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国际 孤独的挑战者

文 · 本刊记者 冯嘉雪 图 · 除署名外均由大公国际提供

大公国际 孤独的挑战者

文 · 本刊记者 冯嘉雪 图 · 除署名外均由大公国际提供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在其专栏发表评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近100年来，由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打造的信用评级体系一直被业内人士奉为圭臬。然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大评级机构的公正和权威性开始饱受质疑。在2009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中，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希腊等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使欧洲股市和欧元汇率一路下跌，再度被批评为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

在2010年6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政要纷纷表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投资者失去了对国际信用评级公司风险评估能力的信赖。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然而，三大评级机构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新的信用评级体系又应如何构建，才能客观揭示风险的本质？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年之后，一家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首先站出来，亮出了他们的答案。

2010年7月11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北京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在报告中，大公国际给予美国、英国、法国等18个国家的评级，均低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相反，对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9个国家，则给予了高于三大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大公国际采用了有别于三大评级机构的评价标准。“我们认为，支撑一国举债和偿还债务能力的来源是该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介绍，三大评级机构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而大公国际则是完全从信用风险形成要素的内在联系这一角度出发来判断一个国家的信用风险。

“这是一场评级技术的革命，大公作为新兴评级机构登上国际评级舞台，顺应了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公正的评级信息和改革不合理评级体系的历史潮流。”关建中对《中国新时代》说，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难以充分揭示信用风险，如果不进行一场信用评级体系革命，建立起适应世界信用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世界经济就难以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

尽管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关建中认为，目前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模式不能正确揭示风险，制约中国信用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抓住时机毫不犹豫地对现行评级体系进行改革，避免重蹈美国因评级体制和机制错误导致国家信用体系崩溃的覆辙。

挑战权威

眼前的关建中一副书生模样。这个敢于向国际评级权威机构发出挑战的人，没有想象中的强势。面庞白净的他在出入写字楼时，几乎看不出与普通的公司白领有什么不同。面对记者的提问，关建中大多语气平和。说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时，他经常会低下头，边思索边将自己的理由慢慢道来。然而，谈及中国建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以及改革现有信用评级市场竞争机制的问题时，他的语气立刻变得格外坚定，语速也加快了很多，总有一种一吐为快的冲动。显然，这些观点都是他思忖良久的，也是他一直坚信的真理。

很多人并不知道，大公国际早在2005年就开始对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体系进行研究。整整5年，在关建中的带领下，大公国际的团队一直默默从事着这项不能为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研究。

尽管此前曾有人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体系提出过质疑，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和专业证实，因此质疑的声音每次都像一朵小小浪花很快就被淹没在市场的汪洋之中。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会出现长期把持世界评级话语权的三大机构，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凭借经济的崛起，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为了判断不同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他们就需要设计出一套衡量各国信用风险的工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的变迁，从1986年起，美国开始由一个债权国向债务国转变，国际债权体系也逐渐从西方的发达国家转移到东方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虽然发展中国家从债务人变为债权人，但评级话语权却依然被三大评级机构牢牢掌握着。

毫无疑问，三大评级机构代表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通过掌握的信用评级标准，给予美国等与其利益一致的发达国家以较高的信用等级，大幅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给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较低的信用等级，暗中侵蚀他们的债权利益。

三大评级机构采用的国家主权评级标准到底是怎样的？关建中表示，经过系统性的长期研究，他们将其归纳为五个核心内容：

首先，他们按照西方的政治理念对不同国家进行政治排序；其次，他们按人均GDP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进行排序；第三，他们根据一个国家金融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来判断该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第四，他们强调一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第五，他们主要通过一个国家的融资能力而非财政实力来评定其信用等级。

“这完全是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体现，且与美国推行的全球战略是一致的。”关建中认为，三大评级机构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来揭示物质世界的问题，显然是错误的。同时，他们将一个国家的举债能力作为其偿还债务能力的衡量指标，也是十分荒谬的。

相反，大公国际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出发，依据债权人与债务人信用关系的原理建立起新型国家信用评级理论体系，通过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这五大要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

正是上述原因，导致大公国际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中，有约54%的结果与三大机构存在明显差别。例如，三大评级机构此前给予中国的评级是穆迪A1级、标准普尔A+级、惠誉AA-级，而此次大公国际给予中国的则是AA+；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三大评级机构给予美国的评级标准都没有改变，即AAA级，而大公国际此次则只给美国做出了AA级的评价。

尽管大公国际公布的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却鲜有美国媒体对此报道。关建中向记者透露，最近他们刚刚完成了报告的英文翻译工作，即将对外公布，他希望能借此将大公的研究成果做更广泛地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三大评级机构掩盖债务国信用风险、侵吞债权国财富这一事实。

艰难生存

大公国际之所以会耗费五年之久，做其他风险评估机构想都不会想的事情，与董事长关建中的性格不无关系。从他的从业经历不难看出，关建中从来都不是一个随波逐流，争名夺利的人。

关建中曾供职于原航空工业部，在国内很少有人听说过投资银行这个名词时，他就创建了中航技投资公司。抱着进一步为中国资本市场服务的目的，他向领导提出到美国金融中心学习的申请。90年代中期，关建中前往美国，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他在华尔街创办了中航技美国金融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一职。

尽管在美国创办一家投资公司的梦想成为现实，但在之后的业务发展中，关建中却发现，由于体制的限制，他的很多设想都难以付诸实践，便萌生了转行的想法。

彼时，大公国际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国有股退出的同时，民营资本开始进入，关建中便在此时加入了大公国际，并从1998年5月起担任总裁一职。

关建中坦言，加入大公之初，他对于信用评级行业并不了解，但“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在中国非常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抱着一种对事业的追求热情”，关建中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加入信用评级行业之后，关建中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少人问津的冷门。原来在90年代初期，一些发债企业的不规范行为导致大量企业债在到期时无法兑付本利。为了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监管机构于1993年出台了《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严格企业发债条件、整顿企业债券市场。此后，企业债的发行量开始逐年降低，曾经红极一时的企业债券发行就此陷入停滞状态。

行业的急剧萎缩使信用评估行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同时专业人才也在信用评级业内极度匮乏。对此，刚刚上任的关建中开始从两方面着手，为大公国际的发展寻找出路。

一方面，他们开始与历史最悠久的评级机构穆迪进行技术合作。“通过与穆迪的合作，我们掌握了评级业务的基本结构与方法。”关建中说，虽然此前他们也能从资料上了解一些关于评级的方法，但那些远不足以指导大公国际建立一套针对中国国情的信用评级方法。

在穆迪的帮助下，大公国际一边借鉴西方的评级思想和方法，一边组建了一只自己的研发团队，终于在2000年研发出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评级方法——《大公信用评级方法》。这套评级方法系统地填补了中国资本市场信用风险评价的技术空白，做到了既与国际接轨，又适合中国国情。

“那是大公国际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也为我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关建中说，正是通过与穆迪的合作，大公国际意识到他们要做的评级标准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才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在总结出《大公信用评级方法》之后不久，他们就毫无保留地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

大公国际的研究创新让他们第一次在业内获得了高度关注，但却无法改变整个行业的生存状况。关建中回忆，其实不止是大公国际，当时业内另外几家评级机构也都处于惨淡经营、勉强维系的状态，“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还要坚持多久、探索多长时间，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

关建中常说，信用评级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行业，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较高的道德水准，还要具备认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如同发展之初的大公国际，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中国评级原理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在摸索如何将这些原理与中国市场的实际需求相结合。

“由于当时企业债的数量非常少，不足以支撑评级机构的生存。面对市场需求的不足，我们就必须开发市场，创造需求。”关建中说，通过与银行的接触，他们发现银行在贷款审核业务中，缺乏一套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因此，大公就将他们的评级方法推荐给银行。经过测试，银行认可了大公的评级方法。此后，大公就开始为银行的贷款客户做信用评级。

此外，在地方金融主管部门的合作推动下，大公开始系统性地对地方企业开展信用评级，使当地的金融机构能够全面掌握贷款企业的信用情况。

通过这些方式，大公在市场中找到了生存的出路。直到2005年，一系列新政出台后，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及企业债、公司债等多种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对信用评级的巨大需求，也让大公等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迎来了久违的春天。

独自等待

市场的一派火红，并没有让关建中盲目乐观，相反，大公国际和中国信用市场未来的发展问题，却让他陷入了更深的思考。

早在穆迪结束与大公的技术合作时，他们就曾多次提出入股事宜，2005年之后，外资机构更是不断向大公伸出橄榄枝。经过接触和思考，关建中认为：外资评级机构进入中国的唯一目标就是“控制”，他们不会花精力研究中国的信用评级问题，更不会抱着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想法进入中国市场。“与外资机构的合作，不仅会导致大公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更严重的是意味着我们将放弃评级的话语权！”认识到这点后，关建中坚定地拒绝了外资入股的请求。

做出了放弃现实利益的决定后，关建中为大公国际选择了一条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的道路。关建中强调，发展民族品牌并不是强调民族主义，而是要研究中国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出我们的信用评级标准。同时，由于中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公必须从信用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国际信用风险，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揭示中国的信用风险。

也正是基于此，大公国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全新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方法以及适合中国企业的信用评级方法。“支撑我们的就是一个信念：作为一家评级机构，必须履行应有的职责！”关建中说。

然而，这样的坚持不仅需要坚定的职业操守，更需要一份坚守孤独的勇气。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公国际在国内的几家兄弟公司如中诚信、联合资信都接受了外资公司的参股，上海新世纪也已经和美国标准普尔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开始洽谈收购事宜。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没有外资背景的评级公司，大公虽然在收入、管理和研发等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关建中承认，近年来他们的市场份额也有所下降。

由于政府对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国内评级市场的竞争秩序正在不断恶化。实际上，中国正在重走美国的老路。此前美国国会就曾提出，由债券发行方支付评级费用的行业模式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即评级机构可能为了获利而故意调高评级。随着三大评级机构开始把控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级别买卖、信用招标、价格竞争等机制“毒瘤”也开始在中国的评级市场中滋生。

是参与级别的买卖，还是坚守职业道德？关建中选择了后者。也正是这个原因，大公国际的市场份额在逐年下降。“如果国家不出台相关的监管政策，而任由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话，恶性竞争将不断加剧，最终使这个行业彻底丧失存在的价值。”关建中说。

近几年，大公国际一直在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开展合作。关建中发现，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他们的信用评级市场都是由本国评级机构主导的，即使允许外资进入，也必须采取本土与外资评级机构“双评”的模式。

经过对比和分析，关建中对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由谁来掌控评级话语权是实施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战略的关键选择。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是国家机器的有机构成，是主权意志的体现，只有有实力的民族评级机构才能成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中流砥柱。

在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中，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实施主体，是被国家授予特殊经营许可权的专业信用信息研究服务机构，是集公共与自身责任为一体的特殊企业，其首要职责是全心全意为社会公众服务，必须从体制、机制方面保证评级机构履行公共责任，但又不能使其成为一个准公共部门。因此，需要安排适度竞争的体制和机制：

首先，应把执业道德和评级技术作为机构竞争的内容；其次，应把评级机构分为两个等级，选择最具实力的两家民族评级机构作为一类，承担全部评级业务，选择若干家机构（包括本土与合资）作为二类，承担很少的评级业务（以维持生存和技术进步为限），二类中的本土机构作为一类的备选，对一类机构形成竞争压力；再次，推行双评级制度，在进行评级风险制衡的同时激励技术进步；最后，必须限制外资（包括独资或合资）机构的评级范围，保护国家安全。

现在，关建中已经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文并公开发表，同时，他希望自己的呼吁能引起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尽早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实施改革。这一次，他又要等待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