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学质量具体论

2010-11-20 06:14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0年1期
关键词:教学质量大学改革

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高校教学质量具体论

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教学质量也不例外。这就要求大学人必须处理好质量与观念、质量与改革、质量与管理的关系;如果涉及到课程建设,特别是核心课程、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其具体性更为突出、更为鲜明、更为不可忽略。

高校教学质量;具体;观念;改革;管理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所谓具体,在细节上是明确的,在性质上是特定的,在理念上是原则和实际的统一,在操作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高校教学质量也不例外,这是由“教育以人为对象,设计和塑造成功人生的实践历程”[1]的本质所决定的。就一个独立的教育单位而言,从行政领导到管理部门,从各项服务到科研导向,都应该以提高教学质量统揽全局设计和本职工作,并通过提高教学质量验证全局设计和本职工作的政令、决策、方法是否落实到位。这是一个以教学质量为中心的双向互动和彼此反馈的循环和谐系统,如附图1所示。

在双向互动和彼此反馈的循环和谐系统中,教学主体——教师的作用显得举足轻重。高质量的教学必然要有高质量的教师承担,而教师的学养、情感(热爱教育、热爱教学、热爱学生)、经验、技艺(教学技术和艺术)复合且立体地体现于教学实践活动。因此教学质量便与教师的学养、情感、经验、技艺呈现出一种正比互动的图景,如附图2所示。

教师教学实践活动的展示和发挥主要集中在课堂上。以课堂为中心的组织教学就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这个环节联系着板书(或课件)计划、语言表达、科学方法、课程内容等诸多链条,如附图 3所示。三个图式说明,教学质量的具体化是多元合成的系统工程,课堂教学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形象工程”。向课堂要质量,就理所当然地体现着“质量教师课堂”这种既层层递进又连环推动的教学思路。所以,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至关重要。

一是质量和观念的关系。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思想先行,思想的高度决定质量的高度。思想先行就要更新人才观念,牢固树立质量意识,确立教师的教学主体地位。一方面努力创造条件,让优秀教师在教学上冒尖,鼓励他们远离“官本位”,一心一意站稳课堂;另一方面,要清醒看到青年教师是教学的生力军,把如何促使他们从步入教育到走上课堂就产生浓浓的教学情结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感,列入“人才工程”的议事日程。兼顾两个方面、互相结合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长远之计。大学的文化熏陶在中青年教师面前铺开的应该是“教学名师”的人生追求,而不是“科长—处长”的单纯诱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教师的成长既需要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组织的培养,努力和培养都需要漫长的周期。前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校长李家同说:“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其实永远由这所大学的教授来代表,如果这所大学有一批有学问而又有崇高道德的教授,这所大学就会成为被人难以忘怀的大学。”“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打仗的将才“出于卒伍”,教学的将才自然崛起于课堂。离开了战场,无所谓将军;离开了课堂,何谈名师?

二是质量和改革的关系。提高教学质量绝不能故步自封地闭门造车,而要在改革中求生存,在改革中求发展,在改革中提高。目前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和研究,就会发现僵化封闭的教学体制、保守滞后的教学思想、苍白无力的教学方法、老化陈旧的教学设备、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才是具有劣根性的痼疾。根除痼疾,改革是惟一出路,而改革就要从创新体制入手。“大学,这既然是一条大道,那么它的生命便在于它的日新之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健动不息的乾乾大化之中。大学的生命即是文化日新的生命。在文明—文化体的创辟、传承和自我更新方面,大学承担着本质使命。大学于是成为人类生活的心脏,它以其不息的搏动实现着人与文的交换,新与旧的更生。”[2]可见,改革和创新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原动力。

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声誉突出;学术大师汇聚,教师素质优良;科研经费充裕,科研力量雄厚;教学特色鲜明,培养理念明确;管理科学规范,杰出校长掌舵;学生素质一流,师生比例恰当;学科水平出众,学科门类齐全;国际化程度高,留学生比例大;经费投入保证,办学设施优良。它们之所以称为一流,就在于教学质量的一流;教学质量的一流,又在于教学体制的一流。对此有识之士提出,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实行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理念创新为前提,以实践支撑为导向的制度创新。“好的制度可以吸引并造就人才,创造财富,提高效益;不恰当的制度可以埋没人才,浪费资源,滋生腐败。”[3]倘若我们理性认定世界一流大学的质量是高标准的顶级的,是我们努力追赶的,那么改革僵化封闭的教学体制,清洗保守滞后的教学思想,摈弃苍白无力的教学方法,更新老化陈旧的教学设备,转变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可是中国不少高校面临的办学经费短缺,学生就业压力大,规模、质量和效益间矛盾突出,办学特色不鲜明,竞争力不强等诸多问题,困扰着教学质量的改革步伐,许多“创新”往往流变于纸上谈兵的“美丽谎言”。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大学求生存尚且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教学质量决定生命”的意识遂被淡化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倒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尴尬的现实已让大学人饱尝苦辛,摆脱质量与改革的悖论束缚,对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普通高校而言,应该在国家赋予的权力范围内,依据自身条件和优势,坚持改革开放,调整办学理念,创新办学制度和管理制度,寻求有利于形成自身办学特色、提升自身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办学机制及路径。

三是质量和管理的关系。高校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经费投入、加强过程管理、加强决策执行力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保证。

管理包括对事、对物、对人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活动体现。为达此目的,核心的问题应当是确定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和执行原则——明确理想以突现管理精神,价值定位以激发人的活力,道德自律以坚持诚实守信,文化濡染以追求素质提升。

高校的各项管理,只能而且必须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着眼点,其价值定位就在于促进大学生德智体能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任何偏离这个着眼点和价值定位的管理不是本末倒置就是事倍功半,其结果必然是“高成本,低效益”。一般说来,量的管理最容易彰显,质的管理因为潜在而被忽视。目前的实际情形是,彰显的量的轰轰烈烈恰恰掩盖了潜在的质的严重危机。现行管理,量的规定事无巨细,质的要求抽象含糊。教学的“课时”、科研的“指标”、项目的“个数”、论文的“篇数”,反映着当前的高校似乎只有量的负担而没有质的忧患。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走不出重“量”轻“质”的误区,提高教学质量就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故而,一致性的管理制度的文化跟进刻不容缓,这至少要包括三个到位:大学精神体现到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导向到位,大学人对学校全部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理解、把握和执行到位。因此,立足制度文化建设,旨在建立和谐统一的制度体系,使师生员工在学习、工作、生活各个方面形成与提高教学质量相一致的思想行为,从而把组织目标和工作计划转化为身体力行的生动现实。

综上所述,向教师要质量和向课堂要质量与向观念要质量、向改革要质量和向管理要质量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牵涉到办学主体所有的“血脉”和“神经”。

如果涉及到课程建设,特别是核心、重点、精品课程建设,其具体性更为突出、更为鲜明、更为不可忽略。应当承认,在教育教学的诸多矛盾中,质量问题是最突出最容易暴露的矛盾,自然也是最热点最棘手的矛盾。但是,假使我们能够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对待这些矛盾的话,那么许多的实际问题都可以及时而妥善地得到解决。就课程建设质量为例,笔者认为至少涉及质和量、建设和检查、教和学、改革和管理、过程和结果、政风和管风、教风、学风等一系列的具体关系。事物间的具体关系往往对立统一于种种矛盾之中。所以,处理好各种关系也就等于处理好各种矛盾,而科学地处理上述六种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每一组关系中,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能是前者而不可能是后者。[4]

一是在质和量的关系中,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目前,课程的评估指标,量的要求繁多而具体,质的规定抽象而笼统。面对复杂而永恒的高校教育质量,一味地抬高或者过分地强调“量”的数字性,就有可能诱发或滋长较多的人为操作因素,甚至出现任意夸大、欺上瞒下的虚假信息。如果以为所有的数字都反映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那真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了。实践证明,程式化和表格化的填报数字,在一定范围内尚能说明事物的真相或本质,倘若泛化为“拍脑袋”的唯一根据,虚假数字就必然导致战略的失误和决策的错误。所以,尽快建立质量平衡体系对在更高层面上提高课程评估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是在建设和检查的关系中,建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课程评估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以评促建,重在建设。建设就要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检查不投入,或者少投入,或者欠账投入,不但建设者的积极性会受挫,而且会给教学(院)系造成的厌恶检查、厌恶评估的逆反心理,致使其在教学上应付检查或评估,得过且过,“不求质量提高,但求材料过关”,最终导致教学质量的严重滑坡。

三是在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关系中,教师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这又涉及到大学文化精神。所谓大学文化精神,就是“学校对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价值判断,决定了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日常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学生的成长、成才是教师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学校价值的最高体现。先进的大学文化精神的精神价值在于,在处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中,承认社会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主动按社会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方向,努力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先进大学文化精神的学术价值在于,在处理学校与教师、学生的关系中,承认教师、学生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积极营造民主、包容、理性的人文环境,为师生的成功提供条件,创造机会。”[5]如何确立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性,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积极主动性,无疑是解决教与学矛盾的关键。在教育界盛传的“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箴言不应该是空谷之音,而应该转化为大学文化精神以及由大学文化精神所激发的提高教学质量的实际行动。

四是在改革和管理的关系中,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改革就是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方法创新。教学改革除了上述内容,还包括课程创新、内容创新、模式创新,它牵一发而动全身,挑战和机遇共处于“质量”的整体系统中。课程改革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早改革早受益,晚改革晚受益,不改革没有益。教学资源整合、教学梯队重组、教学观念转变、教学内容改造、教学方法探索、教师队伍优化、学科之间融通,包括课时压缩调整和管理程序简化等,如果偏离了改革的方向,就只能在旧的传统模式中徘徊打转,既加大了教学成本,又延误了创新人才的培养。管理就像蛋壳,教学改革要破壳而出,教条而僵化的管理模式也要随之改革,只有双管齐下提高教学质量才能指日可待。[6]

五是在过程和结果的关系中,过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事物矛盾的发生、演变、再发生、再演变,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教学质量关乎人才培养,自然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然而名目多样的评估、检查和验收,其运作方式和思路基本上是只看结果,不顾过程。这样以来,和“创造数字”搅和在一起的结果(材料),已经把教学质量发生、演变的过程蒸发得无影无踪了,最后只剩下“你好我好,皆大欢喜”的干瘪数字了。[7]

六是在政风和管风、教风、学风的关系中,政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政风即干部的行政作风。在高校,干部的行政作风,包括公仆意识、三个代表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归根结底要在提高教学质量中说符合教学规律的话,做符合教学规律的事,以良好的形象树教学之正风,扬教学之正气,克服“衙门”之官风,抵制“衙门”之官气。政风对管风、教风、学风的正面影响力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但却能收到明显的效果。然而,政风对管风、教风、学风的负面影响力也是立竿见影的,故而有着“急转直下”的特点。加强政风对管风、教风、学风的正面影响力,努力把政风对管风、教风、学风的负面影响力消除到最小程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明智选择。

附 图:

[1]康怀远.大学精神与大学生素质[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3).

[2]柯小刚.何谓大学?——致同济大学百年校庆[Z].在同济大学图书馆的演讲,2006-11-17.

[3]何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制度创新是关键[N].中国教育报,2007-04-10.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2.

[5]赵亚平.学生是学校价值最高体现[N].光明日报,2007-06-09.

[6]安琳,兰劲华,薛素铎.高校教学管理落实质量工程的有关思考[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0).

[7]胡朝兵,唐永生,严开胜.目标管理及对学校教育管理的启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4).

A Study on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KANG Huai-y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hree Gorges, Wanzhou 404100, Chongiqng)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in concrete existence, and teaching quality is no exception. So it is necessary for university to handle well the relationships of quality and concept, quality and reform, quality and management. If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s involved, especially core curriculum and high quality curriculum,the specificity particularly can not be ignored.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concrete; concept; reform; management

G642.0

A

1009-8135(2010)01-0132-04

2009-08-22

康怀远(1946-),男,陕西岐山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于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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