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随想录（再续）

■李 乔

“左”右随想录（再续）

■李 乔

“不怕姓左的，就怕姓中的”

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怪异理论频出，人们亦多怪念头，虽说违背常识，却能肆行于世，人们亦不以为怪。“清官比贪官还坏”便为著名怪论之一。“中间派比右派还坏”也为著名怪论之一。兹单说后者。

大饥荒时期，甘肃省通渭县饿死农民近三分之一。盖源于大刮共产风，强征强购，“反右倾”。县长田步霄，因较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而被批为“右倾首要分子”，自杀后，上级定西地委还要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曾提出自己的反倾向观点：一、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二，防“左”容易，防右难；三，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通渭问题》）这些说法，其实也并非窦某的发明，而是当时的流行理论。用今天我党的正确认识来衡量，用小平同志关于“左”右问题的论述来衡量，这些观点其谬大矣。特别是第三条，不仅其谬无比，而且其怪无比。中，本在左与右之间，即便说是真的发生了右吧，中本身也不是右呀，而且比右离左还近呀，怎么就比右还可恨可怕呢？干吗非“要革姓中的命”呢？窦某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怕姓中的”，但我想，他心里一定有一堆类似“清官比贪官还坏”之类的歪理。

窦某之“就怕姓中的”之论，实源于国际共运中曾经流行过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极“左”观点。此观点王明曾经奉行过。他认为：宋庆龄、冯玉祥等都是中间派，国民党左派中“没有好东西”，必须要与他们划清界限。（王明《没有一个好东西》，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张国焘在对待中间派问题上也很“左”，他领导四方面军时，在处理与杨虎城部孙慰如军长的关系和是否“联杨（杨森）抗刘（刘湘）”问题上，采取关门主义态度，不愿与这些具有中间色彩的、有反蒋倾向或有爱国表现的地方军阀将领搞必要的合作。（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百年潮》2010年第5期）鲁迅先生也曾受过“反中间派”的思潮的影响。他曾写过反文艺自由和批第三种人的文章，写过有名的《我们不再受骗了》、《答托洛斯基派》。

若上溯“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之总源头，此乃斯大林的发明，第三国际的政策。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战略与策略》中曾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希特勒上台后，此观点被付诸运用了，结果竟得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比纳粹党还坏的结论。此观点帮了纳粹大忙，更误导了天下不知多少共产党人。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斯大林的观点做了抵制。瓦窑堡会议在讨论是否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有两重性，应该与之联合，而博古则坚持用斯大林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看问题。毛批驳曰：“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吗？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忠吗？不孝吗？”（郭洪涛《对瓦窑堡会议的点滴回忆》，见《光辉的印记——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毛泽东不仅是在批评博古，实际更是批评斯大林。定西地委的窦某，虽未必读过斯大林的本本，但他的“就怕姓中的”的观点，归根结底实际也是经过了曲曲折折的传输渠道，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

反倾向，倘若认为中是最危险的，那结果肯定是急剧地向“左”滑去。搞统战，不可能不团结中，否则就没有了统战。“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此法宝之得来，必以彻底否定斯大林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为前提，否则绝无可能产生此法宝。

“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是陈毅元帅说过的一句话。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正确、极其深刻的命题，是多少血泪凝结成的一句警语。这话是陈毅在“五反”期间说的，历史学家李新在《李新回忆录》中作了引述。

以此标准，我们可以屈指数一数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陈毅就是，他特别敢于反“左”。李新回忆说，公社化时曾亲耳听到陈毅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陈毅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胡搞！为什么非要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吃饭不可？我就不赞成！”李新又回忆说，陈毅讲这番话的最末一句是：“我这全是右派言论，谁想告就告我去吧。”（冯锡刚《李新笔下的陈毅》，见《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这些今天听来仍撞击耳鼓的铮铮之言，当时有几人敢说！文革中，陈毅反林彪，反中央文革，参加“二月抗争”（所谓“二月逆流”），更是人所共知。

毛泽东敢反王明、博古的“左”倾，被排挤冷落，“连鬼都不敢上门”（毛泽东语），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后来毛自己“左”了，敢反毛之“左”者也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小平同志1975年搞整顿，张爱萍、胡耀邦、万里、周荣鑫（所谓“四大干将”）助之，不怕第二次被打倒，小平坚决批判“左”祸，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反“左”，在“七千人大会”上反“左”，彭总在庐山会议上反“左”，习仲勋土改时坚决反对康生的“左”，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在文革中苦撑危局，因反极“左”多次挨整，但他其志未改，曾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说得出的话。胡耀邦反“左”，平反冤假错案，也说过类似的话，耀邦被称为“党的良心”，是世人公认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志新为反“左”，付出惨烈的代价，是极为优秀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如上所述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胜枚举，他们是党的脊梁。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如果把陈毅的警语倒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即：只敢反“左”而不敢反右的共产党人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党史、改革开放史上，虽然以“左”的错误和干扰为主，但也不是没有右。右的危害有时也不小。所以，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左”与右的性质辨

友人某，正色语我：康生说“左”比右好，还是有道理的。我询其因，答曰：“左”与右性质不同，“左”总归是革命，不过是革过头了，而右呢，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继而盛气诘我：你说哪一个好？

此答语，初听似有道理，然细酌则问题很大。“左”，总归是革命吗？右，总归是不革命或反革命吗？恐怕不能这样一言以蔽之，而是应当做具体分析。

先说“‘左’总归是革命”这个说法。这个说法过于笼统。从出发点上说，搞“左”的同志，大都是为了革命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中，这时的革命，或用搞武装斗争，或做地下工作，都是很危险的事，不是为了革命的崇高目的，他们怎会提着脑袋干？当然也不尽然，搞“左”的也有投机者，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搞“左”为升官者，多了。从实际效果看，“‘左’总归是革命”就更有问题。搞“左”，结果总是破坏革命，破坏到一定严重的程度，量变到质变，性质就要起变化，就成了实际上的反革命的行为。

举例来说，如滥搞“飞行集会”是“左”倾冒险行为，但出发点是为了革命；“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左”倾军事冒险主义，但出发点也是为了革命。这些，都可以叫做“革命革过头”了。

但是，张国焘、夏曦的“肃反”扩大化，林江集团对干部和群众的大迫害，斯大林大杀中央委员和各级干部群众的大清洗，波尔布特的滥杀无辜——杀掉全国人口近三分之一，就不能一概以“‘左’总归是革命”和“革命革过头了”的说法来概括了，就要考虑用别的断语了。

革命，本义是革反动者的命，惟其如此方可谓之“革命”。而滥杀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这叫革命吗？革谁的命呢？这当中自然也有误杀，但误杀不能发展为滥杀，滥杀性质就变了，就变成反革命反人民了。这些滥杀者的动机就更可疑。如张国焘杀曾中生，完全是为了铲除异己，哪里是为了革命？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如康生，杀害、迫害了那么多老干部，若说他的这种“左”“总归是革命”，说得通吗？他是反革命！所以他被划入江青反革命集团。应该说，康生在延安时迫害人还算是“左”，后来到了文革时，性质就变了，变成反革命了。又如波尔布特，开始的“左”可能是误杀，后来就明明白白地是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的人民群众了。他实际已从原来的革命者演变为反革命、反人民乃至反人类的刽子手了。也就是说，从误杀到滥杀，是个性质演变的过程，“左”，也是会演变为反革命的，极“左”，本身有时就是反动行为、反革命行为。改革开放前，“左”的观点认为“海外关系”是严重问题，有“海外关系”者不可信任。1977年10月2日，小平同志接见港澳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又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中国新闻周刊》第36期杨中旭文章）明确地断言，此种“左”的观点乃是反动观点。

“左”的性质，有时是有两重性的。一重是：出发点的性质，是革命的；一重是：结果的性质，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或者，一重是：开始时出发点是革命的，后来性质变坏了。如林江变成了封建法西斯专政，波尔布特变成了反人民反人类。看性质，不能光看出发点，还要看结果。两个合在一起看，合在一起分析，再判定其性质是单一的，还是双重的。

再说“右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这个说法。对右的性质，也是要分析的。蒋介石叛变革命是右，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也是右，但性质不同。蒋是反革命，王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不革命，而是革命警惕性不高。一是党外的右，一是党内的右，性质截然不同。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反“左”，薄一波曾记述说，少奇同志批评了“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错误观点，认为“左”派和右派是相通的。（《作家文摘》2009年7月31日摘引《钟山》杂志文章《1962年的形势》）少奇同志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左”与右的性质问题。从他的看法中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是不认可“左”只是方法问题，右肯定是立场问题这种观点的。

《国际歌》与反对“左”右

《国际歌》是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国际歌》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到落实。推倒“两个凡是”，否定个人崇拜，确立实践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在落实《国际歌》的思想——“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思想，“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思想。这些思想，体现的是唯物史观，是真正的革命思想，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要为真理而斗争”，鼓舞着我们既反“左”又反右，“让思想冲破牢笼”，“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鼓舞着我们反“左”反僵化。《东方红》的“大救星”思想，有悖于《国际歌》的思想，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终归不是马克思主义。“大救星”思想，曾是“左”倾狂热的温床；《国际歌》的思想，则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理性和冷静。

《国际歌》是无产阶级的战歌，是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悲壮之歌，因而它归根结底是社会上左翼人群的歌。《国际歌》曾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去夺取政权。国民党右派“四·一二”、“七·一五”叛变革命，多少共产党人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国际歌》是彻底反右的——反国民党右派的战歌。

“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都这样认为。但二人的改革思路有重大差异。据亲历戈尔巴乔夫与小平会谈过程的苏联记者欧福钦回忆，二人会谈时，戈说，应该用推土机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改革才能前进。小平回答说：“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小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43期《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戈氏的“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的改革思路，与小平的改革思路相距甚大，所以小平批评了这位苏共领袖。

搞市场经济，曾被判定为走右的道路。在“左派”眼里，只有计划经济那条乡间小路才是正路，是应该走的路。小平则认为市场经济是正路，而且是高速公路。不走乡间小路，走高速公路，这是小平的选择。但小平走路的方向感极强，认为走高速公路时不能不注意方向。小平不同意戈氏的“推平”论，批评戈氏不应该去掉方向控制。小平认为，你要“推平”，就失去了方向。小平的话表明，第一，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第二，这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速公路。小平为我们设计了一条既不“左”也不右的路。

“一分为二”与“斗”，与“左”

“左”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无休止地“斗”，无休止、无条件地宣扬“斗争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查所谓“斗争哲学”的思想基因，实与僵化理解“一分为二”而形成“矛盾、对立、斗争永远第一”的思维定势有关。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概括。概括得有道理，也通俗，人多能道之。但这个概括却有一定局限性——偏重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这一方面，弱化双方的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即同一性的一方面。杨献珍为拾遗补偏，提出“合二而一”之说，结果蒙受大难。

客观的、生活的辩证法，其实哪里只是“斗”？毛泽东就曾举过元朝赵孟 页 写给他夫人管仲姬的一首曲子，来说明矛盾间互相渗透的情况，道是：“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好比一对泥人儿，将来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调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这是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讲到的，但正式公布讲话时却把这个例子删除了，大概是觉得这段曲子有点调和矛盾，斗争性不够。

马克思在讲到私有制时曾说过：私有制表现出无数色层，它们反映了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这个论断所体现出的思想方式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两极（两端）之间是存在中间状态的。从逻辑学上讲，这种思想方式是一种“连续值逻辑”——大量事物都处于两级之间的某种状态，黑与白之间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多种色彩。恩格斯也曾说过，认识问题不能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大意）这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从逻辑学上讲是一种“二值逻辑”。用这种逻辑认识实际生活，往往会流于简单化，因而违背实际生活的真实状况。

在实际生活中，上中下、左中右、前后中、优中差、敌我友、健康与疾病与亚健康，等等，两端之间是存在着各种中间状态的。庞朴提出“一分为三”，有道理。中国古典哲学讲辩证法，比较强调“统一性”，如张载名句：“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又如王元化先生研究《文心雕龙》，认为“刘勰观点皆属于‘和谐’（合二而一）而不是‘斗争’（一分为二）。”（《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一分为二”的倾向则是强调对立斗争，非此即彼，势不两立，无中间状态，所谓“仇必仇到底”（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由于“一分为二”的提法有局限、有欠缺，所以很容易被人拿来作为“左”倾思想的一种理论根据。今天我们讲“和谐”，讲“和而不同”，讲“双赢”，讲“多元”，讲“并行不悖”，表明我们已经能够科学地理解“一分为二”，已经与只知道“斗斗斗”的“左”的思维决裂，已经在全面地诠释辩证法了。我们今天虽然仍在使用“一分为二”这个提法，但实际上对其内涵的理解和使用的范围已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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