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事憾事混沌事
——回忆当年修改《渡江侦察记》

■季冠武

一

一九七二年秋风乍起，突然接到领导机关电话传来的指令，要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接受并完成编写文学剧本的任务；不讲具体内容，只强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报到。当时我正处在人身的拐点上，不想写东西，什么地方都不愿去。当即在电话中请求免除这项任务，急切中说出了理由是我从来没写过电影剧本，虽然写过发表过《风雨桃花洲》等小说，但毕竟文化底子薄，误了大事就不好了。推挡了一下，很快就来了第二次电话，重复强调了这是政治任务，重申了报到的时间和地点。不好再说了，才当了几个月的江苏省军区南通东方红农场政委的我，告别了正在茁壮成长的庄稼，要到我不愿去的地方。

报到之前抽空去某地处理点私事，凑巧碰到南京军区创作组的黎汝清同志，当即弄清了这所谓的政治任务的来龙去脉。

上海电影制片厂停产已经好多年了，人员去农村劳动，设备也闲置着。最近突然接到中央首长要求拍电影的指示。从北京传来的某中央首长指示说，北方早已拍了《地雷战》、《地道战》，南方应该拍《水上游击队》嘛。上海电影制片厂不敢怠慢，立即从农村召回演职人员建立“水上组”（即操作班子）。因为是军事题材嘛，就向南京军区创作组要编剧。南京军区创作组人才济济全国有名，派出个把编剧当然是不成问题的。这件事所以落到我头上，是南京军区文化部的领导和创作组的同事知道了我遭遇了不公，同情我的处境，想借以助我跳出“农”门（即离开农场），便出于义愤全力推荐了我。

黎汝清同志的叙述深深地感动了我，没想到我的事能受到大家如此关心和同情。虽说对跳出“农”门并不怎么迫切，但是什么“水上游击队”确让我十分动心。早年认识了上海作家协会书记杜宣，他曾鼓励过我说，你可以写出象“水浒传”里的阮氏三雄之类的人物。如果跟“水上游击队”差不多什么的，自己早就动过写这类小说的念头了。

和黎汝清同志的这次见面，我好象变得朝三暮四了。刚刚还是不愿干的事，突然情绪态度大变，劲头十足地赶赴上海电影制片厂报到，加入了刚刚组建起来的“水上组”。我向厂里建议将拍摄地点放在苏北里下河地区，也就是大运河旁的宝应、高邮、兴化一带。我向他们介绍了战争年代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党的领导下，利用那里河沟纵横、湖荡密布的特殊地理环境，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基本情况。我还说打算立即去那里搜集材料，及早编出个电影故事。有关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抽调了一位有经验的专业编剧与我一起先去，随后将组织演职人员分批去那里体验生活。

我们两人立刻上路，但到南京转介绍信时，突然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是因为要拍“水上游击队”的电影，早已到里下河地区搜集材料，现在已经完成剧本的创作，就要开机拍摄了。竟然有这样凑巧的事，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立即把这消息向上海汇报，很快得到了指令，解除任务返回上海。成立没几天的“水上组”当即解散，包括与我同行的那位编剧也重回农场劳动去了。我也打算走时，被通知等等，领导要同我谈话。

这是一起“撞车”事件，肯定是北京高层也就是中央首长间发生了什么误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问，问了也没人说。让我不解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既已写出了电影剧本，怎么一直悄无声息呢。

等了几天，等来的就是重拍《渡江侦察记》的任务。这次没有听到中央首长怎么指示的那种说法了，听到的是中央决定把四部黑白影片改制成彩色影片。中央通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上海电影制片厂下达了两部制作任务，《渡江侦察记》和《年青的一代》。上影厂一下子从农村劳动基地调上了许多人，建立了两个组（当时称“渡江组”和“年轻组”）。我被安排在“渡江组”，负责修改文学剧本。

众所周知，《渡江侦察记》是沈默君编写的，让他参加修改岂不是更好？为什么不找他？他现在在哪里？包括电影厂的领导在内，都摇头不语，没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这个人大概出什么问题了，不问也罢。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只能这样。

领导同我谈话时，我没有推三阻四，一口答应下来。因为自己觉得把黑白片改拍成彩色片，重担在演职人员身上。那部电影文学剧本本来就很不错，已经为大家所熟悉，内容没有多少可改的。领导还安排了两位专职编剧同我一起干，接下来应该是一件比较轻松的差事。真所谓知易行难，后来没想到会碰上那么多困难，造成了弥补不了的遗憾，给我留下了永远挣不脱的尴尬。

二

修改剧本的事情，是从整理思想听意见开始的。好象是针对我的，要求扫除“没有什么可改的思想”，认真听取各方面的修改意见。于是，我们整天忙于接待组织前来的群众，听意见做记录。多数意见都是要求大删大改，改成一个全新的样板戏那样的“渡江侦察记”来。有天，竟然有位负责人士带着随员坐到我们办公室，献其修改方案。云里雾里说了半天，听来听去他好象是要把《渡江侦察记》修改成《智取威虎山》似的。同我们一起听意见的导演，是因为委实听不下去了，突然仰天一笑：“哈哈，又是一个智取威虎山了。”

各种意见很多，并没有对我产生多大影响。自己还是认为内容不需要作大的改动，幸运的是两位编剧与我看法相同，还有一直同我们一起讨论的导演也支持我们。于是，我们中间时常会有人说出“不做糊涂媳妇”的话来。

不做糊涂媳妇，这是当时流传在职业编剧人员中的一则故事，说的是有个糊涂媳妇泼洗脚水的时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故事不算很精彩，但作用在于提醒编剧们，在把别人写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时别把好的内容抛弃了。我感到这话在告诉大家，修改别人东西应该尊重原创，便就鹦鹉学舌似地重复着这句话，“不做糊涂媳妇”。

坐下来修改的第一笔是给主人公取了个名字。《渡江侦察记》说的是大军渡江前，我军派出侦察连长率领若干名侦察员先期渡江侦察敌人江防的故事。不知原作者是怎么考虑的，凡在故事中有戏的侦察员大都有名字，唯独侦察连长只有姓氏没有名字，从头到尾都以职务相称，老是“李连长”“李连长”。我们在讨论修改时觉得别扭，应该给他取个名字。于是便有了“李春林”，既普通又顺口。

我们思想一致心情愉快，速度较快地完成了修改第一稿。看起来改动的地方还不少，其实真正改动的只有一处，那就是最后将导报送去江北的那一段。

……我军先期渡江的侦察人员，在游击队配合和江南人民的支援下，顺利地对敌情实施侦察，很快掌握了敌人江防情况并向江北我军通报。就在基本完成任务的时候，敌人阵地突然增添了炮兵部队。当即对这新的敌情进行侦察，得手时被敌人发现，是侦察员周长喜用自我牺牲为代价让战友摆脱了敌人追击。只是因通讯设备受损，与江北联系因而中断。怎样将这样的敌情送到江北，原黑白片的处理是派吴老贵和小马设法避开敌人泅渡过江，到江边时被敌人发现。结果是吴老贵牺牲了，小马一个人完成了泅渡送情报的任务。

修改这一段时出于这样三点想法：

一.泅渡送情报，这无疑是最后最艰巨的任务。只派两名战士去完成，作为渡江侦察的负责人即连长没有任何作为，这在故事编排上是不合理的。从电影演出方面来考虑，这泅渡送情报大概可以称之为重头戏了。这下是表现人物的大好时机，把主角甩在一边实在可惜。

二.在敌人重兵把守的江边，偷渡已被敌人发现，吴老贵已经牺牲，小马一个人不能完成泅渡大江任务，在情节的设计上是很勉强的。

三.吴老贵喝酒的问题。执行如此重要任务的侦察员从江北到江南，一直有壶酒随身带着喝，这是应该考虑军纪是否允许的问题。

我们把这段修改成侦察连长带两名侦察员护送吴老贵和小马泅渡长江送情报。设计了乘敌隙控制了一座碉堡的士兵，智擒敌张营副，这就为吴老贵和小马两人泅渡送情报创造了条件，增强了可信性。吴老贵活了下来，他的酒壶也被拿掉了，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吴老贵单枪阻击敌人掩护小马壮烈牺牲的场景不见了。强敌当前重任在身，吴老贵一边打枪一边喝酒，当然是值得推敲的。其实看电影的观众们，并不去深究这其中的问题，他们被血与酒同洒江滩的场景震撼。这种效果已经从电影院扩散开来，我在皖南就直接听民间传说吴老贵的坟墓就在大江中的一个洲上。在我们民族历史中文学作品里的虚构人物成为民间的偶像的，大概都是这样产生的吧。

既要坚持其合理性又舍不得划掉动人的情节，这是我们修改中的矛盾所在。我们认为，吴老贵的酒壶必须拿掉的，只是作为一个年纪较大的侦察兵喜欢喝口酒也没有什么不好。给喜欢酒的观众保留些酒气吧，这就设计了陈老爹的三杯壮行酒，藉以表现江南人民盼望解放军早点渡江的心情。三杯酒遇上不同对待，也凸显出侦察连长、吴老贵和小马三人的身份、爱好和性格，当然这和原情节比较就是另外一种效果了。

无独有偶，故事的合理性与生动情节的矛盾不只一处。渡江前侦察连长给侦察兵们讲的故事，讲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单身执行任务由江南回江北的遭遇。讲了如何在敌人枪口下救下小王，讲了刘四姐抛下父亲遗体送他过江……这些事情认真研究起来也是比较勉强的。但是，这里面有奇特的亮点——刘四姐的撑竿跳。为了这个撑竿跳，故事勉强些就让它勉强吧。好在与前两处相比，侦察连长对重要任务无所作为啦，军纪不能容忍侦察兵执行任务时喝酒啦……没那么严重的事情可以忽略不计，就不用改了。

在听取意见中，有人希望我们把真正的渡江侦察之事调查清楚。我们打听了一下，1949年渡江战役前并没有发现派遣侦察人员先遣渡江侦察敌情之事，倒是听说陈毅元帅看过这部电影后开玩笑说过的话，“渡江侦察？有你侦察我渡江，没你侦察我也渡江。”是的，参加过渡江战役的同志都是可以体会到的，从江阴到九江，什么地段碰到过什么了不起的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士无斗志，望风落荒而逃。解放军摧枯拉朽，侦察不侦察又怎么样呢？当然，文学作品是可以虚构的，合理就得不必太顶真。自我感觉这部电影好象把敌人写强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在那种情况下还会正儿八经地搞什么江防，吹嘘的所谓“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其实不堪一击。不把情况送到江北，解放军就过不了江了。也许为了衬托我军侦察部队，又不得不这样写，这大概是作者的为难之处吧。

不做糊涂媳妇，不使原片内容受到伤害的前提下，修改其不合理的部分，加强故事情节的可信性，让内容人物也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加以丰富和发展。

第一稿一出，应该说我们的文字工作就该结束了。问题是要征求意见，一征求又是一大堆；又改，又征求意见，再改……真实，一次又一次的意见主要是和样板戏对比，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们的多次所谓修改，也只好采取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应付着。就这样，在改本子与听意见中消磨岁月，时间从秋至冬，很快春天就要来了。突然传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为我们召开审稿大会的消息，这才知道磨了这么长时间，原因是名声赫赫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居然没有审稿权。虽然我们不知道审稿大会怎样来审我们的稿子，但是也糊里糊涂地觉得出差之日到了。

三

审稿大会在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也可以称之为小礼堂的地方召开。都是可以随便组合的活动桌椅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分成了三部分：市革会的领导在主席台上坐了一排；下面会议厅里都是来作审稿发言和各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和他们的陪同，挤得满满的约有二、三百人；上影厂的领导及“渡江组”成员被安排在靠走廊的边缘，正对着发言者的侧面，侧面对着主席台。

大会主持人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徐景贤。他首先检查到会人员情况，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接连点着名，轮到检查上海电影制片厂时，我作为修改本的执笔者的名字被提到了。他点单位负责人名的时候，是问某某单位某某人到了没有，下面直接回答到了。我被提名时他说的是“修改本子的是季冠武”，这要回答吗？我还犹豫着的时候，上影厂的负责人当即大声说：“季冠武到了。”

点名结束后，徐景贤讲了改拍《渡江侦察记》是中央交待的任务，说了事情的重要性，并拿着我们的本子扬了扬，要大家认真审查。于是，有位如同司仪样的人物，拿着名单宣布审稿发言人的单位、职务、姓名。听到自己名字的人站起来在原地发言，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发言人都准备了书面材料，有的一字一句从头念到尾，吐出“完”字结束；有的念一段话，抬起头来解释几句。还有的一手拿着自己的材料，另一只手拿着打印好的我们那修改本，念一段自己的材料，再对照着我们修改本分析批判一下。不少人开始发言时都是先说市革会对这事重视，颂扬这审稿大会是新生事物，今后得常开。进入正题时，往往先是把样板戏高调宣扬一番，什么优秀、典型，光辉的旗帜、学习的榜样；然后指出我们那修改本中的问题，进行严厉地批判。这种审稿意见，真可谓异口同声，不嫌重复，不避低俗，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给人一种不堪入耳之感。

从宣布第一个发言人的名字开始，我就知道原来以为的可能执笔人介绍什么讲什么的想法是多余的了，也察觉出这座位的安排上分出了等级因素。主席台上是市革会领导，大概是可以随便讲话的；会议厅正面为审稿者，有发言权但要等着点名；上影厂的所有参加者和我都同这修改本一样属被审查之列，坐的是旁听席，都没有发言权。在上影厂的人员中我被安排在前面，给个较好的位置可能是显示对我的重视。我有“逢会必记”的习惯，要入座时也习惯性地把记录本和钢笔拿出来，本是打算记录的，问题是记录什么？不管是只念材料的还是又念又说的，问题几乎是千篇一律。那就少记录，多听听吧。

坐着听着，发现并不都是枯燥无味，也能听出点兴趣来。

“拿样板戏这面镜子照一照，用样板戏这把刷子刷一刷。”这句话有点算是对偶句，说是样板戏可以照出和刷掉我们这修改本子的缺点和错误。在审稿发言人口中，这句话就象接力赛运动员手中的交接捧一样，我说了你说，你说了他再说。开始我觉得别扭，只是觉得这里不是咬文嚼字的场合。大概是这说法比较生动，听多了我竟然也喜欢这“照一照”、“刷一刷”了。有位发言人是这么说的，“我就拿样板戏这面镜子照一照，我就用样板戏这把刷子刷一刷。”加了个“我”字，这不象是在说他自己吗？不是搞笑，他这么一说提醒了我，的确这些发言人都是被同一面镜子照过，被同一把刷子刷过。在会上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应该是规定好了的。

听那些审稿者的发言，总体感觉每个人都象是被舞弄着的棒头人儿。棒头人儿是我老家的土话，是对傀儡或木偶的称呼。

点名发言结束了，我们那修改本子被照得一无是处，被刷得体无完肤。我告诫自己沉住气，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徐景贤身上。作为这次审稿大会的主持人，我想他一定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听说徐景贤曾经是张春桥的秘书，张春桥去中央后，徐景贤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算是文革期间出现的新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讲话竞让我大失所望。

徐景贤是和主席台上的其他领导人推让了一番，然后开始讲话的。他先是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会议都很重视，发言热烈踊跃。我注意到他对发言内容未作评论，既没有赞扬也没有批评。接着是批评上海电影制片厂办事拖拉，对中央下达的任务拖到现在，一件事也没有办好。说到这修改本了，他没有对修改本作什么总评价，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我对这修改本也有几点意见”，并讲得很具体明确。第一点意见，是要在军参谋长对即将执行任务的侦察员讲话中加上一句话；为了照顾我们记录，他用所谓记录速度一字一句地说得很慢：“同志们，在一千多华里的战线上，我们百万雄师分东、中、西三路就要横渡长江向江南进军。”凭记忆，这是渡江战役打响后的第二天，新华社所发的新闻稿中的一段。看来，为了召开这审稿大会，他查阅了有关渡江战役的材料了。当时我想，可以这样加上去吗，得商量商量。

另外两条意见竟然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得很简单，就象下命令。几十年过去了，我好象还听到他的声音。一条意见是：“那‘快走、快走’去掉，那户人家又是鸡又是羊的，这是说明蒋管区人民生活很好嘛！”“快走、快走”，这是原黑白片中就有的。是说侦察兵隐蔽在陈老爹家，当国民党军搜查就要被发现时，户外突然发出“快走、快走”的叫唤声。国民党军当即放弃室内搜查，赶到了外面。他们一下傻了眼，原来是青儿赶着羊上窝的，叫羊“快走、快走”。

另一条意见是把侦察连长拳击敌情报处长的情节改掉，原话是“这种饱以老拳的事，让杨威（另一名侦察员）去。连长是英雄人物吗。”

徐景贤说完了，这审稿大会也宣布结束了。

徐景贤讲话的确与众不同，他没有拿样板戏出来对我们的修改本照呀刷呀的。那些审稿发言人上纲上线，往往都是空唱高调。徐景贤很具体，抓住了鸡和羊的细节，好象是给我们这修改本戴上一顶政治帽子。“说明蒋管区人民生活很好嘛。”徐景贤只字未提原《渡江侦察记》，完全忽略了我们这修改本的根据。特别是你召开这个大会来审稿，这稿子也就是我们的修改本行还是不行，怎么可以不给一个说法呢？

四

会议结束已经夜深了，赶回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是想着会议的事。刚一迷糊就被敲门声弄醒了，是上影厂来电话要我立即去。本来说好会后是休息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住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名叫浦东大楼。真可谓名不符实，浦东大楼位于浦西，坐落在南京路以南的淮海路以北的上海市中心。而上海电影制片厂位于沪南叫漕溪路的地方，中间有好一段路程。我到食堂买了两个馒头，一面吃一面挤公共汽车。赶到电影厂办公室，坐了一屋子人就在等我了。

我们“渡江组”的这间办公室相当大，有好多张办公桌，椅子就更多了。平时只有导演和我们三个改剧本的人各占桌椅一套，开起会来各个行当的人都参加，习惯了的是各人自拉椅子随便坐。有时会把这屋子坐得满满的，而且大部分人我都叫不出名字，因为经常会有陌生面孔参加。这天也是这样，我只对目光注意我的人点点头。

本来睡意未消的我，想在边角上找个座位闭目养神一会儿，但是厂领导拉了一把椅子叫我坐下，立刻宣布开会。听他讲话的意思，是要大家对昨天的审稿大会表态。我没用心听他讲话的内容，大体上知道说的是市领导怎么重视、会议开得很好之类的，然后叫大家发言。这里会场悄无声息，静得出奇。等了一会，厂领导笑着朝我道：“老季，你先说说吧。”也许是磕睡虫的侵扰吧，根本没有考虑考虑该怎么说。我对昨天审稿大会和徐景贤的不满情绪当然要说的，但应该排个先后次序。但已经来不及了，直截了当地说意见了。

我先说的是“快走、快走”：“徐景贤同志的意见也对，大军渡江前夕，不该把蒋管区人民生活说得很好，但养鸡养羊是说明生活很好吗？‘快走、快走’表现的是羊，这个问题的关键也就是羊。我们农村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富养猪、穷养羊’，猪吃料羊吃草，饲料要花本钱，青草到处都有。当然，贫富不是绝对的，是不能用养那些家禽来说明生活好坏的。只是原电影就有小孩牵羊去吃草，的确是典型的穷养羊吗……”

我说话的时候，主持会议的上影厂领导与另一位同志讨论起来，好象说的是如何领会会议精神什么的。他们声音越来越高，我只好闭上嘴看着他们，他们也停了下来。厂领导带着笑容向我点头说：“哎，老季，噢，想想，想到再说。好，大家继续讲。”

这位厂领导居然用这种方法直接阻断了我的发言。我已经讲开了头，好多话都堵在了心头，就象涨潮一样涌出来。下面我想举例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一下乡就抓鸡，一次抓好多鸡。记得当时有首歌里唱道：“鬼子一下乡，闹得鸡飞狗跳墙。”如果按徐景贤的意见，这些事不能说，这首歌也不能唱，不是吗？还要说英雄人物，侦察员是不是英雄人物？当然，我还有最重要的话要说出来，你这审稿大会干什么……很快，我思想来了个急转弯，决定咽下这口气。那是我发现这会场形势大变，在座的几乎都已处在失常状态中，愁眉苦脸的，惊慌失色的。面对这阵势，顿时心里有点毛。随即想到眼前这位厂领导一直是关心我照顾我尊重我的，今天用这种非常的方式阻止我发言，肯定事出有因。是呀，以前的领导人都是走资派，怎么批斗都可以。文革中成立的革委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领导人都是革命派，是不能随便说三道四的。这位厂领导估计是为我捏了一把汗的，阻止我发言就是为了我。当时我想到这一层，也就不再讲话了。

会议继续发言，耳朵里钻进一些鼓舞拥护照办等零星词语，几乎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会议结束时，那位厂领导笑着向我点点头。本想找一两位熟悉人谈谈，只因感觉到那紧张气氛并未缓解，目光都躲躲闪闪的。我只好罢了，转身走了。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审稿大会那一夜基本没睡觉，第二天上午开会下午休息，晚上扎扎实实地睡了一觉。第三天按时上班，当即被告知“渡江组”上午召开全体会议，内容是由导演传达昨天市革会又一个审稿大会的情况。昨天下午，市革会召开审稿大会，审的是《年轻的一代》修改本。

会议开始，导演先介绍徐景贤对“渡江组”的指示。导演说，审稿大会一开始，徐景贤先问“渡江组”来人没有，导演马上回应。徐景贤说：“听说你们那里有人舍不得把‘快走、快走’去掉，舍不得就留着吧。”

我昨天上午在这里说的话，怎么徐景贤下午就知道了。我忙问：“谁这么快就把我的话报告给徐景贤了？”旁边几个人抢着告诉我，徐景贤的秘书昨天就坐在我的身后。原来如此，怪不得我说话时大家那么样的紧张，怪不得厂领导想法阻止我说话，这下全明白了。

这时会场上活跃起来了。大家又都看看我，有人还抿着嘴，那是向我庆贺，表明我没事了。讨论时，都说徐景贤是个谦虚的人，接受意见很快吗。也有人认为，“快走、快走”还是删掉，徐景贤已在那么多人面前批评过还无动于衷，事关树立革委会领导人的威信问题。还有人认为，徐景贤对“快走、快走”的态度证明，他实际上已经赞同了我们这修改本了。总之，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这修改本已经大会审过了，可以开展下一步工作。

五

从冒失吐真言那天起，我就慎重地考虑如何脱身了，但总觉得辜负了南京军区当初举荐我的几位同志，不能趁机果断地跳出农门。

第一次接到领导机关电话到上影厂写电影剧本和指令时，才到农场几个月。原农场政委的事件，使我还不能轻视。农场原政委名叫赵锋，不久前自杀了，我是来接替他的。只是自杀的原因不清，没人敢说。我到农场前不久，党和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赵锋的死因因此真相大白。

赵锋曾是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刘先胜的秘书。同在省军区机关，我也替刘司令写过报告演说稿，与赵锋处得很熟。后来他到苏州军分区某县武装部任政委，林彪老婆叶群恰好到那个县蹲点。据说赵锋没有很好配合，惹怒了叶群，被调离那个县弄到农场。后来有人揭发他说叶群的坏话，被弄到省军区学习班，最后上吊自杀了。

也算是巧合，我所以到农场的原因竟然与赵锋相同。他是因林彪老婆叶群的事，我是牵连上林彪“选妃子”的事。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江苏省军区文化处长。文革开始后，便到省军管会（后改成革委会）参加支左，在宣传组负责宣传文化工作。这天，某领导找我谈工作，说是某中央首长的夫人到了南京，要我们选出长得漂亮的女人送北京，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我负责文艺单位，要我从文艺单位选。我曾经听说为了加强国际交往，要开辟多条国际空中航道，也许是招女乘务员吧。我立即请他就政治条件及还有哪些要求说详细一点，并掏出本子准备记录。

“那些都不管，长得漂亮就行！”他说得很干脆。

“这搞什么名堂！”我一愣，脑子里没作任何反应，这句话直接对着领导冲出来了。

看到他板着面瞪着我，才回过神来，知道闯祸了。事后细想，我这话真的不是对着领导说的，而是听到“那些都不管，长得漂亮就行”这话时吃惊了，觉得共产党内绝对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这搞什么名堂？”本来是暗问自己的，在吃一惊时竟然脱口而出了。我赶紧支支吾吾地解释，说是对长得漂亮有不同看法之类的话，表示自己要认真选，最后请领导定夺……第二天我接到另外一个重要任务，说是正在北京的斯诺要来南京。省革会决定成立一个班子做好接待，由新华日报、省广播电台两家领导小组组长和我组成三人小组，指定我为负责人。我们没干过这事，三人一商量决定先看斯诺的书，于是跑到图书馆埋头读书了。几天后接到通知，斯诺不来了，接待组解散。我重回宣传组办公室，发现挑选漂亮女人的事落到另一个人身上了，还是我的老乡。他不回避我，还就哪个被选出的女人漂亮不漂亮征求我的意见。我这才估计斯诺之事是空穴来风，是领导为支开我设下的。这种做法反而使我心安理得，不用再为那句话后悔了，选女人的事不干最好。

这就是后来传得比较多的，说我抵制林彪选妃子的事情。我看过省里下发的一份会议文件，在发言中有人就这么说。有一次碰上原省委工作后来调中央的某负责同志，他握住我的手就这件事赞扬鼓励我。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抵制，我当时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听说那位领导赶我出省革会的理由是“这家伙不听话”。江苏省军区先是把我安排在江南某市工作，他知道后又追过来说，这种人怎么放在江南，弄到江北去，于是我便到了南通东方红农场当政委。

南京军区创作组力荐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写东西，也都是因为这事所产生的义愤，并希望我由此跃出“农”门离开农场。其实我不厌恶农村，对农业还蛮有兴趣，并不急于跳出农门。

本来说好这任务是要等到电影拍好，审查通过后才能结束。但就现在这样等下去，肯定等来的是逐客令。按说把徐景贤那些指示落实，第二天就可以走了。因怕造成不愉快而走的印象，有意识地拖了几天。我跟“渡江组”到皖南拍外景，在那里我向负责人提出要走，他当即同意。我向导演建议将来的影片上用集体改编不署个人名字的建议，特别申述自己不愿署名的意见，他只是用“不会的”作为答复。

我直接回到农场，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现象，以为与这事的关系到此为止了。去了上海大半年，也没有太大的遗憾。

六

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裹着棉大衣与农场的庄稼兵们一起挤在打谷场上看电影，看的就是重拍的《渡江侦察记》。我是带着到底片子改得怎么样的心情来看的。当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银幕上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季冠武”这个名字已经在全国各地示众了。当时我想，这可能是为了抬举我，以表示承认我在修改中的作用吧。不是吗，我的名字排在改编执笔的第一位呢。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太可悲了。作为军人的我有幸到上影厂参加了这一工作，学习了不少对自己来说是全新的知识，也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电影行业中党和行政组织的负责同志，他们应该具有使用人的名字起码必须通知本人这一常识的。他们当中有人知道我是不愿署名的，不知什么原因连亲口向我作出承诺的同志也不透给我一丝信息。

看到自己的名字后，这电影的其它内容我都没有能够看进去，于是紧接赶到城里去看第二遍。一开始又使我震惊了。这一次是发现这部电影片子居然没有交代是根据谁的作品改编的，这不如同“长江黄河没来源，人无父母树无根”那样荒唐吗？“拆烂污”，我用学会了的上海话说了一句，又一次没有把这电影内容看进去。从此，就再也鼓不起看这部电影的勇气了。

这之后，就有不少同志向我表示祝贺之意。可是在我心目中，那绝对不是光荣榜；那是小偷剽窃财物得手后，竟恶作剧地把我的名字留在现场。我不能等失主告发后再作辩解，便迫不及待地赶到上海，找到了对我讲“不会的”那位导演。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肯向我介绍有关情况，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只是当我再询问有没有办法把我的名字从那上面去掉时，他才说了一句“唔，根本不可能！”并以长者的身份，规劝我不要再为这事去闹。他年纪比我大参加革命大概也比我早多了。我尊重长者，一点没有闹，只是写了一封信给上影厂的负责同志，申述对这件事的看法。我知道不可能有什么答复的，以后果真一直没有答复。其实，我的目的是原作者提出此事，我在说明事实的同时，可以将找过的人、写过的信，作为旁证举出来。

重拍《渡江侦察记》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大概已经从大多数人的记忆里消失了，我自己当然是无法忘记的。特别是人到老年，喜欢把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翻出来，对过去干过的事可以简单地说是对了还是错了。唯有这件事既无史可鉴，现实生活中也没听说过谁碰到过，每想追究个是非曲直时，脑子里就一片混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