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的“紧箍咒”意象研究

一、“紧箍咒“意象的文本解读

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紧箍咒”由如来交予观音，再由观音交予唐僧，借此对孙悟空加以控制。“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们来。”[1]紧箍儿一戴，咒语一念，纵然孙悟空再顽劣倔强，也只能连连求饶，“师父，你莫念，我绝不负你。”[2]而咒语念罢，也变得“死心塌地，抖擞精神”。 [3]

黄周星[4]有评议：“此箍非头间之箍，乃心上之箍耳。”“紧箍咒”带来的“眼胀头痛”，初时只是皮肉之苦，但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对内心的震慑。所以，在情节发展中，除了几次唐僧念咒捻诀，孙悟空疼痛求饶之外，紧箍咒这一意象也多次出现在人物的言谈之中。或是唐僧唯恐孙悟空不服，加以示威：“他若干出这个勾当，不同你我出去啊，我就念起旧话经儿，他却怎生消受！”[5]或是猪八戒心有忌忿，借以撺掇：“师父，你莫被他瞒了。他有些脑夹风。你只念念那话儿，管他还你一个活人。”[6]如此一来，“紧箍咒”成了师徒之间一场场心理战的焦点。从文本层面来看，唐僧一方面借此“咒”的威力将孙悟空紧紧“箍”住，另一方面也对“咒”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与权威崇拜。孙悟空对“咒”既怕又恨，却也在不自觉中归顺臣服，甚至在某些特殊场合出现潜意识下的立场转移——观音收服善财童子时，“行者急闪身，立在菩萨后面，叫‘念咒！念咒！’”[7]可见，“紧箍咒”的威力不再局限于对肉体的惩罚教训，在控制与挣扎的角逐中，它已逐步显现出对思想的统治与同化。

围绕着“紧箍咒”意象，各式人物展现出典型性格之外的个性色彩。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有了致命的弱点，慈悲木讷的唐僧在念咒捻诀之际顿显坚决不疑，憨痴油滑的猪八戒在有意无意的撺掇间市井习气尽显。通过“紧箍咒”意象显现出的性格特殊面，突破了作品人物形象扁平化的局限，为人物塑造更显血肉饱满、真实可触创造力巧妙契机，有力地提升了神魔小说角色本身的“市民气质”和人格化。

二、历史语境与“紧箍咒”意象的多重属性

《西游记》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早在北宋年间，就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大致勾画出《西游记》故事情节的基础框架。到了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将师徒四人的取经故事基本定型。但与“紧箍咒”相关的故事情节，直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吴承恩的《西游记》中才得以出现。这一方面源于吴承恩对取经历史故事文学化的完善，另一方面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紧箍咒”这一意象正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现实与文化思潮的产物。

明代中叶以后，皇权高度集中，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日渐腐化堕落。君主昏聩，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党争不断。这些都为尚保留着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士人思想家们带来极大刺激。而此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已趋于僵化，城市商业经济逐渐发展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种种因素都催生了士人主体精神的重新挺立。于是，一场以王阳明等人为代表、主张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心学思潮便应运而生。阳明心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大旗，洋溢着叛逆的勇气与张扬个性的精神。而这正是专制统治者眼中离经叛道的大逆，为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维持主流意识形态，心学思潮所遭受的残酷摧折在所难免。嘉靖年间与万历年间，都曾出现过书院之禁，即当政者通过诏毁天下书院、禁毁书院讲学之案、囚杀泰州学派何心隐等人，阻止心学思想与讲学风气的蔓延。

而在《西游记》中，孙悟空作为文本主导因素，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心学精神。他蔑视权威，尊性高傲，反对束缚，尊重自我，正是自由与超越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价值的表露。他处于伦理纲常之外的言行举止，也必然引来主流思想的遏制与打击。于是，“紧箍咒”成了抑制孙悟空自由个性、张狂自我的有效工具，它的要害之处也许并非一“箍”一“咒”，而在于“箍”与“咒”背后隐藏着的强权意志。它能对张扬的个性施以严酷的折磨，造成精神的恐惧，最终将叛逆引回归顺。在这层意义上，“紧箍咒”意象无疑象征了压制个性解放的强权意志。而这一意象的存在，也巧妙地揭开了唐僧与孙悟空师徒关系深处，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冲突。

但是，作为明代中后期社会现实与文化思潮的产物，“紧箍咒”意象也具有相似的历史复杂性。它一方面象征了压制个性自由的社会强权意志，但另一方面却也是限制个性无限膨胀、使主体自觉转化为社会利益的有效措施。明代中后期，新的社会思潮缺乏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文化品格的阶级基础，又没能彻底冲破封建专制统治的束缚，疏狂不羁的个性张扬固然促进了思想的自由解放，但也往往暴露出一定的先天不足。相当一部分士人片面理解心学精神，肆意夸大人的主体性，其怪诞的行为、荒唐的举止往往忽视群体利益，冲击天理的堤岸，放弃了终极价值关怀。这无疑是对心学精神本质的曲解和异化。从这一点出发，《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个性精神固然受到吴承恩的充分肯定，但小说褒扬的重点，则是孙悟空协助唐僧取经的坚定信念以及在信念支撑下不畏险阻、坚韧不拔的追求。《西游记》从第十三回开始，便由“大闹天宫”的战斗性主题转入取经主题，这样的转折恰恰带有一定的深层意味。而“紧箍咒”意象在两个主题之间起到了巧妙的过渡衔接作用，使得主题的转换不至于有突兀之感。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孙悟空个性的张扬，但这又是在肯定其个性的基础上对个性的社会价值的升华。这暗示了吴承恩的一种理想倾向：取经并不意味着完全取缔个性价值，而是需要将个人对自我解放的渴望升华为对全人类利益与价值的追求。这样一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便向追求完美人性的方向倾斜，“紧箍咒”意象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起来，它直接关系到心学精神提倡张扬个性之外对道德完善的主张。心学思想中，既要求用“本心”推到偶像崇拜，又强调在对“本心”的发现、修炼过程中达到“求放心”、“致良知”、“明心见性”的境界。那么，紧箍咒在作为强权意志统治工具的同时，其性质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它由外在压力的限制上升到内心自觉的明戒。所以，孙悟空从“被迫皈依”到“主动取经”的转变过程中，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对专制强权的顺服，还有一种对个性解放的超越——将追求个体的解放扩大到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这正是对心学本质思想的正解，对狭隘极端的个性张扬行为的理性批判。

强权意志与个性自由，在“紧箍咒”意象背后经历了激烈的对立统一过程。吴承恩笔下，强权意志对个性自由进行控制，却并非是要置其于死地，而是要借个性自由的强力为统治集团和全社会服务。而个性自由的反抗，也并非誓死不从的烈斗，却是在保有主体性的基础上与社会主流走向一致。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在“紧箍咒”意象的串联中达成一种共融。这正是吴承恩的儒家圣君贤相政治理想的体现。君臣政治的理想构建，成为“紧箍咒”意象的第三重属性。这种理想构建，表明君主对士人的管束，要收放有度，只有保证士人独立人格与服从管理的统一，才能确保政局的稳定。相反，任其疏狂张扬，抑或残酷镇压打击，都并非明智长远之策。最代表性意义的是《西游记》结尾处，唐僧师徒修成正果、功德圆满之时，孙悟空对个人解放问题的再次发问：“‘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咒儿勒我？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行者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8]之前被限制的个体精神乌托邦，在社会乌托邦的理想得以实现之后，又重获新生。这新生的个体精神，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思想先驱者身上，却是在社会解放引领下的每一个个体的解放。这才是吴承恩眼中最为理想的政治境界。而这种趋于完美的理想构建，也恰恰是对明代中后期黑暗残酷的政治现实的一种失望与反讽，充满了辛辣的讽刺意味与尖锐的批判力度。

注释：

[1]吴承恩：《西游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60页

[2]吴承恩：《西游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5页

[3]吴承恩：《西游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24页

[4]黄周星，（1611—1680），明末清初戏曲作家，字九烟，又字景明，改字景虞，号圃庵、而庵，别署笑仓子、笑仓道人、汰沃主人、将就主人等，晚年变名黄人，字略似，别署半非道人，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

[5]吴承恩：《西游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5页

[6]吴承恩：《西游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41页

[7]吴承恩：《西游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81页

[8]吴承恩：《西游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889页

[1]吴承恩.《西游记》[M]. 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商传.《明代文化史》[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胡有清.《文艺学论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萨孟武.《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