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前期山水隐逸词的主题及价值

2010-12-13 02:55唐桔洲
文学界·人文 2010年8期

唐桔洲

提要:本文主要论述南宋前期山水隐逸词的主题——隐与仕的矛盾及其价值。首先,论述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遁世与入世的双生人格;接着具体阐述了入世时南宋词人们在大自然中寻求抚慰,澄清胸怀,澡雪精神和“寄情寄身”,遁世后词人们表现出在大自然中对尘成的悔悟,对精神家园的寻求以及在酒与仙(佛)中求解脱的心路历程;最后,论述了他们在此过程中享受的自然之美、生活之乐和人生境界。

关键词:隐与仕的矛盾;出世与入世的双重人格;寻求抚慰;晦悟;解脱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23-04

在南宋前期的山水隐逸词中,“隐”与“仕”的矛盾主题非常突出,这在宋代思想潮流和文人心理都非常明显。为了深入探究这种“隐”与“仕”的矛盾及其冲突的渊源和意义,有必要把它放在中国封建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审察和剖析,以便能够较为透彻地进行批评,从而对南宋前期的山水隐逸词的思想价值作出一个较为恰当的估价。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一直存在着‘‘入世”与“出世”(或“遁世)的双重思想。首先,就入世方面而言,以家庭、家族、国家为本位的宗法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核心之一。文人士大夫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逐步树立了舍小家为大家、群体意识高于个体意识的家国思想,建功立业、封侯晋爵是他们的最终理想,仕进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选择。才华横溢的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感叹:“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了,为从个人到国家指出了一条修养、贡献之道。一般说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儒家祖师爷孔子尊重隐者(见好《论语》),但决不师法效仿,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成为后来部分文人士大夫最坚定的信念之一,但能够始终坚持不逾、身体力行者还是为数不多。

另一方面,隐逸思想在我国也源远流长。且不说那些上古时代的禅让,在《论语》中就记载了长沮、接舆、荷藤丈人等隐士。上古鼓吹避世隐逸最有影响的是庄子,他为那些隐士们的隐逸避世提出了基本理论和理想境界。尽管这不过只是乌托邦,却给那些身陷尘世琐事的士大夫以某种精神寄托,“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人生所受挫折越多,这种思想影响越大。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中,庄子式的隐士寥寥无几,而具有隐逸思想的文人士大夫却不计其数。其次,儒家本身也讲隐逸,这是不同于庄子避世、弃世的隐逸,是一种自我修养充实,以图东山再起的隐逸,孔子“隐居以求其态,行义以达其方”(《论语》)、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都是这个意思。这种隐逸是对仕途挫折的一种平衡和补充,它给文人士大夫,特别是官僚的影响是巨大的,“东山再起”说的就是体现这种隐逸思想的具体事例。

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的隐逸一般是社会、政治的产物,几次出现隐逸高潮的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南宋和明末清初,也是政治黑暗的时期,社会动乱剧恶、政治黑暗是文人士大夫隐居最直接的原因。但也有从另一方面着眼去寻求隐逸的,即所谓“终南捷径”,为了得到某种政治利益而归山佯隐,这也可以从另一侧面来说明政治与隐逸的关系。作为隐逸者,一般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好安分去做农工,不再来多管国事。实际上,有机会还是要来管的,这就是亦官亦隐。因此中国的隐逸总是社会的、人世的,而不像西方的隐逸,他们的隐逸是宗教的,“他们独居沙漠,绝食苦祷,或牛皮裹身,或革带鞭背,但其目的在于救济灵魂,得遂永生”。西方的隐逸是在人性层次上的反省,是对“原罪”的忏悔。而中国的隐逸是在人事层次上的反省,是对人生的悔悟。这是两种不同结构、不同性质的文化传统的产物。正由于中国式的隐逸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因此它与社会的联系密不可分,而与隐逸者在人性意义上的灵魂拯救关系不大。在南宋前期的山水隐逸词中,文人士大夫“隐”与“仕”的内心矛盾,“出世”与“入世”的双重人格都有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式隐逸精神的典型代表。在词中,可以看出他们虽身处山林,但无法割断与社会、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以此为视角,以他们从尘世走向山林的过程为线索对南宋前期的山水隐逸词作出具体分析。

在此文中,论述南宋前期山水隐逸词“仕”与“隐”的矛盾冲突,是以这些词人在从尘世走向山林的过程中思想、情感的表现为具体表现对象来进行探讨的。并且,拙文认为正是在此发展过程中,在“仕”与“隐”两种状态中,他们“仕”与“隐”的思想矛盾得到了最充分、最集中的表现。另外,这里的探讨是作“群体考察”,因此只以这个群体的总倾向、总发展为典型代表进行探讨。实际上,当时每个作家的人生经历、思想倾向、情感历程不尽相同。在此,仅就其山水隐逸词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为对象进行评论,至于其他方面置而不论,特此说明。

宋代文人士大夫大都喜好山水之乐,如前所述。大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摇篮,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之一。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大自然是人类的起点和归宿,人们投入自然的怀抱,能得到人类社会许多缺陷的补偿。即使如此,山水隐逸词作者的隐逸,有不少是被迫的。如叶梦得因违拗当权者旨意而落职,居山读书过隐逸生活;李纲因主战被贬,不得不挂冠归隐、求田问舍,等等。许多词作者尽管身处山水自然之中,终不能忘怀社会,一味闲适。李纲虽身在林下筵畔,心头所思仍是“回首中原何处是,天似幕,碧周遭”(《江城子新酒初熟》)。张孝祥身闲心犹壮,浩气仍可齐天:“身老南山看射虎,眼高四海送飞鸿”(《望江南·赠潭献可》)。朱敦儒留连西湖胜景,也仍带几分悲慨:“有客愁如海,江山异,举目暗觉伤神”,因为他忘不了“故园池阁,卷地烟尘”(《风流子》“吴越东风起。张元无论何时何地,“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石州慢·已酉秋吴兴舟中作》)的壮志始终如一,并且是张词中的主要方面。这种种情形,是他们处于“隐”与“仕”矛盾之中、具有仕进和隐逸两种人格的表现。但是,当他们踏进山林,自然山水给这些来自尘世的词人的“见面礼”是“澄清胸怀”,这是大自然给词人们的“见面礼”。“荷动香浓,竹深凉早,销尽烦襟”,(张孝祥《柳梢青》“草底蛩吟”),人世的烦忧在这天地生灵之间一扫而光。向子湮面对大自然,感慨万千:“不知世路风波恶,何以芗林气味长”(《鹧鸪天》“驾日新成”)。朱敦儒登垂虹亭,“洗尽凡心,相忘尘世,梦想都销歇。胸中云海,浩然犹浸明月”(《念奴娇》“放船纵棹”,身心都受到大自然的洗礼,心中自是清亮多了。大自然是尘世间人凡心欲虑的过滤器,能洗刷人世的尘埃,纯洁自我的精神。因此,“澡雪精神”是自然山水给词人的第二道洗礼,它使词人从自然山水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直接超脱之感,对于名利,对于荣辱,莫

不置之度外。李纲归来五湖,口称“扁舟归来五湖东,……不管人间,荣辱与穷通”舡城子》“晓来江口”)。张元则是“长羡五湖烟艇,好是秋风蓬蒿。洗尽人间尘土,扫去胸中冰炭,痛饮读《离骚》”(《水调歌头》“柱策松江”)。清新可喜的自然山水,使词人们神清气朗,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愉悦,词人们把山水当作朋友当作家园,悠然享受着在现实生活中难得的纯朴和谐与惬意自得。叶梦得抚昔思今,“今古几流转,身世两奔忙,那知一丘一壑,何处不堪藏”(《水调歌头》)。张元“老去英雄不见,惟与渔樵为伴,回首得无忧”(《水调歌头》“落景下青嶂”。前者隐身丘壑,后者与渔樵为伴,投入自然后词人心境恬淡,无欲无虑,这些都是词人在山水自然中“寄情寄身”的范例。

上述自然山水给词人们的感悟和效用;“澄清胸怀”、“澡雪精神”和“寄情寄身”。主要是就词人与社会的联系来考察的,它是山水隐逸词作者入世的曲折表现,是山水隐逸词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证明,是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折射和反映。在以上几种感悟和效用中,“澄清胸怀”与“澡雪精神”是在一个层次上,是更直接的、诉之于感觉的效用。而“寄情寄身”主要是与在尘世的身心寄托相比较而言,包含了更多的理性思索。因此,我们可以把“澄清胸怀”、“澡雪精神”与“寄情寄身”看作是词人们从社会走向山林、从入世走向出世时的心理和情感历程,是他们“仕”与“隐”矛盾中“仕”的方面的曲折反映和表现。这种概括只是为了说明词人们在此过程中从作品中显现出来的心灵轨迹,以便我们把握他们从“仕”到“隐”过程中,或更具体更准确说,“仕”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到“隐”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思想与情感发展的脉络。这里还需说明,有时词人们自觉地把大自然这个客体作为归宿,强调主体(人)与客体(自然)两者的和谐统一,着眼点就改变了,不再是人与社会的主客观关系。这点后面还将详论。

南宋前期山水隐逸词的作者不少是心怀壮志的英雄a像叶梦得、张元(张主要创作成就就是豪放词,但隐逸词作也不少,也有一定成就)等等,都是积极进取的有为之士。如叶梦得建炎初任户部尚书,充分施展其经财理政的才能,为初建的南宋王朝筹划钱财,解除了宋高宗面临的财政拮据的困境。尽管他们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积极有为的仕进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但他们一旦身临山峦水泽,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心境和感觉。张孝祥忍不住叹道:“毕竟凌烟像,何以辋川图”(《水调歌头》“放浪形骸”)。叶梦得则云“生涯何有但青山”(《江城子·再送卢停》)。恐怕不能说这些全是牢骚,其中也体现出他们的内心隐曲和“隐”与“仕”的双重人格。叶梦得曾对隐、仕二者加以比较,说“旁人不解青蓑意,犹说黄金宝带重”(《鹧鸪天》“天末残霞,)。张元也有同感:“不羡腰间乾金印,却爱吾庐高枕,无事闭柴门。搔首烟波上,老去任乾坤”(《水调歌头》)。结果都是乐在江湖。在山林中,词人们除了上述感受外,自然山水还能为他们提供哪些感触和乐趣,使得他们既留连不已,又不能释怀。我们再从出世方面看看:

首先,山水隐逸词中表现出来的遁世思想是对往事的悔悟。“回头万事何有,一枕梦黄粱”(李光《水调歌头》“晚渡呼舟”,“乘除了,人间荣辱,付之一笑”(张元

《永遇乐》“月仄金盆盆”)。“拍碎琉璃,始觉从前万事非”。“识破嚣尘,作个逍遥物外人”(张孝祥《减字木兰花》“吹箫泛舟”)。这里表现出来的悔悟,是因为过去太认真、太计较人间荣辱、功名富贵等等,而今大彻大悟,“付之一笑”,这笑是空洞的,是“一切不过如此”的人事空漠感;或更深一层,是人生空漠感。就像苏轼表现出来的“人生如梦”之感,苏轼曾经在词中表现出来的退隐遁世的人生空漠感(“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到此时的山水隐逸词中,才有了普遍的反响。的确,无论从题材内容到表现风格,都可以明显看出这一轨迹。但苏轼只是在诗词中表现出归隐之意,并没有身体力行,而南宋这些词人却在行动上切实做到了。他们隐居山林间,所写隐居生活比苏轼所写更具实感,但在思想深度方面,他们却并没有超越苏轼,或者说,只是和苏轼一样,表现出了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之感,以及到佛、仙中求得某种解脱。

在对自己‘‘误落尘网”表示悔悟以后,词人们开始反省自己的一生。天地茫茫,宇宙洪荒,何处是此生的栖息地呢?漂泊的灵魂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因此,“寻找家园”是隐逸词人们出世思想方面的第二个主题。请看词人们的心声,叶梦得吟道:“此身江海梦,何处定吾家”。(《临江仙》“三月疾风”,)向子湮则说:“平生半是,江北江南,经行处,到处绿水青山”(《满庭芳》“月窟蟠根”)。既是写实,也是写灵魂的飘荡不安。张孝祥亦茫茫然:“万事只今如梦,此身到处为家”(《西江月》“冉冉寒生”,至于“红尘今古转船头,鸥鹭已陈迹,不受世间拘束,任东西南北”(《好事近》),则是朱敦儒的漂泊之歌。他们寻找精神家园,从表面上看是寻找避开人世喧嚣之所,求得一处清静的山林来隐居,实际上表现了词人们对人世的失望而产生的出世思想。身体离开了人世的纠葛,心里就果真能像夕阳下的山林一样宁静么?一种空虚之感,一种没有精神支柱的痛苦伴随着身处山林的词人们。物质上的家国已经沦落,精神上的家园也并非一片安详与静谧,那么,出路又何在呢?

求得解脱是隐逸词人出世思想的第三个主题。词人们在何处求得解脱呢:一是酒,一是仙(或佛)。隐士与酒从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竹林七贤”都是酒林高手,陶渊明、孟浩然的饮酒诗亦复不少。同样,南宋前期的这些山水隐逸词人对酒也很有兴趣:“今朝得到芗林醉,相看白发万事休”(向子湮(鹧鸪天》“露下风前前”,);“壶中天地,大家著意留住”(张元《念奴娇》“蕊香深处”);“断送馀生事,惟酒可忘忧”(向子湮《水调歌头》),“都齐醉了,说甚是和非”(朱敦儒《蓦山溪·夜来雨过》)。在酒精的麻醉中忘掉整个人世、忘掉一切,这是古今通行的避世方面之一,虽然这只是消极的方法。除酒以外,他们也在佛老神仙中求得解脱。如朱敦儒唱道:“莫恨飞花容易散,仙家风味何曾减”(《渔家傲》“鉴水稽山”)。向子湮更把仙家当作归宿:“芗林同老此生涯,一川风露,总道是仙家”(《临江仙》“新月低垂,)。除了神仙世界,皈依佛禅也是他们的寄托之法:“行尽荒烟蛮瘴,深入维那境界,参透祖师禅”(李光《水调歌头》“自笑客行,);“不挂一裘,世间万事如风过,忘缘兀坐,皮袋非真我”(向子湮《点绛唇》)。酒和佛虽也能使词人暂时得到解脱,但并非根本办法,在这些隐逸词人中,既没有像竹林七贤那样嗜酒如命的酒仙,也没有真正剃度出家的和尚,他们倒是更多地流露出对人世欢乐的眷恋之情,不用说那些胸中自有块垒的李纲、张元、张孝祥等人是如此,就是朱敦儒也自称“不是神仙”(《好事近》),只是过过神仙的日子而已。

那么,从他们这些出思想很浓重的山水隐逸词中表达出来的人生空漠感究竟有什么意义?诚然,它们透视出当时社会的动荡、个人仕途的挫折、隐逸传统思想的积淀和以隐为高的时代思潮的影响等等。但应该说还有更深的本质意义。正如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说》中所说:“高蹈的世界,是由浮世的纷扰、个人的失意而生的苦闷的救济场。这无须说,是因为在那里,独善——个人的自由——绝对的被允许的缘故”。(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个性、个人幸福的追求、个人自由(个人内心自由)的追求并实现(或暂时实现),正是南宋前期山水隐逸词所表现出来的深层意义,这是探究山水隐逸词思想意义和价值得出的结论。

山水隐逸词人为避世隐居山林。在山林中,他们也确实享受到自然之美、隐逸之乐,追求到一种不同于俗世的生活情趣,甚至偶尔也达到词人“自我”与山水自然合二为一的境界。

隐逸词人一边表示对看破红尘的,对误落尘网的悔悟,一边慨叹幸福的短暂。“从来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碎”(白居易诗)。在隐逸词人笔下,此类感叹也常常出现:“恨人生时乎不再,未转头,欢事已沉空”(向子湮《声甘州》“扫长空”,)。朱敦儒不无眷恋地回忆过去,“当年五陵下,结客占春游”;“换酒春壶碧,脱帽醉青楼”(《水调歌头》)的悠游生活。连李光也“忽忆故乡花满道,狂歌痛饮俱年少”(《渔家傲》“海外无寒,)。而今,词人们身居山林,过去的尘世欢乐仅存心底。然而,眼前的一切虽不似过去,同样有乐趣,避免喧嚷烦扰的人世不就是为着这种无拘无束、自由快活的生活。因此,随之而来的及时行乐思想,也频频出现在隐逸词人们的笔下:“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朱敦儒《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自断此生休问,愿瓮中长有酒如泉。人间是,更谁得似,月下尊前”(向子湮《八声甘州》“恨中秋”)。

月下吟诗,酒中作乐,哪管明日阴晴,隐逸词人们遂尽情享受着山林之情趣。一是享受着山水的自然之美。山水景观作为大自然的精华的体现,可观、可游、可居。人们在其中可以欣赏、品味和参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人根据自己的性情喜好可以从中得到多种审美愉悦,这是山水自然给予人最基本、最直接的美感。“云无天净,明月端如镜,乌鹊绕枝栖未稳,零露垂垂珠”(《清平乐》),令向子湮徒生凄美之感。叶梦得眼见“枫落吴江,扁舟摇荡,暮山斜照催晴”,禁不住心与“秋水共澄明”(《满庭芳》)。朱敦儒面对翠柳之上的“一轮明月”,更是浮想联翩,“打碎珊瑚,争似看仙桂扶疏横绝”(《水龙吟》“插天翠柳”),其境是何其明丽清新。除了感受到自然山水直接给予人的美感,词人还可以享受山水自然给予的清逸闲适之乐。这种乐趣除了人体感官的感觉,还经过了理性的过滤,比直接美感更深二层。它要求词人在自然中放松自己,不再受尘世杂念的缠扰而感受到一种大自然中独有的清旷闲逸——自然之趣。向子湮自称“乐在烟波钓是闲”(《浣溪沙》“绿玉丛中”)。朱敦儒“浮江载酒,舣棹观澜”,“闲人自在,乘兴访溪山”(《满庭芳》“鹏海风波”,)。叶梦得的“半湖流水夕阳前,犹有一觞一咏似当年”(《虞美人·上已席上》),更是沉醉于清闲之境中了。在此时,功名富贵早已烟消云散。张元豪迈地唱道:“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瑞鹧鸪》)。连李光也说:“收拾桑榆景,蓑笠换金章”(《水调歌头》“晚渡呼舟”)。在尘世间曾竭力追求的东西,这时已显得无足轻重了。

词人们在追求清逸闲适的同时,在生活中还追求一种以尽去豪奢、平朴自然为尚的淡泊情怀,一种以“俗”为“雅”的生活情趣,这与他们贴近自然、享受自然的思想是一致的。前面说过,宋代城市经济特别发达,《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眼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的豪奢场面。这些南渡词人都是这种种豪华的亲历者。但是,正如他们具有两种人格精神一样,他们在生活情趣上也有追求富贵享乐与追求平淡自然两种不同的倾向。在山林间,李纲唱道:“广厦生风非我志,小窗容膝正相当,聊此傲羲皇”(《望江南》“新阁就”)。朱敦儒更是不避“俗”,“不管寒喧风雨,饱饭热煎茶。居士竹,故侯瓜,老生涯”(《诉衷情》)。这些都可以说是他们以“俗”为“雅”、大俗大雅的生活态度的表现。从这种追求平淡自然的生活情趣上,也可以看出苏轼推崇倡导的“淡泊静穆”的陶渊明风格对这些词人,或推而广之,对宋朝文人士大夫的影响。

山水隐逸词全部作品,无论是透视“出世”与“入世”的双重人格还是表现“山林趣隐逸乐”的情趣,或是表现万事看穿、暂且作乐的享受思想,无疑都是词人们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仕进与隐逸的内心矛盾、追求自然之趣的生活态度等等的体现。但窃以为,最能代表山水隐逸词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的作品,是词人们把自己的主体审美感受与审美客体(自然山水)相结合创造出“天人合一”、“物与神游”境界的作品。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人的心灵与人格化了的大自然相碰撞发出的天籁,是人的心灵主体与大自然客体交融与和合的混响。在此时,个人作为社会人的恩怨得失已置之度外,而成为与自然律同一的感性载体。客观存在的大自然则有了生命和活力,与人这个主体相契合,两者通过自然律结合为一体。这时客观自然仿佛有了感性生命,而人这个主体因为符合自然律而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合乎必然性的自由。这种主客体的同一,有人称之为“澄明之境”,有人称之为“天人合一”。在艺术境界上,它似乎接触到了那个“不可知”的境界,给人一种无尽的深远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在山水隐逸词作者的作品中,也有少数达到或接近这种境界的作品。在此,仅举两例略加说明: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朱敦儒《好事近》

这两首词,一为长调,一为小令。从字面分析,虽都有些尘世痕迹:前首“应念岭表经年”,后首“绿蓑青笠”,但从造境这一点来讲,它们都创造出一种“物与神游”、“天人合一”的境界。显示出宇宙无穷、吾人渺小,只有与物(自然)融为一体,方能无生无灭、与天地同在。前词其境为洞庭青草中一叶扁舟,上悬永恒之明月,词人触景感怀,想起天地为逆旅、万象为宾客的比喻,终于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也忘了此时何时,时空仿佛凝固了,一种物化其间的感觉紧紧地笼罩住他。终于,他“不知”了,也就是“化”了。后词下半阕的意境与前词意境相似,“钓丝闲”是静,“孤鸿明灭”是动,合而观之,仿佛过了许多年,其实才刚刚一瞬。那种时间消失,超越了时间的感觉油然而生。“水天一色给人的空间感是无边无际的,超空间的“钓者”,当然早就化在这无始无终、无边无涯的天地之间了。对读这两首词,比较其意象、意境,其“天人合一”的宇宙感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逃避人世、逃避人生(在这一点上它们超越了一般隐逸词),而是体现出更进一步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它们表现出的深刻与精警令人赞赏,不愧为山水隐逸词的代表作。