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神化”观的认识论意蕴

朱慧芸

张载“神化”观的认识论意蕴

朱慧芸

张载强调学者的认知过程需与其自身的德行培养相联系，认知的最终旨向是要“穷神知化”，实现“人之道”与“天之道”的贯通。从认识的起源、认识的旨向、认识的过程等方面，阐述了张载“穷神知化”思想中的认识论意蕴。

张载；认识论；“穷神知化”；认识主体；道德修养

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学中的方法论，一根本倾向，即注重致知与道德修养的关联，甚认为两者不可分，乃是一事。”［1］重视认识主体的精神修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重要贡献。张载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神化观认识论思想也有此致知路向，他将人生态度和宇宙胸怀与“穷神知化”的理性思考联系在一起，强调学者的认识活动不能止于耳目所得，应在日用伦常中提炼出一种主体精神，具备学做圣人的情怀。本文拟从认识之来源、认识的旨向、认识的过程和认识的主体等角度，阐发张载神化观的认识论意蕴。

一、认识之来源：“耳目有受，内外之合”

张载说：“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正蒙·大心篇》）［2］即认识开始于“耳目有受”，人通过感觉器官去直接感知客观事物，获得对事物的认知。也就是说，认识首先开始于人去接触或感知物，这里有个潜在的前提条件，主体要有“耳目”，即有能“受”的器官；其次，仅有眼耳等生理器官还不够，必须要经历“内外之合”的过程，也就是认识主体要与物接触，从而达成人与物之间的一种融通。

张载强调认识主体与物要融通，还有一层意蕴。他面对“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的局面，认为很多学者受佛老思想的影响，漠视造化，以为一切都是幻觉与妄念，沉溺于生活琐碎之中，不去寻求精神的提顿，即对天道之体认。他说：“释氏便不穷理，皆以为见病所致。庄生尽能明理，反至穷极亦以为梦，故称孔子与颜渊语曰：‘吾与尔皆梦也’，盖不知易之穷理也。”（《张子语录》下）［2］也就是说，山河大地都是真实的存在，认识主体须在“穷理”（认识）的过程中，体认天道和人之为人，即要

“穷神知化”。

二、认识之旨向：“穷神知化，与天为一”

张载说：“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岂有我所能勉哉？乃盛德自致尔。”（《正蒙·神化篇》）。这是说，“穷神知化”作为人与天为一的一种状态，是认识的终极旨向，这不是人们当下就能做到的，需要人达“盛德”之境。这种“盛德”自然是道德主体在修身的过程中逐渐达到的。他认为“穷神知化”的境界是圣人境界，达至圣人之时，学问、修养都达到德盛仁熟的地步，无论做什么都自然而然。德之盛者，方“能穷神化所从来”（《正蒙·参两篇》）。

“穷神知化”体现了主体的道德行为对天道之印证。张载说：“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正蒙·乾称篇》）朱熹解释：“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帅吾其性’底志。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继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亲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继得天之志，方是事天。”［3］就是说，人要体悟天道，然后人道需效法天道，而这一切最终是通过“穷神知化”达成，“穷神知化”是人道对天道之“继”。张载还说：“存虚明，久至德，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继其善，然后可以成人性矣。”（《正蒙·神化篇》）［2］“存”就是存天道神化的“虚明”，知物理之幽，识天道之明，亦即体认仁之理，并且对明显的事物和隐微的道理都能去认知。“顺”即顺性命变化之道，顺天之大化流行，做到随着情势变化而守中，使体认到的成为内在于自身的东西，然后成就道德。体认到我之为我，便有了可持守的东西，不会“徇物丧心，人化物而灭天理”（《正蒙·神化篇》）。只有内心有了持守，方能“忘物累”。有了操持，然后对周遭的人与物“化”，众人信服而从之。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论语·颜渊》）。“不舍而继其善”的“继”就是不让天道与人道断裂，人的“不舍”，一面是不舍“存”与“顺”，另一面是不舍天之善，体现了人自觉对“善”的维护。

三、认识的过程：“穷理当有渐”

张载认为“穷理”的过程应该是渐进的。他说：“穷理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横渠易说·说卦》）这是说，要经由从穷一物之理到穷多物之理，然后依此类推的过程。张载认为天人之间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强调主体的完善不是一种现成性的，否则对于很多人来说，只会守着自己现成的状态，不去寻求更为本质的存在。他认为主体是在“弘道”的过程中，从生理之性中走出来，成为自为的主体，所面对的天不仅有自然之“天”的含义，同时渗透着人之精神、本质的道德性的“天”。基于此，张载将学者认识的过程归为这样的模式：“穷物之理”—“尽心尽性”—“穷神知化”。即将成己之道与成物之道整合起来，在“至诚不息”的基础上，达“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的境地。

张载说：“尽天［下］之物，且未须道穷理……须知耳目外更有物，尽得物方去穷理，尽了［心］。”（《张子语录》上）就是说，单提到“尽物”，亦即是说“穷”物，还不能说这就是“穷理”。所谓“尽物”，只是大概而言，实际上，不经过穷理，很难说真的“尽物”了，因为事物的具体细节与深层含义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然而，闻见哪里能够穷尽物呢？他说：“言尽物者，据其大总也。今言尽物且未说到穷理，但恐以闻见为心则不足以尽心……今所言尽物，盖欲尽心耳。”（《张子语录》下）讲“尽物”本来不需要提到穷理，可是，如果不提穷理，恐怕人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闻见上面，从而不能够完全发挥心之“思”的功能。单靠闻见，人无法穷尽天下的事物，有很多东西是耳目无法企及的，还需“尽心”。所以，尽管说是“尽物”，其实不是真的穷尽事物，而是指充分发挥心的作用(尽心)。可见，在张载看来，“尽物”只能算得上是“穷理”的准备阶段，“穷理”必须要“尽心”。所以学者要“大其心”，“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诚明篇》）。所谓“大心”就是以“德性”而知，这承袭了孔孟“心之官则思”的存义养心的理论，认为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变化规律，就必须充分发挥心的作用，以本然之心观照万物以合天心。

在张载看来，“大心”的工夫极致就是“穷神知化”。他说：“‘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也。‘穷神知化’，乃养盛自致。”（《正蒙·神化篇》）“养盛”的目的是对德性的达成。张载也曾提到“穷神知化”是“德之盛”的状态，因此以德性为出发点的“大心”最后就是要能“穷神知化”。达到“穷神知化”之前，学者需作“合内外”的工夫。这一思路源于《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就是将成己的人道推至于天地万物之间，使“诚”从成己走向成物，从而成为人生与天地万物的实现原则。张载提到“精义入神”，就是向内做工夫。他解释说“要得尽思虑，临事无疑”，又说“‘精义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尝不接物，人则见君子闲坐独处，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横渠易说·系辞下》）［2］。就是说，主体要勤于思虑，考究自己前言往行，看他人之言行，从而吸取经验教训，遇事才能不乱，平时注意德性的涵养，不要在待人接物时乱了方寸。“利用安身”也就是以外在的来促进自身内在的修养。张载经常说“知礼成性”，就是通过礼对主体进行外在的约束，而这外在的最终却成为自身的特质，主体成就一种自律。如此，“精义入神”是为了“致用于外”；“利用安身”则是为了“于内崇德”。张载把“精义入神”与“利用安身”看作“交相养之道”（《经学理窟·气质》），长此以往，自然默识，直到“德盛仁熟”，然后能“穷神知化”。

在张载这里，“穷神知化”也不是同步进行的。“穷”是要去研究万物，以知万物之理，“知”是对万物之理以及自身德性的体认，只有“求”穷然后才能“知”。他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一物耳，如此观之方均。”（《张子语录》上）。人只是万物之一。在张载看来，“尽万物之理”与“尽性命之理”有其一致性。这里的“性命”，指人的本性和命运。“性命之理”，指根源于天之正命，并与“天地之性”（至善）同一的理则。张载在《礼记说》中指出：“穷理，乃所以为学也。举一物，皆有所从来，无非自大原中出。常存诸心，与己一本，故可以尽性命之理。”。因为万物与人的本原具有同一性，穷究事物的本原便可以彻悟做人和为学的道理，故这两类理是相通的［4］。因此，学者穷理但从万物中寻求即可，之后，通过“尽心”的道德修养工夫成就自身，成就“知化”的实践主体。

四、认识主体的渐进阶段

人的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主体的修养对于认识具有首要的意义。张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以认识主体能否“穷神知化”作为标杆，认为有求“穷神知化”的人，也有已经能“穷神知化”的人，把认识主体的渐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学者阶段，此阶段的目标是学贤人。他说“学者须是学颜子”（《张子语录》下）。在他看来，颜子是大贤。学者阶段的主要工夫是“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他说：“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性。”（《经学理窟·学大原》）“知礼”能够直接“滋养”人的德性。“变化气质”，主要是消除人的自然属性中的过与不及。学者阶段的工夫，要勉力而为。“惟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正蒙·中正篇》）学者阶段的工夫具有一定的基础性，是“学”而为贤人阶段。

第二是贤人阶段。贤人“术正”，与学者相比，其所求在于“极善”与“中道”，“好仁而恶不仁”，“好恶两端并进”（《横渠易说·说卦》）。就是在“好”与“恶”的双向进路中达成求“善”的目标。贤人阶段的工夫表现为“好学不倦”（《正蒙·中正篇》），是“求”为圣人阶段。

第三是圣人阶段。这时，“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正蒙·神化篇》），“熟后无心如天”（《经学理窟·气质》）。圣人的境界正是《中庸》中的“率性而为”。“无心如天”指圣人对所遇之人或物，应对无不自然，没有任何机巧，而无任何不贴切。与前两阶段有心自觉地向学相比，此时则是“虚心”、“无心”。圣人之心“体无偏滞”（《正蒙·乾称篇》），“不累于物”（《正蒙·至当篇》）。

[1]张岱年全集：第2卷[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586.

[2]张载集[G].北京：中华书局，1978.

[3]黎靖德.朱子语类[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林乐昌.张载理观探微：兼论朱熹理气观与张载虚气观的关系问题[J].哲学研究，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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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4.4

A

1673-1999（2010）15-0028-02

朱慧芸（1982-），女，陕西榆林人，宝鸡文理学院（陕西宝鸡721016）哲学系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

2010-04-20

宝鸡文理学院院级项目（ZK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