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琨到朱山坡

有的人认识龙琨,却未必认识朱山坡,譬如他家里的一些叔伯兄弟;有的人认识朱山坡,却未必认识龙琨,譬如文坛上的一些朋友。

我认识龙琨,我也认识朱山坡,这让我深以为幸。

认识龙琨,在上世纪的90年代。那时他在北流市文联当个小职员,面容憨厚,不苟言笑,一双近视眼镜后是一对平平常常的眼睛,不容易让人看出他内心的睿智和狡黠。他白天坐办公室,收收发发,迎来送往,工资不高,事却不少。下班回到家里就爬格子,既写诗,也写小说,20出头就写了一部关于当地历史名人李绍昉的长篇小说。李绍昉是清代乾隆朝的才子,北流当地流传有诸多关于他的小段子,应多为后人杜撰,常有张冠李戴之嫌,我以为那是人们对他的钟爱所致,就像有关纪晓岚的传说一样,权当戏说,不好作信史看。但仅从这部不算成功的长篇,我看出了龙琨写作上的野心。

认识朱山坡,已到了21世纪。朱山坡是市政府办的公务员,业余时间写小说。他白天埋头于那些枯燥乏味的、让领导在各种大会小会去念的文稿中,晚上则是活在另一种灵魂悸动、个性张扬的仅属于他自己的语言世界里。

这时的朱山坡已年届而立,写了多年的诗,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诗友合伙打造了一个叫“漆”的诗社,其中的核心成员有十来个,外围的拥趸则有上百人。他们经常聚会,吟颂自己的作品,批评诗友的习作,请知名诗人来讲学,参与诗坛上各种热热闹闹的论争、他们就像一只只本来不太大的鞭炮,单个燃放时只有孤零零的一两声响,但扎成一堆,就成了一捆集束炸弹,以致弄出了不小的动静,震撼大江南北诗坛,让诗歌圈子无法再忽略他们的存在。

到了2005年,中国小说界开始一再出现朱山坡这个名字和以这个名字写的小说:《中国银行》《叔叔于力》《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喂饱两匹马》……这些能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频繁地入选于《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本以及各大出版社的年选和年度的小说排行榜。其中《陪夜的女人》最近还荣获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的短篇小说提名奖。以朱山坡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小说理想是“关注底层,透视苦难”,这句话正是写作的两个基本点:前者是“写什么”,后者是“怎么写”。他关注底层,却不是简单的展示苦难,而是通过苦难揭示出人性中那些真或假的犀利、丑或美的坚韧、恶或善的顽强。他的写作是在繁忙的工务之余进行的,与那些高产作家相比,他的作品数量相对不是很多,一些作品构思的时间往往很长,某个想法在他脑海里萦回好些年,直到找到恰当的突破口,才形诸笔墨。

朱山坡写作小说《喂饱两匹马》的想法,就始于几年前他老家当地发生的兄弟俩合娶一个媳妇的真实故事。但他迟迟没有动笔,不想仅仅写成对社会的控诉或者对伦理的反思,他期待谁把他的写作激情点燃,寻找着一个关键的着火点。直到后来,他无意中看了导演田壮壮拍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其中采访了一个与兄长共妻的年轻小伙子,望着燃烧着的柴火真诚感激嫂子教会他男人做的事情,“心里把她当做姐姐一样尊敬”。这话深深地震撼了他,他马上开始构思,动手写了这篇《喂饱两匹马》,作品已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无涉,却与人的生存哲学和精神困境有关。小说看似荒诞,实满怀温情,充满了关怀和隐喻,具备了宽度和厚重。

朱山坡就像一个高明的匠人,他没有将现成的木料做出大家常见样式的家具,而是别出心裁、独辟蹊径,营造一些别人所不能做的东西,既有具像的故事,又有形而上的韵味。去年他发表的《鸟失踪》,就巧妙地切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个目前已是敏感得令人有点不好触及的题材,这场战争过去了30年,有的人已将它遗忘,但有的人注定要将它记上一辈子甚至几辈子。

我很晚才得知,朱山坡是作者老家那个村子的名字。他老家与我老家都处于粤桂边上的云开大山周围的丘陵地带,他以写小说实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升腾,有一种破茧而飞的味道,成了新世纪里桂东南第一位走向全国文坛的作家。今天知道朱山坡名字的人之多,肯定超过了清代知道李绍昉的人。这不仅仅得益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达,更主要地是得益于朱山坡在小说写作方面取得的成绩。为了取得这样的成绩,他努力了许多年。对于成功者,人们往往只看到他头上的光环,却不容易看到他背后的艰辛。在这里,用得着傅雷译《贝多芬传》中的一段话来形容:“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这种感觉,凡是过来人都应该不难体会。

说了半天,大家就应该明白了:龙琨就是朱山坡,朱山坡就是龙琨,朱山坡是龙琨的笔名,朱山坡是长大了的龙琨。当年的龙琨,是北流市的一位小作者,今天的朱山坡,已是享誉文坛的作家。去年,山坡写了一篇题为《火车,潘大林》的随笔,获得广西报纸副刊年度评比一等奖,而我的一篇小文仅获三等奖。写我的获一等奖,我写的获三等奖,这倒是个有趣的事,我明白山坡绝不是因为写我而获奖,而是因为他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我忝随其后,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