明史》建文帝本纪则较作疑词,“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既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狯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

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2](P97-98)因此,乾隆四十二年重修的《明史》卷4《恭闵帝纪》对殿本《明史》作了改动: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穗及李景隆叛,纳燕兵。御史连楹叩马欲刺棣被杀,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3](P101)

对此改动,明史学者孟森言:

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诏颁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传世耳。然又因以发见《四库本》之《明本纪》早用添修本,缘《四库》系写本,当时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库本》人不易见,即有能读中秘书者,亦留心于外间所无之书,无人料《明史》之有异同,遂疑误至今,以为官修正史,于明建文竟定为焚死,其实《四库》定本早已改定。盖至乾隆时朱三太子案相隔已远,无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尚是康熙间所修,故有此曲笔耳。此已论定疑案之一也。”[2](P100)

孟森在其《万季野<明史稿>辩诬》一文中明言:

其谓建文君必已焚死,二百余年来原为成祖托词,以绝人望,而建文实未死也。……胡荧以访仙人张邋遢,周行国内者二十一年,以迹建文;郑和下西洋,遍历国外诸岛,以迹建文。若果已得建文之尸,何故为此多余无谓之举?

建文既未焚死,其必出亡外地。关于建文帝到底出亡何地,历来有不少说法,学者们讨论比较集中的是建文帝出亡苏州穹隆山、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其它诸说如建文出亡湖北武当山、浙江、福建泉州、印尼等,这些说法或记述不详,或纯属民间传说,在学界没有多大影响。下面笔者就诸家所论建文帝出亡苏州穹隆山、西南地区作一检讨。

主张建文出亡苏州穹隆山的是徐作生。在其《明惠帝出亡穹隆山新证》一文中认为,惠帝出亡为僧,被和尚溥洽所救,藏于苏州吴县鼃山普救寺。未几,事泄,在太子少师姚广孝的监护下,匿于吴县穹隆山皇驾庵。永乐二十一年,惠帝殁亡,葬皇驾庵后的山坡上。[4]随后又在《明惠帝出亡穹隆山补证》一文中分“阖宫自焚”不可信、出亡之说可信;“流落西南”不足信;“踪迹惠帝”说事出有因;成祖为何隐去这段历史等四个方面对建文出亡苏州穹隆山作了补证。[5]张一鸣对徐作生提出的建文帝出亡苏州穹隆山进行了质疑,[6]认为徐文提出的“新说”,史料依据不够充分(有的属于理解有误),有些论点完全是靠“推论”、“推考”、“推断”、“假设”、“抑或”、“估计”、“分析判断”(均为徐文中用语)等不确定语气得出的,缺乏足够的史实支撑,说服力不强,难于认定,并从朱允炆可能在穹隆山短暂“税驾”过,但长期隐匿的可能性极小;姚广孝不可能成为朱允炆的保护人;朱允炆殁于永乐二十一年的说法不确;朱允炆“皇陵”在穹隆山的说法疑点甚多等四个方面对徐说进行了质疑,最后提出了“流亡西南说”暂难否定。笔者完全同意张一鸣对徐文所作的质疑,苏州穹隆山离南京不远,而南京在永乐九年(1421)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前,一直是明王朝的京师,在明成祖对朱允炆的寻访和追捕工作始终未放松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此长期藏匿。

不少学者倾向于建文帝出亡我国西南地区。最早提出建文帝出亡云南说的是张人和《大明建文皇帝在云南的遗迹》[7]一文,之后学者们对此说进行了探讨。束有春、阎小强《亦帝亦僧亦为仙,半史半野半相疑——明代建文帝的传说及其历史民俗》[8]认为建文帝出亡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境内的狮子山,但所据皆为狮子山正续禅寺大雄宝殿中有建文帝的塑像及当地的民间传说,其说可信性不大。杨知秋在《建文帝出亡云南新证》[9]一文中认为云南省武定县狮子山,现存建文帝的很多历史遗迹和传说,并在云南地方文献中新发现了三种笔记,记载建文帝的事迹甚详,进而提出建文帝出亡云南的原因有三,主要原因为云南是沐氏的天下,沐英与太子朱标是结义兄弟,关系非同一般,沐英之子沐晟曾随沐英多次到南京,自幼与朱允炆相善,当建文帝遭大难时,首先想到要寻求沐家的庇护,于是不远万里,直奔云南;其二,云南大理荡山寺高僧无极的师兄无依曾是建文帝的师父,建文帝遭难之时,自然会想到他的师父,故化装僧人出逃;其三,云南属徼外,与南京相去数千里,交通不便,属于朱棣统治的薄弱环节,相对安全。张一鸣在以上所引《明建文帝下落“新说”质疑——与徐作生同志商榷》一文中,认为建文帝出亡西南地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朝野人士(包括从亡诸臣)的公开保护和暗中掩护。在这些人士中,当时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的作用更为突出。朱与晟,不仅是君臣,也是义兄弟,感情很深。加之沐家父子当时在云南威信很高,令同圣旨,故保护有方,朱棣久查不得结果,只好不了了之。从以上诸家所论建文出亡云南的主要原因是云南沐氏家族的庇护,但诸家却忽视了下列一组史料。据《明史》卷118《岷王朱楩传》载:

岷王楩,太祖第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国岷州。二十八年(1395)以云南新附,宜亲王镇抚,改云南。有司请营宫殿,帝令斩居棕亭,俟民力稍纾后作。建文元年(1399),西平侯沐晟奏其过,废为庶人,徙漳州。永乐初复王,与晟交恶。帝赐书谕楩,而诏戒晟。楩沉湎废礼,擅收诸司印信,杀戮吏民。帝怒,夺册宝。寻念王建文中久幽系,复予之,而楩不悛。六年(1408),削其护卫,罢官属。仁宗即位,徙武冈,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邸。景泰元年(1450)薨。[1](P3602)

《明史》卷126《沐晟传》亦载:

初,岷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成祖即位,遣归藩,益骄恣。晟稍持之,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贻书岷王,称其父功,毋督过。[1](P3761)

岷王既被“建文所囚徒”、“废为庶人”,又“与晟交恶”,而明成祖即位后,即遣朱楩“归藩”,重回云南,直到永乐六年才“削其护卫”,在这种情况下,建文帝很难在云南立足,因此诸家所论建文帝流落西南四十年,云南是其重点游历居住的地方是很难成立的。除建文重点游历云南外,不少学者根据地方志及《徐霞客游记》,认为建文帝还在西南地区的贵州、四川、广西等地游历,但没有其它有力证据支撑,故在学界影响甚微。①

二、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之成立

笔者在翻检西北地方志时,发现了两条新资料,称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或其附近附属寺院)。据民国《创修渭源县志》卷九《艺文志》邑廪生张彩《五竹寺记》载:

秀峰山在镇南河之南……于山口东麓之侧,建兰若一,自明亡君郭节挂锡后,采南山色泽不同竹五种,移植禅院,因自号曰五竹僧,此五竹之所由来也。迨后叠遭地震,殿宇毁圮,节亦圆寂,其子若孙,并其徒众,克承衣钵,于悬崖陡壁之上,凿数十洞龛,而壁绘焉。于是祈佛福,游风景者,以秀峰为目的地,而莅渭者恐节之孤忠亮节湮没不彰也,又大书特书焉。恐其后裔罹靡子之祸,遂额之曰五竹寺,所以忆前贤,垂后叶,盖有深意存焉,此五竹寺之所由来也。而秀峰之名,乃移寺于山颠,时始有之耳。

夫郭节者,明靖难之兵,随建文出亡之臣也。建文于夏六月庚申十三日未时,由癸门出,比时愿扈驾车二十二人,节其一也。君臣奔窜崎岖,昼伏夜行,历滇南巴蜀,建文至乐都之瞿昙寺,乃祝发从者,或淄衣礼佛,或黄冠学道,或傭身为人奴,分散于河湟狄渭各地,率皆不言姓字,如程渝称比丘,叶希贤称道人,赵天泰称天肖子,然诸人之姓氏爵里,俱载于史仲彬《致身录》中。《致身录》虽不传,考之明陈眉公《致身录序》、清吴云菴《葛衣祀记》可识其大凡矣。节始为干敬沟董商户仆,后家于郭家湾,晚乃为僧,今其裔数十家皆供五竹僧像,续僧不绝。询像何人,曰“吾祖,不知其名,相传明时保皇上者,此少读书之罪也”。不然数典望其祖者也。而妄自揣测者,又谓五竹,系孤竹之讹,竟尔勒诸贞珉欲以鱼目而混珠,可乎哉。寺废于同治之乱,洎乎光绪,武举李锦标,重事增修。

关于建文帝出亡青海乐都瞿昙寺还见于瞿昙寺的一则碑记。清康熙二十七年张弘斌修、张淑孔纂《渭源县志》之《山川形胜》载:“五竹山,即青雀之支,与露骨山相连,有五色细竹丛生,盛夏积雪不消。”该《县志》后有一《五竹山五竹概略·诗名缘起》,写在“甘肃省政府印刷局承印”的稿纸上,据长期从事甘肃民国史研究的五邑大学刘进博士告知,此篇文献应该是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的。兹抄录如下:

明建文逊国,后出至西宁碾伯西南山某寺。其随亡忠臣内有某公者,自京楚云南而至甘肃,凡沿途所见异竹,即摘一枝插背夹上,历年既多,存竹不少,后至渭源□银山出家,即择各竹之异者,植庙阶,默祷之,霑以能在成活,为建文能否近图之。后竹竟成活,分为红黄蓝绿白五色,历代相沿,极为茂密,五竹山名遂□四起,事见碾伯瞿昙寺碑记。[10]第一条资料,该《五竹寺记》的撰者既题“邑廪生张彩”,又文中有“洎乎光绪”,可知撰成时间为光绪或宣统年间。第二条资料虽然写于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但所据的《碾伯瞿昙寺碑记》,笔者无缘得见,也未见学界介绍或公布,但从所记为明建文帝出亡事来看,应该是清乾隆以后至民国初年的某年所刻。第一条资料记载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应该是张彩访问居住于甘肃渭源郭家湾的明亡臣郭节后裔所得,第二条资料应该直接取自乐都瞿昙寺的寺史或寺内留存的记录。第一条资料与第二条资料从其内容来看,显然是不同源的,并且是可信的,理由如下:

(一)从明朝廷与青海瞿昙寺的关系看

第一条资料涉及的建文帝出亡瞿昙寺之记载,则其记必有据焉,如若伪造,则应伪造为建文出亡渭源五竹寺,以抬高五竹寺的地位,而不是伪造为出亡青海瞿昙寺。碑记中所记建文帝君臣出亡之途中及出亡于河湟各地之情形,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符。第二条资料也并非伪造,同理,如若伪造,则应伪造为建文出亡瞿昙寺,以抬高瞿昙寺的地位,而不是伪造为出亡西宁碾伯西南山某寺。建文帝出亡的“碾伯西南山某寺”与瞿昙寺同在乐都县碾伯镇西南山,从明初瞿昙寺在当地的地位看,该“碾伯西南山某寺”应该是从属于瞿昙寺的附属寺院。因此,建文帝出亡青海乐都瞿昙寺,瞿昙寺的主僧三剌为确保建文帝及自身的安全,将建文帝隐藏在其下属寺院“碾伯西南山某寺”,因此第二条资料所提出的建文帝出亡“西宁碾伯西南山某寺”更贴近事实。但从以下所论来看,建文帝出亡投奔的是瞿昙寺主僧三剌,因此可以认为建文帝出亡地为青海乐都瞿昙寺。从乐都瞿昙寺建立初期及以后与明皇室的关系看,建文帝出亡瞿昙寺是极为可能的。

兹据《明太祖实录》及《明太宗实录》所载乐都瞿昙寺与明廷的关系资料,详列如下[11]: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壬寅:西宁番僧三剌贡马。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创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始来朝,因请护持及寺额。上赐名曰“瞿昙寺”,敕曰:“自有佛以来,见佛者无不瞻仰,虽凶戾愚顽者,亦为之敬信。化恶为善,佛之愿力有如是耶!今番僧三剌生居西土,踵佛之道,广结人缘,辑金帛以创佛刹,比者来朝京师,朕嘉其向善慕义之诚,特赐敕护持。诸人不许扰害,听其自在修行,违者罪之,故敕。”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

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甲辰:西宁瞿昙寺僧叁[三]剌来朝,贡马。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子: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上以西番俗尚浮屠,故立之以来远人也。

永乐五年(1407)十月戊戌:西宁瞿宴[昙]寺僧班丹藏卜来朝,贡马。悉赐钞、币。

永乐六年(1408)七月壬戌:西宁卫僧班丹藏卜等来朝。……贡方物,赐白金、钞、币有差。

永乐二十一年(1423)十一月己亥:灌顶净觉弘济大同[国]师班丹藏卜等遣人贡马,命礼部宴赍之。

永乐二十二年(1424)二月丁卯: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弘济净觉国师)端岳藏卜卒。命班丹藏卜姪三丹藏卜、端岳藏卜姪锁南监藏各嗣领其事。

又,据《永乐六年瞿昙寺皇帝敕谕碑》载:

今特令住持瞿昙寺官员军民人等务要各起信心,尊崇其教,听从本寺僧自在修行,并不许侮慢欺凌。其常住一应寺宇田地山场园林财产孶畜之类,诸人不许侵占骚扰,庶俾佛教兴隆,法门弘振,而一方之人,亦得以安生乐业,进修善道。若有不遵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诅其教者,必罚无赦,故谕。永乐六年(1408)五月十五日。

之后,明王朝历代皇帝为瞿昙寺赐匾额,修佛堂,派太监,立碑记,封国师,赐印诰,以瞿昙寺为纽带,加强了明王朝与青海地方上层首领之间的领属关系。

从以上可知,瞿昙寺与明朝廷保持有极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开始的。特别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敕谕,“赐敕护持,诸人不许扰害,听其自在修行,违者罪之”,瞿昙寺自此享有不少特权。洪武年间,明廷与瞿昙寺的密切关系,建文帝应该是很清楚的,特别是“洪武三十年二月甲辰:西宁瞿昙寺僧叁[三]剌来朝,贡马。”,作为皇太孙的建文帝,应该是见过瞿昙寺僧三剌的,基于上述情况,在“靖难之役”的危急关头,建文帝选择出亡西北边地的青海瞿昙寺,是极有可能的。

另外,我们还从以上所引明成祖时期瞿昙寺与明廷的关系来看,直至永乐五年十月瞿昙寺主僧三剌才派其侄班丹藏卜来南京朝见明成祖,明成祖大喜,随即于永乐六年五月下敕护持瞿昙寺,瞿昙寺为感谢皇恩浩荡,随后在永乐六年七月,班丹藏卜再次朝见成祖。为什么明成祖即位五年后,瞿昙寺才与明廷联络,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建文帝于建文四年底或稍后逃到瞿昙寺后,瞿昙寺主僧三剌为确保建文帝的安全,对明成祖一直取观望态度,建文帝秘密隐藏于瞿昙寺五年的时间里,外界一无所知,所以在永乐五年三剌派出其侄班丹藏卜来南京朝见明成祖以作试探。从永乐六年七月班丹藏卜朝见明成祖后,直至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才又遣人向明廷贡马,期间并无一次进京朝见明成祖,即使在永乐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明成祖再次下敕,令“所在官员军民诸色人等务要各起信心,遵崇其教,听从本寺僧人自在修行,为朝廷祀祝。所有佃户人等供给寺内一应使用,及本寺常住所有牲畜山场树木园林地土水磨财产房屋等项,不许诸人侵占骚扰。其僧人等或行或住,听从其便。大小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阻挡,庶俾佛教兴隆,法门弘振,而一方之人,亦得以安生乐业,进修善道。若有不遵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诅其教者,必罚无赦,故谕。”(《永乐十六年瞿昙寺皇帝敕谕碑》)后,瞿昙寺也未派人去京答谢。而永乐二十一年,是明成祖派人搜寻建文帝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据《明史》卷169《胡濙传》:

胡濙,字源洁,武进人。生而发白,弥月乃黑。建文二年(1400)举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永乐元年迁户科都给事中。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1](P4534-4535)又据《明史》卷7《成祖纪》:

(永乐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复亲征阿鲁台,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领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孟瑛领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领右哨,英国公张辅、安平伯李安领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领右掖,宁阳侯陈懋领前锋。庚子,释李时勉,复其官。辛丑,皇太子监国。壬寅,发京师。戊申,次宣府,敕居庸关守将止诸司进奉。八月己酉,大阅。庚申,塞黑峪、长安岭诸边险要。丁丑,皇太子免两京、山东郡县水灾田租。九月戊子,次西阳河。癸巳,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部落溃散,遂驻师不进。冬十月甲寅,次上庄堡,迤北王子也先土干帅所部来降,封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庚午,班师。十一月甲申,至京师。[1](P103)

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御驾亲征,七月戊申(七月三十日),驻扎在宣化,多年奉命在外搜寻建文帝下落的明臣胡濙,迫不及待的驰赴宣化,如果不是事关建文帝的确切消息,胡濙也不会这么匆忙地在深夜要觐见明成祖,明成祖也不会在已就寝的情况下,急着召见胡濙,“濙来见时,已寝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甚久,则必有建文确踪,并其无意于复国之真意,有以大白于成祖。”[2](P100)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十一月初七),明成祖回到北京,十一月己亥(十一月二十二日)瞿昙寺的主僧班丹藏卜等遣人贡马,这是在时隔十五年后瞿昙寺主动向明成祖贡献,这是否说明建文帝长期隐藏于瞿昙寺或其附属的寺院中,瞿昙寺长期以来不敢主动向明成祖贡献,以防泄露消息,招致明成祖的怪罪,在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对建文帝“疑始释”的情况下,瞿昙寺再无顾忌,始主动向成祖贡献,恢复了瞿昙寺与明廷的正常关系。

此外,《明史》中还有一件重要史料,可以作为建文帝逃到乐都瞿昙寺的重要旁证。据《明史》卷143《河西佣传》载: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1402)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佣,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1](P4063)

“庄浪鲁氏”是指明清时期位于今甘肃永登县西南大通河畔的连城鲁土司,为蒙元后裔,元亡归明,被封连城,清仍其世职,是明清时期甘肃、青海边界颇有势力的土司之一。据乾隆《平番县志·官师志》“庄浪土司”条记载:

掌印土司指挥使鲁凤翥,其始祖脱欢,元平章政事,明初率部投诚,安置庄浪西山之连城。二世巩卜矢加,以功升百户。三世什加,以军功升都督同知,赐姓鲁。什加生鉴,鉴以功擢指挥使。自此以后,遂以鲁为姓。以指挥使为世袭职,国初归附,仍其世职。

另据《明史》卷174《鲁鉴传》载:

鲁鉴,其先西大通人。祖阿失都巩卜矢加,明初率部落归附,太祖授为百夫长,俾统所部居庄浪。传子失加,累官庄浪卫指挥同知。正统末,鉴嗣父职。……鲁氏世守西陲,有捍御功,至鉴官益显,其世业益大,而所部土军生齿又日盛。[1](P4643)

又据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地方志与家谱阅览室的《鲁氏家谱》载:

始祖讳脱欢,元宗室也。仁宗皇庆二年(1313),晋爵安定王,历事数朝,以忠谨闻。至元之间,四方兵起,宇内分裂,明太祖龙飞淮甸,不数载群雄渐次削平,至正间,帅师北定中原,所向无不披靡迎降。公喟然涕曰:大事去矣!吾惟竭吾力耳。时朝廷号令所及,两都之外不过数百里,兵力寡微,战守俱不足恃,公与诸怯薛率数万疲敝之卒,夙夜守城。当饥馑之余,援饷悉绝,公惟以忠义鼓励,人心无不感奋。而兵势愈警,渐逼京畿,帝乃与太子、星孙诸王夜半逊国而去,公率数十骑扈从不及,又闻两都失守,遂流落北地。每言及帝,辄抚膺悲恸。明太祖闻而义之,命行人召赴行在。及进见,谕慰至再,欲官之,乃愀然曰:“亡国贼夫,不足以辱圣世也。”太祖益重之,使召集部落,仍守其地。洪武三年(1370),王保自甘肃来攻金城,上命西平侯沐英同公援韩温,公随方设谋,固守无虞,屡乘其怠破之。明年扩廓帖木儿入寇,陕西行省参政张良弼遁去,太尉李思齐以郡邑降,遂攻兰州,公以书招扩廓帖木儿,譬喻百端,不从。公守益坚,适大将徐达救至,城赖以全。八年(1375) ,西河酋朵儿只巴叛,上命公与都督濮英帅师讨之,大破其众,焚其巢虏,其部酋只巴仅以身免,师还叙功,命入京师,会因疾不果,明年遂卒。朝廷悯其功,授子阿失都百户。

从以上所引史料可知,河西佣绝非一位普通的为人佣耕的农夫,他既能向在当地势力强大的鲁土司提条件(其死后的安排),又对从京城来的朝官极为熟悉,河西佣很可能是追随建文帝出亡河湟地区的诸亡臣之一。建文四年冬,建文帝一行已经流亡到河湟一带,稍后建文帝到青海乐都,投靠瞿昙寺主僧三剌,河西佣才离开金城(今兰州),投靠鲁土司阿失都巩卜矢加,阿失都巩卜矢加感恩于明太祖,收留了河西佣。河西佣以为鲁土司佣耕为名,实际上是与追随建文帝出亡的诸亡臣一起隐蔽于河湟地区,随时报信、联络,暗中保护建文帝。鲁土司所在的连城,与乐都距离较近,河西佣隐身于连城,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从出亡的路线看

在明成祖北方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建文帝只能向南方逃窜,辗转巴蜀,到青海。又,这条道路,早在南朝刘宋时期即已开通,据慧皎《高僧传》卷13《法献传》载“以宋元徽三年(475),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高僧传》卷12《超辩传》载“释超辩,姓张,敦煌人也……闻京师盛于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达于建业”,走的也是这条路线。

(三)此两条资料晚出的原因

从明朝的形势看,此两条资料不可能在明代创建渭源五竹寺的碑记和乐都瞿昙寺的碑记中出现。又,在清乾隆以前,此两条资料也不可能出现。据殿本《明史》与四库本《明史》的建文帝本纪,在清乾隆元年,建文帝的正统地位才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又加上河湟地区“回变”频仍,清政府肯定害怕河湟地区的“民变”会借建文帝后裔之名,掀起“反清复明”这一让清政府头疼的反抗,故此两条资料不可能在此期出现。在此之后,建文帝出亡事已经没有任何避讳的了,清政府也不再害怕所谓的“反清复明”,故在重修渭源五竹寺的碑记和乐都瞿昙寺的碑记中,“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的说法才得以出现。

综上所述,明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自焚,而是率近臣出逃,建文帝一行昼伏夜行,沿滇南、巴、蜀,从甘肃陇南进入甘肃、青海的河湟地区,随行亡臣散处于河湟狄渭各地隐蔽下来,暗中保护建文帝,建文帝则独自出亡青海瞿昙寺所附属的一座寺院,在瞿昙寺上层的保护下,直至老死,并非像明清野史著作中所记的建文帝频繁穿梭于云贵川鄂浙苏等地,这与明成祖派人四处搜寻建文帝消息的历史背景不符,建文帝出亡并秘密隐身于西北地区青海乐都的瞿昙寺是极为可能的。

[注 释]

①参阅沈国华《从广西地方志看建文帝下落之谜》,河池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陆宏辉《揭开明代历史上的一个大谜——从地方志看建文帝失位后的行迹》,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李水海《<徐霞客游记>载录建文帝遗迹述考》,无锡教育学院学报, 1996年第3期;管维良《建文帝出亡之谜新解》,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管维良《地方志是建文帝出亡的历史见证》,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孟森.明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四库全书(第29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隆山新证[J],史学月刊, 1986,(6).

[5]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隆山补证[J],史学月刊, 1987,(4).

[6]张一鸣.明建文帝下落“新说”质疑——与徐作生同志商榷[J],曲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

[7]张人和.大明建文皇帝在云南的遗迹[J],云南文献,1972,(2).

[8]束有春,阎小强.亦帝亦僧亦为仙,半史半野半相疑——明代建文帝的传说及其历史民俗[J].东南文化, 1998,(3).

[9]杨知秋.建文帝出亡云南新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10]吴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39册)[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0.

[11]陈家琎,顾祖成,等.明实录藏族史料(一)[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滕先森)

A New Study on Em peror Jianwen ofM ing Dynasty Escap ing to Qutan Tem p le in Q ingha iProv ince

GONGW ei-zhang
(Departmen tof H isto ry,Taishan University,Taian 271021,China)

There arem any interp retationsof Emperor Jianwenwhereabouts in Jing-nan-zhi-yi(a battle between Chengzu and Jianwen ofM ingDynasty).Based on the historicaldata ofM ing-shi(the history of M ingDynasty)and other history books,Empero r Jianwen didn’t suicide in Jing-nan-zhi-yi,he escaped to som ew here w ith his in tim ated officials.M any scho lars believed that Empero r Jianw en escaped to Jiangsu,Zhejiang,Yunnan,Guizhou o r Sichuan Province,butw ithout importan thisto ricaldata,those interp retationsweren’t be adm itted in the academ ic circ les.The author deem s that Empero r Jianwen escaped to Qutan Temp le in Q inghai Province based on two new importanthisto rical datas and otherm aterials.

Em pero r Jianw en(the second em pero r ofM ing D ynasty);Escap ing to som ew here;W eiyuan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Qutan Temp le in Q inghai Province

K248.1;K825.81

A

1672-2590(2010)04-0001-07

2010-05-07

公维章(1970-),男,山东沂源人,泰山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