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悼亡诗中的中西死亡观

方艳

浅议悼亡诗中的中西死亡观

方艳

生死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终极关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西方哲学必须讨论的问题之一。对于死亡的思考，也成为了文人笔下永恒的主题，并通过文字形式在多样化的文学作品中或明或暗的得以阐释。从中西方对于死亡的思辨出发，以悼亡诗为对象来探讨文学作品中所折射的中西方死亡观的异同。

死亡观；悼亡诗；西方文化

“对生死的理解是一把钥匙”，所有关于自我、世界、存在的理解只能通过这把钥匙来开启。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同，中西方生死观也显示出不同的内涵。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积极的乐生文化，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现在，而对未知的世界持回避态度，并表现出与基督教不同的特点。

一、中西方的死亡观

中国传统死亡观深受诸子百家影响。就其社会影响来看，儒家和道家的死亡观影响了世代人关于生死信念的确立和实践，影响了关于生死价值的追求，影响了社会文化精神生产的发展进程，至今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

儒家学者早就对生死之事进行了探讨，为感叹人生苦短的人们提供了一条理性地对待死亡的道路。《论语》中记载了关于生死的思辨。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这一段问答中，孔子要向子路传达的是一种积极的生死观，即人应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现实生活上，而不应该过分考虑死后的问题。儒家生死观强调道义至上，犹胜生命。与儒家的理性地思维对待生死不同，道家的生死观是非理性的，将生死视为与四季更替一样的自然循环，因此人们不必为“生”而喜，亦不必为“死”而悲。不幸的是，中国的道教没有轮回观念，这也是造成中国人对死亡的永恒畏惧的缘由之一。道教将“道”奉为至尊，对死亡的超越是太为现实，也太为浪漫了。说它现实，是因为它既不似基督教那样期待死后灵魂升天，也不似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一心念叨来世，它就要在今生今世实现永生的梦想。比较灵魂不死，它更感兴趣的是肉体不死。说它浪漫，是因为它孜孜不倦地将镜中花、水中月当作可予企及的目标认真追求。许多帝王都想寻找不老药，但秦皇汉武都以失败告终，何况凡人。所以，道教并不能消除中国人对死亡的恐惧，并不能给予人平静面对死亡的力量。

西方文化有不同于中国的历史基础和传统，对于生死的看法主要是从终极(即死亡)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的。古希腊时期的生死观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面：首先，人的生命是理性自主的，生命的意义，需要经过彻底的反省，才能活出更多的价值。人们面对死亡，经过“反省”后，认为能够死得其所，死得其法，死得其时，就可以从容就死。生命不是以自然寿命的长短来衡量其价值的大小，而是需要经常反省，需要自立、自觉、自我深化生活，人的生存必须是一种理性的生存。其次，生命必须以行为之是非、善恶为标准。苏格拉底说：“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所谓好的生活，就是“是非、正邪、善恶、荣辱”。他惟一顾虑的，只在于行为之是非、善恶。也就是说，人必须能以高尚的价值观作为反省的标准，必要时能牺牲生命，以捍卫正义，明辨是非。只有根据公平、正义而活，才能算是活得好、活得美。否则，即使活得既富且贵，却活得没有是非，没有正义，活得毫无意义与价值，那就生不如死。由此可见古希腊的生死观与中国儒家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在西方取得了统治地位后，西方关于死亡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基督教用“原罪”注解了死亡的必然，从而提出“因信而义”而战胜死亡，进入天国，从而达到灵魂不灭。而这一思想在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受到了叔本华的抨击与颠覆。他否定了灵魂不灭论，否定了基督教所宣扬的现世、来世说，对人类生命的存在有较为客观的认识。

总体来说，西方文化中的死亡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生”的开始，人们对于死亡是坦然的。而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讳莫如深的态度反而加深了中国人对其恐惧的心理。

二、悼亡诗中死亡观

悼亡诗，泛指“抚存悼亡，感今怀昔”之诗，一般特指悼念亡妻的诗。中西方从古就有悼亡之作。《诗经》中的《邶风·绿衣》、《唐风·葛生》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悼亡诗，而西方最早的悼亡诗认为是《伊利亚特》中安德洛玛刻悼赫克托尔的那段言语。也有人认为是弥尔顿缅怀第二个妻子卡特琳的无题十四行诗开了西方悼亡诗的先河。当然，这里的争议还是源于对悼亡诗定义的理解有异。本文采用悼亡诗的狭义定义，即专指悼念亡妻的诗。

许多学者早就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西方的悼亡诗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中国。“在西方表现哀怨的抒情诗的品种很多，但专为怀念亡妻的悼亡诗则极为罕见，而在我国则几乎可以说有一个传统。”在西方，诗歌一般分史诗、抒情诗和戏剧诗。沉浸于诗歌的汪洋大海中，那种直抒胸臆的作品可谓多矣，但悼亡诗却极为罕见。中西悼亡诗的数量竟相差如此悬殊……数来数去，也就是几个诗人，如约翰·弥尔顿、托马斯·哈代、罗伯特·勃朗特、邓约翰等。

西方文化认为，在世界的另一头存在着一个天国，这是一个比尘世要美得多的世界。快死的老人无疑非常哀伤，但一想到死后的天国，情况就不一样了，死后是能在天国里会面的。由此，对于死似乎不应过多地悲伤，反而应该向往。弥尔顿想象他与亡妻的会面将是在天堂：“我仿佛看到去世不久圣徒般的妻，回到了我身边……我相信我还能再度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分地瞻视。”英国诗人D.G.罗塞蒂在《幸福的女郎》诗中，编织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叙述了在美丽的天堂里，亡妻急切地盼他来相会，盼望他们共同“下到那小溪，沐浴在上帝的光里”。这首诗意境优美，令人神往，并无悲情哀意。即使是无神论者拜伦，也在《致塞沙》中说：“在世间，你爱我如此情深，将赐于我天国的期望。”莎士比亚也说，“If I must die,I will encounter darkness as a bride.”由此可见，西方人因其独特的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对待死亡较洒脱。

在中国，无论士大夫是否相信有灵魂，他们始终处于对死亡的恐慌中。如果相信有灵魂，他们害怕。中国人一般对死者心存敬畏，更何况因为儒家主张男权，他们或多或少蔑视女子，不能表白自己对妻子的爱，甚至虐待了她。因此，一方的死亡会刺激起另一方对自身责任的反省，在其潜意识中引发弥补和修复的强烈愿望。生者会觉得生命本身是一种过度奢华的占有，因而对死者抱有潜在的歉意和负债感受。悼亡诗就是活着的人向亡妻所作的补偿。如元稹：“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作者将愧疚的情绪融入对妻子的回忆之中，试图通过倾诉内心衷曲来恢复心理平衡。如果生前做过对不起妻子的事，甚或如介之推之流，则可能心有不安，可能会乞求亡妻不要伤害自己，希望得到亡妻的保佑。故悼亡诗中多极力美化亡妻的善良贤淑，常常超过真实的情况。因此，在悼亡作品中出现的亡妻的品格往往是可与日月齐辉，以至于妻子生前的某些缺憾之处也变得美好。如王渔洋的《悼亡》：“千里穷交脱赠心，芜城春雨夜沉沉。一官长物吾何有，却捐闺中缠臂金。”王士祯：“君如德耀齐眉日，我愧樊英答拜时。”潘岳：“奈何悼淑丽,仪容永潜息。”江淹的《悼室人》：“窗尘岁时阴，闺芜日夜深，流黄夕不织，宁闻梭杼音？”这些诗有的是直接赞美，有的则是通过一个个生活细节来表现亡妻的贤淑勤劳、柔顺温和的品质。在此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悼亡诗是写给亡魂看的颂歌，是相信上天三尺有神灵，是类似于宗教仪式中的向神灵的祷告或远古时期的巫术活动。故中国的悼亡诗也常给人一种虚伪的感受，其深层心理还是对自身死亡的恐惧、哀叹和自欺。西方的悼亡诗并不全是一味地美化亡妻，而更客观些。如哈代在《旅行之后》不隐瞒长年不幸的婚姻生活，在《责备》中反省自己的情感：“你是否会变得冷漠无情，如同我俩活着的时分？”

如果没有灵魂，士大夫们更害怕。死亡的虚无，从来没有一个人从那死亡的深渊里走回过。故身边亲人的死，更是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死亡的畏惧。他们感到人死如灯灭，浮生若寄。在尘世的经历好像只是做了一场容易醒的梦。为了抗争死亡的虚无，他们借机大写悼亡之诗希望把人生保存在纸上定格，时时可以触摸人生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从大量的中国悼亡诗的内容中窥见诗作者内心深处解不开的死亡恐惧。正是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扭曲下，中国士人一直承受着难以排遣的恐惧。

三、结语

死亡，恐惧的起点，它昭示着人类的终点，也吸引着人类对于它的无尽思考。而当人们将自己的思辨转换为语言文字后，我们可以更加深切的感知人们对于这个永恒的主题的认知。

[1]黄柏青.中西方悼亡诗之差异及文化根源[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路晓军.中西方传统生死观略论[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6（10）.

I052

A

1673-1999（2010）24-0128-02

方艳，扬州职业大学（江苏扬州225100）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公共英语教学。

201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