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俗”的界定与抵制策略

■赵亮

一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接着，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接受新华社访问时就对中国广泛存在的一些虚假繁荣的文化现象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对文艺创作存在的不良风气，特别是低俗化、娱乐化倾向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至此，反“三俗”作为我国文化领域的重要任务在全国各地正式展开。

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泛滥确实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精神文明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打造乃至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抵制“三俗”文化，弘扬健康、高雅文化，无疑是顺应历史顺应民心的英明之举。但是如何界定“三俗”、抵制“三俗”，却不能不慎思熟虑、谋定而后动，以免殃及池鱼，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挫伤了正常文艺创作的积极性。

二

界定、区分“三俗”，就要把它们与高雅文化区分开来，而且要与俗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区分开来，这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广电总局发言人朱虹曾就电视节目举例说明：《感动中国》是高雅，小沈阳是通俗，凤姐及某些婚恋节目就是低俗。形象固然形象，但是缺少一定的科学标准，从而在概念上使人模糊而不具备可操作性。

“庸俗”、“低俗”、“媚俗”虽然都有一个“俗”字，但是取意的指向明显不同。“庸俗”取的是趣味不高、令人讨厌的意思；“低俗”则更进一步，低级而且庸俗；“媚俗”的“俗”则取的是世俗凡众的意思，通过刻意迎合、献媚以取悦世俗大众，反映在文艺创作中则往往表现为庸俗乃至低俗的趣味。如今泛滥的“三俗”作品看起来颇似俗文化或通俗文化，让文化主管部门以及许多专家都难以判别，其实质与真正的俗文化或通俗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俗文化或通俗文化固然有内容上的通俗性、表现形式上的类型性、目的上的娱乐性、传播形式上的流行性，这些似乎与“三俗”作品有点相像，但是它往往集中了许多的民众智慧和原创精神，其趣味是健康的，其影响是积极的。而“三俗”作品只能拙劣地模仿群众的原创，缺乏创新精神，其趣味是低下的，其影响是消极的。“三俗”作品与通俗文化、高雅文化最明显最本质的区别是不择手段地刺激人的动物性的本能需求和欲望。当然，所有的文艺作品都通过满足人们一定的心里需求而获得审美愉悦。人具有人性的同时也具有动物性，“食色性也”，动物性的本能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本能的满足也是人心理满足和愉悦体验的基础。但是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还具有更高的需要和追求，黑格尔的 《美学》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划分为占有关系、研究关系和审美关系，马斯洛心理学将人的需求分为由低到高排列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三俗”作品过分强调人的占有关系和低级需求，如物质与性的需求，通过对暴力、凶杀、色情、钱权的大肆渲染，一味刺激人的动物性的占有欲望，而弃人与外界的审美关系以及更高级的心理需求，如信仰、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等于不顾，带给人声色之娱而不是美感。而高雅文化乃至通俗文化更多关注人高层次的需求，即使在满足人低层次需求的时候也往往从审美关系出发，给人以美的体验。有些媚俗的作品有时候也会模拟纯艺术的外壳，打着各种主义的旗号，如对国外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或好莱坞的简单模仿，但是它不离情色的趣味和苍白的内涵往往暴露出难掩的马脚。就像新版《红楼梦》所谓黛玉的“裸死”，是创新还是媚俗？一切不言自明，因为它带给人们的不是审美的体验，恰恰是毁坏了人们的审美期待。

界定“三俗”，除了要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还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和认真、负责、有公信力的评估体系。一个作品是否“三俗”，不能简单地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说了算，也不能由媒体说了算，还应该引进客观公正、有公信力的专家学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界一些人的评判屡屡引起民众的质疑，引进客观公正、有公信力的专家学者就显得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倾听民众的意见。民众是一切文化产品最大的受众，真的民意不可能被彻底或长久地诱导和误导，是否“三俗”民众最有发言权，即使炒作的手段再高明，炒作的声势再浩大，“三俗”就是“三俗”，民众会很快地唾弃它。而在网络、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民意的收集并不困难。

三

抵制“三俗”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抵制的策略要着眼全局与长远，针对不同范围不同原因不同表现不同性质的“三俗”现象，方法手段要灵活多变、有的放矢。

抵制“三俗”现象首先要区别对待，要有轻重缓急。“低俗”为害最烈，无疑可以利用行政手段迅速彻底予以封堵，力求杜绝“低俗”；“庸俗”数量最大，充斥于众多报刊荧屏，几乎到了一旦封杀报刊荧屏难免“开天窗”的地步。“庸俗”主要表现是平庸鄙陋、跟风学步、缺乏创新乃至才情，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予以规范和激励、通过艺术批评予以引领和提高，力求提升“庸俗”；“媚俗”似乎不缺少必要的才情，也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它的要害在于对群众需求的误判，总认为群众喜欢一些低俗的内容和花哨的形式，可以艺术规律的指导予以纠正，力求矫正“媚俗”。

其次，对“三俗”的抵制要明确范围，不能亲疏有别、挂一漏万。图书音像市场的扫黄打非、不良网站的整顿是行政主管部门常抓不懈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主流媒体更是“三俗”占据的主要阵地，甚至出现了很多电视报纸一边喊反“三俗”、一边对明星八卦、色情暴力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的怪相。主流媒体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社会公器，其传布“三俗”的怪相对于“三俗”的抵制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包括媒体自身，必须警惕媒体避免沦为“三俗”传播的主要平台。此外，“三俗”现象不仅存在于文艺创作领域，还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文艺界的过分炒作，学界的抄袭剽窃，评论界的互相吹捧，包括民间丧葬上演的流行歌曲乃至脱衣舞，甚至一些地方形形色色的节会必请歌星拼凑的晚会，都是为害匪浅的“三俗”文化现象。对于这些“三俗”文化，我们应该一视同仁地加以抵制。

第三，抵制“三俗”要对症下药。蔡武部长指出低俗化的产生原因有三：一是商业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市场导向的负面影响；二是受全球艺术尤其是精英艺术向大众文化、严肃艺术向娱乐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三是文艺批评流于形式，助长了低俗化的趋势。这其中最主要的是资本力量的影响，甚至后两者原因也是资本影响的变异。中国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正在确立，文化领域的经济改革虽然不很深入，但是资本的力量已经无处不在并深刻影响着文艺人和文艺产品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一领域普遍弥漫着浮躁和功利心态，“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风文风荡然无存。演员成了制片，作家成了书商，学者成了明星；演出靠假唱，作品靠拼凑，图书靠“编辑”，论文靠“引用”，文艺批评成了彼此吹捧、忽悠读者的炒作。而这些，是转型时期市场规律影响文化的必然体现。面对这些广泛的乱象和深层的原因，单纯的行政手段顿显苍白无力，我们只有牢牢掌握和娴熟运用市场和文艺的双重规律，将资本力量引导到遵循文艺规律的轨道上来，从而促进文艺精品的生产。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娱乐化倾向并没有耽误其精品力作的生产，华尔街大资本的投入反而打造出《泰坦尼克号》、《阿凡达》这样的经典，从而得到了更为丰厚的资本回报。在我国，《建国大业》这样的红色影片、《唐山大地震》这样的主旋律作品、《集结号》这样的艺术佳构，也都是商业资本成功运作的典范。所以，资本并不天然亲近“三俗”，相反，资本本性更需要精品，引导资本和文艺人摒弃眼前的短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进入遵循市场和文艺双重规律的精品创作，才是破解目前疾病的对症良药。而只有资本力量的大规模注入，精品力作才可能不断涌现，文化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动力。

第四，抵制“三俗”要注意正面引导艺术。不仅政府部门、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痛恨、厌恶“三俗”文化，需要大量的高雅、健康的优秀文艺作品带来情感的满足和艺术的熏陶，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优秀作品较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秀文化需求的矛盾。抵制“三俗”的同时，正面引导、扶持优秀文艺作品的生产也同样迫切和重要，这就需要注意正面引导的艺术了。一是正面引导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核心价值固然必要，同时必须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化园地才能真的欣欣向荣。二是要建立真正懂得艺术鉴赏、坚持艺术规律的引导体系。这样的引导体系非常重要，他们不仅决定着党的文艺政策阐释，他们的趣味更决定着作品的走向和高度，也决定着主管部门扶持的力度。就拿戏剧来说，笔者曾经观看过一些新剧目展演评比，说实话，专家评委的评判往往和观众的评价大相径庭，因此很多剧目只为专家评委而排演，评奖结束即束之高阁，毫无市场生命力。这样的引导对于艺术精品的生产并无多大裨益，甚至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南辕北辙，也与党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

第五，抵制“三俗”，需要扩展行为主体。尽管胡锦涛总书记仅仅要求“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当仁不让地是此次反“三俗”斗争的主力军，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毕竟“三俗”的产生根源是全社会性的，就如凤姐回应广电总局的批评辩称：“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低俗，而是社会。”而且“三俗”的危害也是全社会性的，它关系着全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和民族精神的重塑。所以，不仅文化界，更应形成由各级政府领导、群众积极响应的局面，人人喊打，才能使“三俗”无所遁形。

总之，抵制“三俗”之风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仔细辨别，科学、准确运用各种手段，将社会全面动员起来，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抵制“三俗”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